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份，前美国副国务卿、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表示，希望中美双方能够继续解决双方的分歧，至少能够管控住分歧。

佐利克在演讲中提到，他对中国有四个方面的担忧：国企的作用、中国的外交策略、中国制造2025，以及特朗普政府之外其他美国阶层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本文为资深投资人、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何火新对这四点担忧的一一分析。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何火新】

不久前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在某论坛上对中国的一个发言，最近流传较广。

众所周知，世界银行长期以来都由美国人当行长，佐利克也曾是美国的副国务卿。看了他的这个发言，实在无法确定他是为中国利益考虑，真心希望中国继续创造新的经济奇迹，还是为了美国的根本利益考虑，希望中国按其建议做战略调整，以维持美国在全球的老大地位长期不变。

他在演讲中明确提出了4点担忧：

“我想给中国朋友一个警告，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只局限于特朗普政府。假设中美关系在中期选举，或者是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回到过去是不太现实的。我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担忧……”

下面着重讲讲佐利克这四个担忧是否有比较充分的依据。

罗伯特·佐利克在讨论会上发言（图/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

佐利克所说的第一个担忧：

“国企的作用。在外界看来，中国好像转向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我们担心中国私营企业没办法公平竞争。”

显然，佐利克的担忧不仅在国际上，在国内都有相当的代表性。不少人认为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取得了相对于民营企业不正当竞争优势，这是重大的误解。

民营企业的主要经营目标，就是民企老板利益和经营利润的最大化，这容易导致唯利是图，而国企的体制原因决定了利润只是追求的一个目标。

这个背景下，国企普遍依法足额缴税，而民企普遍偷税漏税；国企普遍给员工按实际收入缴纳足额的社会保险，而民营企业普遍少缴甚至不缴社会保险；国企普遍及时发放工资，而不少民企普遍拖欠员工工资；国企主动解雇员工的比例明显少于民企；国企相对于民企，普遍遵守环保法规；国企相对于国企，更重视安全生产，早年正因为民企煤矿安全事故频发民怨大，才有煤矿开采行业的所谓“国进民退”，中国的发展不应该以“血煤”作为基础。显然，民企通过这类不合法、不合理的方式降低了经营成本，取得了不正当的竞争优势。

或许有人认为国企更容易得到银行贷款而获得不正当竞争的优势地位。实际上1990年代大量竞争力差的中小型地方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存活下来的国企规模大，银行向这些企业提供贷款不仅成本低而且安全性更高。这是市场规律，而不是国企的不正当竞争。华为等规模大的民企，自然是各大银行争夺的优质客户。前几年不少钢贸民企导致银行贷款较多的损失，银行不顾安全性向民企贷款，这会加重中国的金融风险。

国企的垄断其实是个伪命题，垄断的本质是取得垄断利润这个实质，而不是较大的市场占有率这个表象。

很多人只知道中石油和中石化有垄断地位，却不知2008年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桶后，发改委不许这两家企业的成品油涨价（即国际原油从100美元/桶涨到147美元/桶，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变），高价买国际市场的原油，低价在国内销售成品油，导致两家企业当年巨亏。如果中石油或中石化的市场份额分给1000个油老板，油老板会承担这种亏损？

同样的亏损出现在2010、2011年的电力国企上，高价在市场上买市价煤，按发改委规定的低电价售电，政策性亏损何止千亿元？相比逐利的民企，国企特殊的社会责任，令国企处于极大的不公平竞争的劣势。电信企业和石油石化企业都是如此。

资料图来源：东方IC

美国国土面积和中国差不大，但美国适合人居住的平原明显大于中国，而中国的通信基站多达500多万个，是美国的10多倍。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电信企业承担了保障全国通信信号尽可能大面积覆盖的社会责任，而美国的电信企业是民营企业，要的是利润最大化。

以中国的青藏铁路为代表的大量铁路实际上难以赚钱，民营企业根本不可能建，只有国企才会建。多年前有网友晒了十多年北京到武汉的普快铁路车票，十多年一分钱未涨。但中国部分动车和高铁线路部分路段是民营，同样的速度票价明显高于铁路总公司，难道中国的居民们会因为亿万富翁的利润最大化，欢迎这种价差？

最近几年较多民企经营陷入困境，有言论妄谈什么国企的不正当竞争。在产能全面过剩的情况下，产业集中度必然是不断提升的，竞争力不强的企业被淘汰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1990年代大量中小型国有企业的破产就是因为竞争力不强。美国曾有2000多家汽车公司，现在只有三家，难道福特、通用、克莱斯勒是国有企业？

佐利克的第二个担忧是：

“我在过去10年观察到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前非常支持和中国的友好关系，现在变得越来越沮丧。因为他们需要进行强制的技术转让，可能会有监管方面对竞争的限制，以及对知识产权的窃取等等。以前的商界是非常支持中美关系的，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扮演这个角色了。这一点是未来我们可以扭转的局势。”

显然佐利克说的“美国和其他国家”是指部分西方国家。事实上中国凭借充足的低成本资金（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在海外的贷款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基础建设和项目建设的低成本、不附带前提政治条件，及较高的技术水平，受到了较多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即使有些国家因为政府更替等原因导致部分合作项目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甚至巨大损失，中国政府都是尽可能寻求合作共赢的结果。所以“越来越沮丧”的，只是全球200多个国家中的少数国家或地区，并不具有普遍性。

而所谓的“强制的技术转让”和“对知识产权的窃取”，似乎并无较多的确切证据。显然目前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舆论，是掌握在对中国抱有偏见的西方媒体之中。如果中国政府或是国有企业普遍有这种做法，西方媒体早就大量报道。

李克强总理今年3月26日同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的外方代表座谈。在回答美国高通公司CEO莫伦科夫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时，李克强说，“我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承诺，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并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又强调对此类行为要坚决逐出市场。他谈道，“我在这里再次重申：决不允许让来华投资的外企强制转让技术。”到底是佐利克的质疑，还是李克强总理掷地有声的讲话更可信？

所谓的“以前的商界是非常支持中美关系的，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扮演这个角色了”，显然也并非事实。美国在正式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前曾有模有样地召开了听证会，会上的美国企业几乎全面反对。

美国汽车和零部件制造商协会（MEMA）表示，MEMA的中国供应商提供了制造业领域最多的工作岗位，直接影响50个州的超过87.1万个工作岗位。301条款中相关内容，将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成比例”地提高，为企业带来巨大损失，甚至使中小企业直接破产。

全球最大的便携式太阳能设备制造商Goal Zero直言，无法在美国找到合适的原材料供应商，因为一些定制化的配件只有中国一些小企业愿意对原材料进行深加工。

生产住宅和商业草坪及园林绿化设备的Brinly-Hardy公司虽然有179年历史，但这次加征关税让他们的成本至少增加了25%，他们哀叹“关税清单将成为钉进棺材里的钉子”。

很多企业在发言中都不约而同提到，他们基本上都从中国进口原料，因为没有美国本土货源可供替代，而且中国的货源已经供应多年，所占份额巨大。比如集装箱行业，97%的钢制运输集装箱都是中国制造，相关企业Mobile Mini的法律顾问说，“在我20年入行经验中，从未见过能到达美国海岸的、非中国制造的集装箱。”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努力想从与会企业口中挖出中国侵犯知识产权、不公平贸易的证据，但绝大多数企业否认了这点。

比如美国领先的电动自行车生产商Pedego就说其所有的设计都在加州，在中国生产和组装完全不会涉及到行业的重要科技、知识产权和创新。电动自行车也完全不涉及“中国制造2025”。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追问道：“你所提到的设计是哪种？担心知识产权被窃取吗？”Pedego公司答道：“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不是科技上的，是审美上的。”

像Pedego公司一样，很多与会企业都否认了这次征税清单涉及“中国制造2025”，他们在中国没有被窃取专利，中国也没有强迫美国公司转让专利。他们并不认为美国政府加征关税能达到让中国改变的预期目的。

从听证会的发言来看，并未出现美国企业界全面反对友好的中美关系的现象。

佐利克担忧之三是：

“中国制造2025。对某些人来说，看起来好像是要在未来统治科技行业。我知道中国需要向高端转移，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在不断缩小。我也理解中国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我们的期望。但是，和外国人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中国需要基于自主创新，是基于保护主义，基于补贴，以及对海外科技企业的收购。美国的这种担心，我读到的最好的一份报告是来自于欧盟在中国的商会的报告。”

中国除了有十多个五年计划外，有大量的发展规划，比如863计划、星火计划，和本人在1997年前后高校就读时提出的科教兴国计划。中国不可能永远当十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落后国家。中国坚定不移地发展经济，提升科技水平，这不是罪过，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的发展权的体现。

中国目前除了少数科技领域在国际上领先外，科技整体水平与西方事实上有较大的差距。目前到2025年不过7年时间，不知佐利克“看起来好像是要在未来统治科技行业”的想法从何而来。

而科技领域采取保护主义的恰恰是西方。

知名的《瓦森纳协定》，又称“瓦森纳安排机制”，全称为《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它是世界主要的工业设备和武器制造国在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后于1996年成立的一个旨在控制常规武器和高新技术贸易的国际性组织。

《瓦森纳协定》拥有33个成员国，其中17个曾是“巴统”组织的成员国。《瓦森纳协定》虽然允许成员国在自愿的基础上对各自的技术出口实施控制，但实际上成员国在重要的技术出口决策上受到美国的影响。中国在被限制的国家名单之中。《瓦森纳协议》严重影响着我国与其成员国之间开展的高技术国际合作。

在中美高技术合作方面，美国总是从其全球安全战略考虑，并以出口限制政策为借口，严格限制高技术向我国出口。中美两国虽然在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科技合作比较活跃，但是在航空、航天、信息、生物技术等高技术领域几乎没有合作。

关于补贴，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在推动国家重要产业（比如大飞机）的突破性发展和科技的研发上，同样普遍会对企业进行补贴。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补贴只是科技水平提升的条件之一，并不是充分条件。而海外科技企业的收购，西方对中国的收购普遍采取了重重阻挠，甚至以国家安全受威胁为由直接以行政命令予以否决。

美国重重阻挠中国收购美国高新技术企业（图/纽约时报Harry Campbell）

佐利克的第四个担忧是：

“中国的外交政策，从以前邓小平时代的自我克制转向现在这种非常自信的大国外交，我想是有一些差别的。我想帮助大家理解，除了特朗普政府以外，其他的美国阶层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我参与了中国加入WTO历时17年的谈判，后来是巴尔舍夫斯基接替我。现在中国加入WTO时的那些衣服已经不太合身了。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了很多承诺，可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更多的承诺。但是，现在中国的平均关税还是9%点多，是其他国家的3倍。像我这样的人就很难向特朗普总统去解释为什么中国对美国的汽车进口关税是25%，而美国对中国汽车的进口关税是2.5%。”

中国从邓小平时期执行的韬光养晦战略，和现在“非常自信的大国外交”，对国际社会并没有输出负面的影响。2009年，习近平在访问墨西哥接见华侨时坦然说道，“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反观西方在中东等地区输出所谓的民主，导致较多国家动乱和饥饿。

关于中国在加入WTO时所做的承诺，佐利克也承认“可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更多的承诺”，但佐利克实际上也知道中国全面遵守了这些承诺，否则恐怕会在讲话中直接指责中国违背了承诺。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时需要遵守不同的条件，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加入WTO，自然不需迈发达国家级的入世门槛。目前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没有理由要求中国按发达国家的标准重新调整入世承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入世15年后，若面临其他WTO成员国反倾销诉讼，将自动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然而欧盟和美国却继续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

中国履行了入世承诺，降低了关税。并且今年以来，经过连续多次自主调整，中国关税总水平将由上年的9.8%降至7.5%，平均降幅达23%。不知佐利克如何向中国解释为何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大幅提高关税？中美之间汽车的进口关税问题真的很难解释吗？中国汽车产业不如美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很少有汽车出口到美国，美国却有大量的汽车出口到中国，中国需要保护中国的汽车产业。

由上可见，佐利克应当全面了解中国的国情，并以合作共赢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或许就能发现对中国的诸多担忧并没有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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