【翻译/观察者网青年观察者黄郁】（接前文）与1815年后的局面类似，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既受到过去战争教训的影响，也受到鼓舞人心的未来愿景的启示，当然同时还受到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带来的一系列恶性失败的警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痛苦经历过后，美国领导人得出结论：如果美国不能在友好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时提供援助、不能代表遭受抨击的民主价值观发出声音、不能阻止由保护主义引发的贸易战、不能继续通过物质援助的方式支持某些国际组织的话，世界领导国家的位置将会出现空缺，世界秩序将陷入混乱。

事实上，对上述这些“不能”的拒绝直接促成了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成功：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实施在其后数十年里遏制了苏联侵略意图的一系列政策，美国创造了全球经济的“正和秩序”（指各方利益都有所增加的国际秩序——观察者网注），打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盟国体系，美国得以在全球的关键区域维护稳定、平息争端。

如今在我们眼中极为成功的战后国际秩序，正是对之前反复出现的悲剧的有效回应。而扩张主义的苏联在威胁着美国国家安全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醒着人们：如果美国走上另一条道路，悲剧可能随时再次上演。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5月29日文章：《历史终结之日便是悲剧诞生之时》

事实上，美国领导人非常清楚世界和平有多么脆弱，正是这种认知使他们战后在面对危机时始终保持镇定和果断。1950年1月，杜鲁门政府曾宣布朝鲜半岛将不再被纳入美国全球防御范围，因为他们判断，这个地区光凭自身的能力无法对全球权力平衡构成威胁。而当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很快就做出了决定——抵抗。他后来写道，这一决策的依据是他本人在二战前黑暗年代的早期经历。

在我这代人的记忆里，这已经不是强大国家侵犯弱小国家的第一个案例了。我能很快回忆起一些被侵略的更早期例子：中国东北、埃塞俄比亚、奥地利。我记得每一次民主政体的陷落是如何鼓励入侵者们继续得寸进尺的。我能肯定，如果眼睁睁看着韩国被占领，东方阵营领导人将受到鼓舞，进一步控制更接近我们的国家。如果这一势头不能得到遏制，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一触即发，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曾经也只是被一个类似事件触发一样。

杜鲁门很清楚，在受到挑战时，国际秩序必须得到强化；而现在运用武力就能够消除今后不得不陷入更大规模争端的可能性。对于那个时代曾亲眼目睹国际秩序可能如何迅速崩溃的政治家而言，教训是清晰而深刻的：保持危机感是维持长期和平稳定的必要条件。

当然，这一原则同样会因其被滥用而导致悲剧的发生，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国发动的那场昂贵且导致社会动荡的越南战争。这是一次典型的过激干预，而美国为了上这一课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总体而言，美国政策制定者在战后的行为原则是少有争议的。如今，冷战时期会被视为一段“长期和平”的时期，而战后时代被公认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进入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繁荣的黄金时代，民主成为全球政治舞台的主流。所有这些成就的基础，正是美国在二战后数十年内以独特且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全球部署的无可匹敌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力量。所有这些努力同样也都受到了已经发生的历史悲剧的启示和鼓舞。

我们这个时代的健忘症

这种战后秩序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美国人如今似乎已失去了曾经带领他们走向繁荣的那种危机感。美国上一次遭遇国际秩序崩溃至今，谢天谢地，已经近乎四分之三个世纪了。冷战结束也有25年了，这让很多观察者们得出结论：地缘政治竞争本身已经成为过去的遗迹了。这种思想倾向自然地导致美国人曾经孜孜不倦维护稳定和安全的意识出现了松懈。

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曾自信地宣告，为了支持和维护有利世界各国的国际秩序，美国人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重任、迎接任何挑战、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而如今看来，这种意愿正引发人们越来越多的疑虑。

再让我们看看美国的国防预算。在和平时期，强大而资金充裕的国防体系已成为二战以来支撑起美国秩序大厦的关键。自冷战结束以来，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已成为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基石。如今，美国的军事控制力已在减弱，并且美国阻止这种衰落趋势的意愿还不明确。俄罗斯和中国正大量投资国防军事能力建设，期待着能在东欧和东亚施展各自的影响力，削弱美国军事力量的优势地位。而同一时期美国的军事预算已从2010年的7,680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5,950亿美元。按当前趋势发展下去，国防开支占GDP比重将下降到二战以来的历史最低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试图以有意义的方式——而非像特朗普总统提出的魔术般的“造墙运动”——强化美国军事威慑的努力都将成为政治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福利开支仍旧是不可侵犯的领域，任何增税措施都让人无法接受。

美国人和他们选出的政治家似乎忘了，世界上还有比改革社会保障金制度和另外再多付3到5个百分点个人所得税更糟糕的事情；他们也忘了，美国的军事优势才是防止这些更糟糕情况发生的有力保障。

我们再看看美国公众舆论在对外事务上的观点。过去几年，情绪化的声音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人们认为美国应该多管管自己家里的花园，而不是去世界各地瞎操心。2013年，52%的美国人都赞成美国应该“在国际上少管闲事，让其他国家去争取他们靠自己能够过上的好生活”。3年以后，赞同这一观点的人口比例上升到57%。这是越南战争以来最能反映人们“反国际主义”情绪的证据之一，这同时也反映出美国人不再那么愿意承担长期以来的全球领导责任。

美国公众不应受到指责。这些年来，美国领导人一直在频繁煽动这种情绪。巴拉克·奥巴马曾反复强调，是时候放弃海外的意识形态推动工作了，美国应该专注于国内的建设，他还宣称宇宙的规律总会不可避免地趋向于公正，他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无需再费力维持这种公正了。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曾不屑地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肢解定性为“明显具有19世纪和20世纪风格的决策”，而不承认这次军事行动标志着死灰复燃的超级大国修正主义，并且将对21世纪的世界构成越来越不容忽视的威胁。

还有更近的例子，特朗普反复将美国的盟约和其他承诺斥为让其他国家能够在美国大赚一笔的“傻瓜赌注”；他甚至还复活了有关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优先“原则的相关话语乃至部分政策。

在这些观念里（尤其在特朗普的世界观里），我们找不到任何的危机感，人们根本意识不到，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国际体系，之所以能在过去70年里有效避免悲剧发生并取得如此巨大进展，正是因为美国曾非常努力地维持这种秩序；人们同样意识不到，对自由贸易的攻击，对专断领导人的崇拜，以及对美国联盟体系的质疑，都对维持当前秩序、继续美国所取得的成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事实上，如果美国人对承担国际领导责任感到越来越疲惫，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忘了这种领导责任在当初为何值得承担。为什么我们要在全球部署军事力量？为什么我们要在全球建立广泛的同盟体系？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关心发生在乌克兰和南中国海这样遥远地区的事务？为什么即使明知这会对美国的特定产业和就业形势构成短期威胁，我们仍然要追求自由贸易？针对这些问题，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人给出优秀的历史性回答，而这些答案总会无一例外地提及，在美国承担起雄心勃勃的全球角色之前，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一系列悲剧性事件。

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遗忘了那段历史，部分是因为时间流逝使遗忘难以避免，而更多地是因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取得的成就早已冲淡了那段黑暗的历史记忆。美国人的危机感已然逐渐流失，并正被一种幼稚、危险且脱离历史的世界观所代替，而这一过程目前仍在加速当中。

愈加黑暗的世界图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国际社会再一次被威胁美国的大小势力所充斥，这种遗忘症依然在折磨着人们。在东亚和东欧，修正主义的专制力量正在威胁他们的邻国，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被一点点蚕食殆尽。

在中东，伊朗宣告了该国在这一地区的野心，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则在缓慢推进他的种族灭绝计划，伊斯兰国和其他圣战组织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大肆破坏——即使他们的军事力量已遭到削弱。朝鲜正公然违反国际社会准则，继续推进其核武器和导弹项目，这对韩国同时也对美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在全世界各个地区，曾经在冷战后有效维持了世界稳定的规则和秩序正遭到越来越强烈的挑战和侵犯。互不侵犯领土、和平解决争端、各国不受胁迫地选择其经济和政治盟友的自由以及在世界关键航道的航行自由——所有这些规范如今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当下的世界，威胁因素多种多样，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征——都代表着仪表盘上闪烁的警示灯，这表明长期以来有效而稳定运行的国际体系正从边缘开始崩溃。超级大国之间的竞赛正在复活，这尤其令人忧虑：大国的欲望难以满足，这些国家的地缘政治修正主义一直以来都预示着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尽管很难想象，但你可以设想一下——未来某一天，当我们回顾今天国际体系遇到的挑战和分裂时，这些都会被视为日后悲剧事件的先兆。

悲剧是普遍存在的，也却并非不可避免。只要美国及盟友齐心协力，暗淡的未来就完全可以避免。是的，世界主导力量的交替正在不容置疑地发生着，而且再也不会像1945年或1991年那样有利于美国了，全球政治领域的某些转变也因此变得不可避免。

至少在当前，美国还不是过气的霸主，它仍然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华盛顿及其盟友仍然把持着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和经济主导权。当下的国际秩序的确面临挑战，但这些挑战并非不可抵御。只要与美国结盟的国家能够坚定不移，一直以来巩固着该秩序的各类盟约、协定和组织机构将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固。

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实力，还在于意志。那些在历史上曾经维护了国际秩序的国家，如今是否能重新聚拢勇气、凝聚力和资源来继续维护这种秩序呢？他们能否意识到，在过去成功遏制大国战争和灾难性动荡的并不是什么历史必然性或是什么“人性中的善良”，而是他们的坚定意志和不懈努力？他们是否还清楚记得，当国际秩序分崩离析之际，一切都会多么迅速地坠入恐怖的深渊？美国及其盟国曾经从悲剧中拾起了创造美丽新世界的决心，如今他们是否能恢复这样的决心让美好的事物继续美好下去？

在书写19世纪议会制度的成败时，基辛格观察到，“在享受长期和平的时代，危机感消失了；人们不再意识到国家也可能消亡，而动乱一旦发生就再也无法挽回”。

如今，美国人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最终重新获得他们应有的危机感：要么是自己主动认识到危机感的重要性，要么在真实世界里经历真实的悲剧——如果他们的遗忘症得不到治疗的话，这一结局将难以避免。

（全文完，青年观察者黄郁译自5月29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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