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河北省保定市所辖雄县、容城、安新3县设立雄安新区，以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本文节选自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与中国打交道》一书中第16章天际线和江岸线，其中提到保尔森基金会于2013年5月就对保定和白洋淀地区做过评估，提出将一部分功能分化给保定以减少首都拥堵并改善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并提到习近平于2014年7月曾在见面时向他提到过这个设想。】

《与中国打交道》

保尔森基金会在保定也做过一次评估，这个有着1,100多万人口的河北省的城市位于北京西南约100英里处。这次评估极好地诠释了在处理中国环境问题时要做出适当的权衡有多么困难。

据中国环保部评测，保定被评为2014年全国空气质量最差城市，但它也是全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设备生产基地。世界第二大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和其他几十个类似公司的总部都坐落于此。河北省就像一个马的项圈似的环绕着北京，是中国重工业的采煤和炼钢中心，全国十大最污染城市中的七个都在这儿。地理因素也是造成污染的原因之一：河北大部地处肥沃的华北平原，北边和西边群山环绕，东临渤海，频繁的气温变化使雾霾一聚就是好几天。

 从十年前开始，保定就不遗余力地推行有利于吸引可再生能源设备如风能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等生产商的政策。依靠中央政府的支持，保定成为了全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工业基地。2010年被挑选为八大试点城市之一，展示在严格限制碳排放的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取得低碳增长，同时达到严格碳排放目标。

亨利·保尔森（资料图）

保定最初在推动替代能源发展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从2005年到2008年这里可再生能源公司的数目翻了三番达到200家，总收入激增五倍达到35亿美元，创造了1.35万个工作岗位。联合国将保定命名为世界上第一个“碳益”城市，表明它生产的产品，如果安装起来，能够在产品寿命期内节约比保定碳排放还要多的碳。

接着全球金融危机袭来，中国的可再生产品充斥世界市场，导致价格急剧下降。美国和欧盟马上向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出口征收关税，地方企业急剧萎缩，许多大的生产厂家，包括英利，在2012年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利润。不久这个城市的第一家纳税大户变成了长城汽车公司，中国最大的SUV生产商，自1984年成立以来就是地方的经济支柱。

由于想让其城市中心扩张三倍以容纳300万居民，保定和其他的中国城市一样走上了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庞大的居民楼群中间穿插着宽阔的大道。虽然许多大楼都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和风能涡轮机，但是大多数的电力还得依靠传统的煤炭和天然气资源来供应。

对于保定来说，其正在推进的城镇化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是很关键的。它正翘首以待能受益于习近平的宏伟计划，这个计划将拥有1.3亿人口的北京、天津和河北纳入一个巨大的经济圈，这需要地方领导更好地做好协调工作。中央政府正在计划一部分行政和后勤功能划拨给保定以减少首都的拥堵，并有可能改善这些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城市群、或者按其流行的中文简称“京津冀一体化”规划的提出，习近平将区域化方式破解发展难题视为其将来的遗产之一。正如他2014年7月简单地告诉我的那样：“这是我个人的设想。”

京津冀意在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这个区域糟糕的空气表明，需要更好的协调工作。空气污染是北京的汽车、河北的燃煤工厂和天津的化工厂讨厌的副产品，但是这三个地方政府竞相追求发展政策。

当北京的空气在2013年冬季变得一连几天几乎无法呼吸时，中央政府命令河北和其他几个省份关停工厂。这样做当然会影响那些地区的财政收入，当地官员自然会抵制。这个区域的发展一直很不平衡，其中北京居民的人均收入是河北人的2.5倍。

保定市市长马誉峰2012年向我们求助时，他迫切地想使用保尔森基金会的评估工具，但是当地的局长们不愿意分享信息，怕影响自己的政绩。保尔森基金会不得不说服那些传统上不相往来的部委一块儿合作。幸运的是，在中国我们有我的好朋友前副总理曾培炎领导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作为合作伙伴。这是一个频繁地在外国人和本国人之间牵线搭桥的精明合作伙伴，曾在帮助规划和推动中国不同凡响的城镇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保定如果能围绕水进行创新性思考肯定会受益匪浅。正如我们评估工具所确定的那样，保定在资源保护方面一直做得很到位。可是它像整个华北地区一样，严重缺水。由于是白洋淀的所在地，保定的缺水则尤为严峻。白洋淀由143个湖泊组成，是华北最大的淡水区，也是北京最主要的水源地。在干旱、开发和北京准备2008年奥运会需水量加大等压力下，白洋淀的水面在不断缩小，受到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当地曾经在2006年和2008年不得不从黄河引水过来以拯救这里的湿地和生活在岸边的人民，包括远近闻名、用自养鸬鹚捉鱼的当地渔民。中国浩大的、充满争议的南水北调工程完工，保定一定会从中受益。这项工程会将长江盆地的水引到北京和华北平原的其他城市。2014年12月中旬南水北调中线第一期工程开始向河北输水。

白洋淀的困境对中国，甚至全世界来说都不陌生。从海边的滩涂到淡水湖和沼泽地，中国的主要湿地在迅速的消失。为了城市和工业发展，它们被抽干并填平，由于砍伐森林而被淤积，由于上游建坝而失去了水源，或者为了扩大农业用地而被填埋。从1994年到2010年，河北边上渤海湾原来滩涂区的三分之一都不见了。

保护湿地之所以对我和温蒂如此重要，这些重要区域的迅速消失是其中一个原因。湿地是我们这个星球生活保障的关键部分，它们保护着我们免受风暴的侵袭，帮助预防洪灾。海边湿地作为地球上最多样化、最多产的生态体系，是许多海洋动物的保育院，包括我们习以为常的鱼类、贝类和甲壳动物等。这些富饶的栖息地里的生物是极其重要的碳池。这些滩地上的泥土、沙砾和沉积物混合起来后就是净化水源和帮助清洁空气的过滤器。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4月的一次会面中对我说的，“我们应该建设更多的湿地，它们将是地球的肾脏。”

我和温蒂都是狂热的鸟迷，再没有比湿地更好的地方来观察造物的神奇和多样性了。湿地是迁徙物种从它们的繁殖地到过冬地长途跋涉过程中寻找庇护、休憩和补给的中继站。但是随着这些栖息地的消失，水鸟们也不见了，它们的数量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很多年前还在大量繁殖的世界物种今天正濒临灭绝。在亚洲这种威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重。

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相关的抗议活动越来越常见，就像2014年在广东发生的针对建造石油化工厂计划的抗议。这个厂将生产二甲苯，一种用于生产涤纶织物和塑料瓶的有害的化工产品；还有发生在杭州的针对建造垃圾焚烧炉的抗议活动。普通市民走上街头呼吁保护他们的人身健康和安全。

你也可以在其他方面看到中国人对环保表现出的关切。例如，虽然鸟类的数量日益受到威胁，但中国的鸟类观察者数量却在急剧上升。这是一个健康的发展趋势，因为鸟迷会是铁杆的保护主义者。

我在鸟类生命国际大会就遇见了这样一个新的中国鸟迷。我和温蒂都参加了2013年6月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这个会议。蒂娜·林（Tina Lin）也就只有12岁，还在上小学，可爱而认真。她站在讲台上别人几乎看不到她，可她却利用无可挑剔的英语谈论怎样把世界上的青年人与大自然联系起来。

蒂娜来自福州，一个有着290万人口的中国东南部城市。那儿气候温暖多雨，出产世界上最好的几种乌龙茶。她通过当地组织的一个项目发现了观鸟的乐趣，并且由于发现了八种濒危勺嘴鹬一下子成为了观鸟圈里的名人。

 “我希望我们能够建立更多的自然保护区来保护鸟类的栖息地，”我们在渥太华同台演说时她告诉我，“这样人们就可以停止捕杀鸟类了。”

我和温蒂计划好年底在中国与蒂娜和她妈妈一起观鸟。我们想到一个具体地点：北大港，一块位于天津市区的海岸湿地。天津市是中国第四大城市，也是繁忙的工业中心，位于北京东南约80英里处。天津比邻黄海最西端的渤海湾，这儿曾经到处都是滩涂，聚集着海洋生物和鸟类。由于发展，这些湿地都消失了，鸟类也随之大量死亡。

北大港本身就是一个处于重工业区滨海新区中心的滩涂绿洲。这个湿地旁边是大片的油田，周围全是炼油厂、核电厂和其他的重工业典范。这儿栖息着200多种候鸟，从稀少的东方白鹳和大鹈鹕到小黑鸭和豆雁。但是这个保护区正处在开发商和投机商的重压之下，并且根据有关报告，这里还管理不善。我们听说当地渔民为了每天捕到更多的鱼，不惜毒杀一些白鹳，因为白鹳每天要吃掉五磅鱼；湿地里被泵入水使水面被人为地抬高以赶走那些涉禽，增加其捕鱼权的价值；此外，在一些地方肥沃的淤泥还被挖出来出售。

中国的湿地保护是保尔森基金会的头等大事，我们为此制定了两大目标。一是识别和划定对生态最为重要的湿地，这样中国有关部门在为土地开发利用做决策时就可以拥有最科学的信息。我们的目标是在2014年年底之前将这个蓝图递交给中国政府，同时提出基于国际最佳实践的改善湿地管理政策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将我们的建议纳入其第13个五年计划之中。这个计划的实施是从2016到2020年。

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同当地官员一起选取一两个湿地进行保护和管理，以作为其他湿地保护的典范。我们希望把北大港作为其中之一。我们的最初接触并没有得到回应。但是有一次在芝加哥我的老朋友和中国通——商人汤·普利茨克（Tom Pritzker）家里举行的小型宴会上，我有幸与天津市长黄兴国坐在一起。我同黄谈得很好，他答应想办法和我们一起合作。

我们选择的时机也很好。习近平正在要求省长和市长们注重环境保护，不要只顾GDP增长。虽然我们仍遇到些阻碍，因为天津的基层官员想把我们引向别的地方，但我们还是安排去了一趟北大港。2013年11月的一个晴朗有风的早晨，蒂娜和她妈妈与我与温蒂一起加入了一个至少由六七辆小车组成的、坐满了当地政府官员的车队。和我们一起的还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泰娅·史密斯（Taiya Smith），自然保护总监牛红卫，以及研究所新聘的的执行主任辛西娅·泽尔特万格（Cynthia Zeltwanger）。

出发不久，我们就察觉到走的方向不对。很明显，这些官员显然想把我们带到别的地方去。我们设法让车队停在了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的路肩上，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辩，同主人们说我们感兴趣的湿地只有北大港，而不是他们决定要带我们去的地方。这些官员有可能不理解我们去看保护区的愿望，但也有可能是不想让我们看到那里正在进行的活动，我们听说这些活动对生态正在造成巨大破坏。

我们到那儿时已经很晚了。由于我还得赶回去和市长一起吃午饭，所以只能作短暂停留。但是我们还是见到了白鹳，我也看到了北大港能够变得多么引人入胜。后来温蒂、蒂娜和她妈妈与当地的导游和学者们一起留了下来，我一个人返回市区。吃午饭的时候我把自己对北大港的担忧转达给了黄市长，他承诺马上对这个栖息地的管理程序和规则进行一次评估。回国后，我写信向他保证说保尔森基金会会和天津一道帮助提供专业知识和资金，以世界一流的水平来恢复、保护和管理这个栖息地。他曾说过要采取最好的保护管理实践，把北大港湿地保护区最终变成一个国家级的生态公园。保尔森基金会正在通过制定保护区的总体规划来帮助天津和国家林业局实现这一目标。

保尔森一行到北大港观鸟

北大港和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其他滩涂的未来究竟会是什么样？我们已经快到临界点了，但是如果现在毅然决然的行动起来，我们还会有时间去保护剩余的湿地环境。看到习近平应对环境问题的紧迫感，以及像黄市长一样的开明领导者的不断努力，我倍感鼓舞。我曾见过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的努力能够发挥多么巨大的作用！

1983年，香港的官员们明智地让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帮助保护位于香港西北部新界北岸的米埔湿地。今天它已经成为面积2700公顷、或者大于十平方英里的受保护的海岸湿地和滩涂的一部分，包括位于大陆和香港之间的深圳一侧的后海湾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香港和深圳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具有远见卓识和示范意义。它应该保持下去，并被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城市效仿。

（本文由观察者网节选自《与中国打交道》一书中第16章天际线和江岸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