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美国展开国事访问，首站即是同中国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西北部城市西雅图。今日（23号），习近平将在西雅图参加中美企业家座谈会，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将主持与商界领袖讨论的环节。会议由保尔森基金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联合主办，将为代表各行业的中美两国商界领袖提供机会，讨论两国面临的问题、挑战和机遇，并探讨如何加强中美经贸关系。

保尔森日前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自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即成为两国关系的核心，而世界经济的有效管理，亦有赖中国与美国的共同协作。】

中国的经济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它们会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答案取决于北京和华盛顿，取决于它们的各自努力和共同协作。

首先，两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增长息息相关，它们必须对经济结构加以改革，为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打好基础。

近来中国股市的波动活跃了一大队名副其实的“股市熊兵”（观察者网注：特指那些总是对股市以及总体经济走向抱负面心态的人），这些人相信中国经济事实上正在跌入低谷。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增长，在未来几年里此种状况仍会继续，但股市下跌这一现象本身，却远不足以作为中国经济实况的注脚。

毫无疑问任何市场都会孵育出资产泡沫。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年夏天中国股市的调整虽然是许多中国股民的惨痛回忆，但它已经为沪深股市的股价去除了泡沫。

我们需要正视北京面临的潜在结构性挑战：它在调整经济结构、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同时，还需要完成从旧经济模式到新经济模式的转型。只要中国在加速完成习近平主席经济改革规划的同时，也从当前开始，正确应对眼下的挑战，那么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从大处着眼，也是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能够避免的。中国并不缺乏相应的工具和财政实力来完成这一任务。

近年来中国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作出了两大贡献：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的增长；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拉动了其它国家的商品以及工业出口——世界上大约一半的铜、镍、锡和铁，就都是中国消费的。

如今这两大丰碑岌岌可危。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原非磐石之安，当经济发展趋于成熟时，速度自然要放慢。但要阻止中国经济下行并非毫无希望，只要中国能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建立起一个增速相对缓慢，但发展品质更高的经济基础。

中国的领导人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们才在2013年11月宣布进行雄心勃勃的经济结构改革。但某些领域的改革迁延未动，包括对新经济模式之建立至关紧要的财政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

坦白说，十年来这些困难重重的经济改革一直处于延宕中，习近平接到的并不是一手好牌。而势力庞大的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抵制，又空前加大了这一挑战的规模。

这一错杂着政治意愿、先后顺序以及执行力的巨大挑战将花费上数年，而不是数月的时间去解决，并且改革总会有副作用：比如改革国有企业意味着上百万人下岗。为促进就业机会，此类经济改革还会要求对劳动力市场及其竞争机制进行复杂的改革。

谁也不知道如何重启一个增速放缓、仍在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摇摆的混合经济体（其总量达十万亿美元）。错误是无可避免的。即便在最好的情势下，在中国经济探索出一种新常态（即增速稍缓、但更平衡、市场占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之前，世界市场仍会遭受周期性的震荡。

即便同中国存在诸多分歧，美国也应当支持其经济改革。而作为美国国债的大持有者及其结构性贸易赤字的主要贡献者，中国的利益与美国是否进行迫在眉睫的财政、税务以及结构性改革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休戚相关。

习近平与保尔森是“老相识”，2010年4月9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海南博鳌会见博鳌亚洲论坛候任理事保尔森，接受他赠送的新书《峭壁边缘》

其二，美国和中国公司都需要在对方市场里获取更多的商机。

从农业综合企业到医疗器械领域，美国和中国经济正越来越趋向互补。如今缺少的是能更好保证两国间直接投资且能为两国公司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的相关政策。

对中国来说这尤其是个难题，中国急需通过竞争来解决经济效率低下与经济扭曲的问题。私有经济是中国就业岗位的主要来源，但许多高增长的经济部门尚未对其开放；而诸如土地和能源补贴以及监管保护等政策，又使国有企业逃脱了市场规律的约束。

这束缚了中国私有企业的发展，也限制了创造就业的机会。中国不肯对美国和其它外国竞争者开放，也就失去了在一流竞争环境中获益的机会。

打破国企垄断局面，开放原本封闭的经济部门，此举将为中国私有企业以及美国公司提供巨大的机会。美国中小企业将在卫生保健、清洁能源以及水处理等领域为中国提供其迫切需要的服务与技术。

美国也需要更多的投资。中国已成为美国农产品的头号市场，在美国农业出口中占有20%——接近3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00亿）——的购买份额。2011年，单是对中国出口农产品，16万美国人的工作得到了保障。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更能扩大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举例来说，2013年双汇收购了美国的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就在2015年上半年，这家公司对中国的猪肉出口量上涨了45%。如今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总额（包括在东道国境内的创建投资）超过了5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400亿）。

双方要保证这些收益，方法之一是签订一份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议，在将美国市场更公平地向中国开放的同时，也支持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但双方在市场开放规模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习近平和奥巴马应该让双方谈判者搭个“习奥会”的便车。

第三，作为美国财政部长，在2008年经济危机时我亲身体会到一个道理：世界需要有效的经济管理。没有美国同中国的协作，全球经济机构决不能适应21世纪的经济现实，也不可能高效运作。

所以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二十国集团（G20）登上了全球的舞台。发达的工业民主国家尽管有共同的利益，但要想有效解决当前的危机以及未来的挑战，就不能垄断管理全球经济的治理权。

中美关系如不和谐，G20也无法运转。在解决诸如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时，中美联手有助于刺激G20的其它成员往前更进一步。我们也需要一套可执行的、规则化的网络经济制度来惩罚和制止网络盗窃，这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主要经济体的合作。

同样，如今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的时候，中国和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应扮演起与它们经济地位相称的角色。除非我们将此付诸实践，否则全球经济治理的碎片化趋势将进一步加深。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将另立新的金融机构。

北京创建的亚投行是一个切中要害的例子，正给华盛顿敲了一记警钟。美国最初的反对是个错误，现在它应该向亚投行施加影响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它，退而求其次，也必然是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鼓励其它金融机构同亚投行合作，帮助它制定条例，丰满其实践，共同分担亚洲所需的数万亿美元基础设施需求。

从更高层次来看，随着中国贸易与投资网络的扩大，其外交政策和雄心必然会相应拓展。让中国在不断发展的、制度化的全球经济管理体系中担当关键角色，也许能缓和中美之间的外交冲突。

本周习近平在美访问，时下两国关系正处于误解与紧张加剧的状态。导致中美分歧的议题有很多，包括网络安全冲突、人权问题以及南海问题。

但如果我们放弃了冷战以来的中美关系核心，忽略了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未能使亿万中国人和美国人从中受益，将是非常危险的。舍本逐末，此之谓也！

（原文载《华盛顿邮报》，观察者网刘旭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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