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育川:美中关系——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较量(二)

来源:观察者网

2018-04-14 09:10

黄育川

黄育川作者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本文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美中关系——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较量》一文的下半部分,上半部分请点击链接

【翻译/观察者网马力】即便人们不再高度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和欧洲民众的愤怒情绪仍然高涨,他们认为是全球化导致自己国家的制造业工作岗位不断向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流失。特朗普总统及其经济顾问尤其强烈主张这一观点。

美国人的失业焦虑症导致美中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持续紧张

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减少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其实,美国制造业工人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很久之前就开始下降了,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数量在1979年达到顶峰,此后开始逐渐减少。美中双边贸易额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出现大幅增长,而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数量早已开始下降。

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科技进步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是这股力量的核心部分,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位政治人物是没有能力对这股力量施加任何影响的。

虽然技术扩散和中国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可是若中国不能成为美国制造业转移的承接地,印度和越南等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同样有能力扮演这一角色。当然,这一转移过程可以被控制得更温和些,但试图以贸易壁垒或限制移民等措施来阻止这一进程将是徒劳的,这将对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造成负面影响,而以为提高关税就能使那些工作岗位回到美国的想法也是过于简单的。

为什么人们大多认为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是中国造成的呢?原因在于当这一进程发生的速度和规模引起人们的注意时,中国正逐渐崛起为东亚地区制造业的中心。

其实,随着近期东亚国家贸易盈余的规模有所缩小,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与人们一般印象不同的是,近期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数量实际上是有所增加的。美国对华出口已经带动了就业率的提高。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从2009年到2014年,美国对华出口为美国创造了35万个就业岗位。

与美国的情况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数量却在减少。10年前,中国工人的薪资水平并没有比越南或孟加拉国的水平高很多,而如今前者已是后者的几倍。

然而,当下的现实在于,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人口正逐渐萎缩,所引发的沮丧情绪不可能仅仅因为受到关于全球化好处的宣传就得到平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很多人沦为失败者,而且很难再获得翻身的机会。此时,我们的政治家最应该做的是在不排斥全球化积极面的同时尽力满足人们的利益诉求,而不是像身居华盛顿的白宫顾问们那样,总是习惯性地对中国进行指责。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对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在西方所造成的影响给予更多关注。

美中之间的投资关系

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公司在华大举投资是很多美国人失去工作的原因。由于美中两国是全球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和贸易国,这使得上述观念在人们心中更加根深蒂固。

然而实际情况与此相反,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数据,在过去10年里,美国对华投资仅占美国全部对外投资的1%至2%,中国对美投资仅占中国全部对外投资的2%至3%。

当然,考虑到很多投资是通过“避税天堂”进行的,这些数据与实际投资额相比还是有差距的(由于有相当一部分外国投资是通过“避税天堂”进行的,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实际投资额比统计数字略高,但具体高多少是难以统计的。不过,在统计投资额时,世界上每个国家都难免受到“避税天堂”因素的影响。因此相对来说,与欧洲国家或其他主要东亚经济体相比,美国对华投资仍然是不多的——原注)。而在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历史累积对外投资中,对华投资占20%之多。

图四

作为参照,我们再看一下欧盟的情况。欧盟的经济规模约为18万亿美元,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规模约为5000亿美元,在这两个数字上,美国与欧盟相比是很接近的。在过去10年里,平均每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额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的两倍,而10年前,欧盟和美国在对华投资额上的起点是相同的(见图四)。与此相似,中国的对欧直接投资额比对美直接投资额要多得多。那么,与欧中之间相比,为何美中之间没有发生那么多互相直接投资活动呢?

众所周知,欧盟内部有很多全球著名的制造企业。据美国商业咨询机构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一份报告,在2008年至2011年期间,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领域,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额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的两倍。虽然中国的市场规模庞大而且仍然有着巨大的扩张潜力,但与其人口规模相比中国的自然资源蕴藏量是相对匮乏的,中国的外资政策是严苛的(尤其在美国的优势领域),而且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仍然不够严格,这些因素导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数额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

不过,即便考虑上述因素,问题仍然未能获得解答。欧盟的资金在进入中国时也面临相似问题,可为何在对华直接投资额的增长方面,欧盟比美国要快得多呢?

欧盟、美国对华贸易模式(Trade Patterns)的不同导致两者对华直接投资活动的差异化

从2004年到2013年,美国对华出口额增长了近三倍,达到了1200亿美元,但这个数字仍然落后于欧盟、韩国和日本,其中欧盟居第一位。2014年,欧盟对华出口额突破了1640亿欧元,这意味着欧盟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与中国的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着更高的匹配度,而美国在制造业领域并不具有欧盟的优势。

在欧盟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中,机械设备和交通工具占据主导地位,此外以高端个人消费者和工业企业为客户群体的高档产品也占据一定比例。这意味着,上述出口商品所涉及到的产业需要在中国市场上进行营销活动并提供相关服务,当情况允许时,欧洲公司还会在中国当地设立生产基地。上述这些活动都需要欧洲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

图五

与欧洲形成对比的是,在过去15年里,美国对华出口商品中排名前几位的分别是榨油用农作物和谷物、航空产品以及可循环利用废物(主要是废金属、废纸等,这一点令人十分吃惊——原注),具体数额见图五。这些对华出口产品中没有一项需要美国对华进行直接投资。出口食品和废物不需要进行直接投资,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可即便在航空产业上,美国波音公司也并未积极在华开设工厂,而其欧洲的老对手空中客车公司早在2008年就已在中国建立了飞机制造中心,而且随着中国航空市场的发展,空客公司一直在扩大中国当地的生产规模。

美国对华汽车整车出口直到近几年才出现了显著增长,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令人十分意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汽车大多来自奥迪、奔驰等欧洲知名汽车品牌旗下的SUV车型。自然,这些汽车产品所带动的相关直接投资也来自欧洲,而非美国。

欧盟和美国各自与中国的贸易模式勾画出了两者对华出口商品构成与各自对华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中国国内市场对制造业相关产品的对华出口和投资是非常欢迎的,而欧洲的优势恰好迎合了中国市场的这一需要;与此同时,中国对服务业的限制使美国在该领域的投资活动受到了抑制,而美国的优势恰恰是服务业,尤其是IT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2014年,美国服务产品出口中有19%来自知识产权的授权使用费,而同期在欧盟这一比例仅为6.4%。此外,在美国服务产品出口中,有12%来自金融服务业,与之相比,欧盟的这一比例仅为8.6%。

在众多经济领域中,服务业是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最为严格的领域,尤其是交通、移动通讯、法律、保险、金融以及银行服务等高价值的服务业领域,而上述领域恰恰是美国和欧洲公司最为感兴趣的。中国似乎最终意识到了该问题的重要性。2016年1月,中国官方下达了关于在金融、通信、教育等几个领域放松外国投资管制的文件,而“百日计划”也包括允许更多美国金融公司在华开展业务,这其中就包括信用卡公司。不过,这些政策变化需要多久能够落实仍很难确定,从2017年7月举行的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中,我们也能够观察到这样一些迹象。

导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落后于欧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在中国外资工厂的生产过程中,欧盟所投入的价值是美国所投入的两倍。在苹果等美国公司的生产过程中,很少有来自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参与进去。虽然苹果产品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但实际负责生产的企业却是来自台湾的富士康公司,该公司才是直接投资中最大部分的提供者。因此,虽然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苹果公司一定在中国有大笔投资,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

更进一步来说,很多在中国有一定知名度的美国公司(如快餐品牌和连锁酒店品牌)都是通过特许经营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些美国公司并不实际拥有那些当地的加盟商,他们只是从中收取特许经营费用,当然美国公司也提供一些加盟商所需要的产品。因此,这些美国强势商业形象出现在中国街头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中国有着大笔的投资。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美国商业符号出现在中国街头本身就具有无形价值,这种无形价值是以美元计算的投资额所无法体现的。

总的来说,美中贸易关系的结构决定了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美国无法与欧盟相比。不过,如果中国在投资体制上有所放松并在高价值服务业领域作出对外国投资者有利的政策修改,那么形势就会有所改观。

政治与安全敏感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对待中国日益增加的对外投资活动时,美国和欧盟的政策也有所不同。除了一些互惠的或互补的贸易领域之外,不应忽视的一项基本事实在于,欧盟的确比美国更愿意接纳来自中国的投资。

目前,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总额已经接近对美国的两倍。分水岭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详见图六),在那之后的每一年里,欧盟所获得的中国投资额几乎都是美国所获得的几倍之多。当欧元区出现危机时,中国对欧投资在刺激下出现了显著的增长。不过,当美国遭受金融危机重创时,我们并未看到中国对美投资出现类似的增长。

图六

对于中国公司来说,欧洲市场比美国市场更容易进入,原因在于中国公司在欧洲寻找合作伙伴时,选择面比美国要更宽。当然,你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分而治之”(divide and conquer)战略。当某个欧盟国家拒绝了一家中国公司的投资活动时,这家中国公司还可以通过愿意接纳其投资的另一个欧盟国家进入庞大的欧洲市场。虽然中国公司同样可以与美国国内各州展开类似的单独合作,但鉴于美国公司的抱团属性(agglomerated nature)以及影响力无远弗届的联邦政策,中国公司的投资活动在美国的确比在欧洲面临更大的挑战。

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顾虑也会对中国公司的投资活动造成影响,中国资金进入美国时会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以便确定这项投资活动是否会触犯反托拉斯法或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虽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仅占美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很小的一部分,但中国公司的投资活动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拒绝的案例数量却占到了全部案例的25%,在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审查的投资活动国别名单上,中国在数量上名列第一位。由于对中国国有企业抱有戒备心理,美国对中国公司的在美投资活动存在着特别的安全顾虑。

与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对美投资鲜明的负面态度形成对比的是,其实大部分在美国从事投资活动的中国公司是私营企业。即便如此,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此前对中国国有企业投资活动的拒绝态度,在吸引规模较小的中国私人资本时也起到了负面的作用。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2015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在对美直接投资额方面,中国在所有国家中名列第十四位;在遭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拒绝的投资案例数量方面,中国在所有国家中名列第一位。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活动尤其引发了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在这方面,作为一家通讯技术企业,中国的华为公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欧盟对这家公司在欧洲的投资行为持开放态度,但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拒绝了华为公司在美国的投资扩张行为。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the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曾建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拒绝华为和中兴两家中国通讯类企业的一切在美并购行为,认为这两家公司可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造成威胁”。

华为公司几乎已经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不过这家公司在欧洲的运气要好得多。虽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追随美国以网络安全为由将华为公司挡在国门之外,但英国的策略却有所不同。英国设立了一个特别的检测中心对华为通信设备进行检测。在这个中心里,英国工程师和华为工程师一起工作,以确保华为通信设备满足英国设定的安全标准。目前,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华为移动通信设备已经占有25%的市场份额。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为在北美的市场份额还不到3%。

美中之间就“双边投资协定”(BIT)已谈判多年,可以预见特朗普政府对任何鼓励美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协定应该都是抵触的。然而,对于很多已经或希望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来说,促使中国外资政策松绑将带来大量商业机会,而这将进一步为美国国内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从这个角度来说,推动两国间“双边投资协定”的最终签署应该是特朗普总统的优先工作目标。

若美中两国不能就“双边投资协定”达成共识,即便双边贸易问题不再引起麻烦,在未来几年里美中之间的经济紧张关系也将持续加剧。近期,一项针对已经在华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的调查显示,他们最大的忧虑来自北京致力于推动“自主创新”(indigenous innovation)的一系列政策。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外国公司在很多技术领域都被排除在中国的这一发展计划之外。

在外界看来,中国在发展自主技术方面十分积极,因为新技术可以帮助中国有效应对日益上涨的人工成本和日益萎缩的劳动力规模,而且中国已经采取了诸多措施以确保该目标的实现。西方政府及商业机构曾提出警告:中国政府的任何歧视性政策都将对以中国为目的地的外国投资带来不利影响。当这一切发生时,美中两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经制造了一种可能性:若不能细心呵护,美中双边关系将走入歧途。

对未来的预判

在过去10年里,某些邻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这些国家希望美国能够在该地区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其中包括更加明确的军事存在,而且这正是美国高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应有之义。在这一地区,很多国家对美国为他们提供强大安全保护的时代怀念不已,当年他们正是在这样的安全环境中走向繁荣的。

在不久的未来,外交政策可能导致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如果中国无法对朝鲜施加足够压力以阻止其发展核能力,美国将十分失望;此外,南海地区的海上突发事件也可能是导致冲突爆发的引信。美中之间还可能由于美国在经贸领域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而使矛盾激化,问题可能出现在进口钢铁制品领域,美国还可能对WTO展开游说以阻止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如果希望美中关系获得可持续的改善,两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的改善都是必要的。如果美国经济能够恢复活力、实现更加强劲的增长,那么美国的政治家们也好、普通民众也好,他们便都不会再将中国视为美国国内经济问题的制造者。与此相似,中国若能稳住经济减速的局面,那么它便更有可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放松管制。对美国来说,有必要认识到,北京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对于加强美中双边互信并非毫无意义。美中冲突是否会加剧呢?两国关系能否实现缓和从而使亚洲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全文完,观察者网马力摘译自美中政策基金会2017年10月出版的Washingt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a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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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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