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杨雨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超常增长导致分析人士分为两种派别。一派提出，作为冉冉升起的经济强国，中国正准备征服世界；另一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高度扭曲，因此必将崩溃，至少也会像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说的那样，“回归平均水平”。

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首先，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寻常”的经济体。在将近四十年时间里，它的平均增长率接近10%，创下世界纪录；它也是第一个跻身强国地位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凭什么认为中国无法继续超出人们的预期呢？

事实上，有些人眼里中国经济的弱点反而是它的优势。比如增长不平衡与其说是风险迫近的证据，不如说是工业化成功的标志；债务水平提升不代表中国在肆意挥霍，而是在开展金融深化。

至少到目前为止，情况是这样。最核心问题不是中国会不会继续打破常规，而是它需要如何实现这一点。这向来都取决于中国政府能否在国家干预和市场力量之间取得适度平衡。

对中国未来持怀疑态度的人，最常质疑的就是中国不断增加的债务。中国的整体债务对GDP的比率超过了250%——但这在国际上只属于中等水平：它高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却低于大多数高收入国家。

不过，这个比例在过去十年内提升了一百多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几乎翻了一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那些经历过债务比率飞升的经济体——例如几十年前的巴西和韩国，以及近年来的部分欧洲国家——最终都陷入了金融危机。凭什么认为中国会幸免于难？

原因之一在于，债务和债务之间并非“生而平等”。

正如一些乐观主义者所说，中国的债务是公共债务而非私人债务，这意味着主要承担风险的是资金实力雄厚的国家。中国的借贷主要是面向国内而非国外。而且，即便抵押贷款激增，中国家庭的总体债务负担在全球范围来看仍然算是比较轻的。尽管经济增长迅速，中国的金融体系依旧相对简单，没有出现美国十年前爆发金融危机时那种光怪陆离的资产证券化。

乍看之下，中国的债务比率令人担忧，但实际上它没有那么吓人，因为人们往往错误理解了它的性质。

在今天的中国，银行不再只为国有机构服务；它们也服务于私营部门，尤其是自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国有住房私有化以来，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商业房地产市场已经形成。2005年至2013年期间，多达三分之二的官方和非官方（比如通过所谓影子银行）信贷扩张流向房地产相关资产，帮助确立了土地市场价格。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信贷快速增长反映的是金融成熟度的提升，而不是房地产泡沫或投资浪费。

不过，看官方数据会给人另一番印象。根据我的计算，中国的房价自2004年以来已经翻了六倍。然而，评估国内生产总值时却不计入房地产交易——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债务水平激增而GDP却没有。

话虽如此，但高负债水平也确实反映出一些重大缺陷。我在《破解中国之谜》一书中详细阐述过，中国庞大的债务与其说是债务问题，不如说是债务表象下的财政问题。

地方政府扮演的商业决策越来越突出，反过来贪污腐败的机会也大幅增加。

一些观察人士还担心，除非消费取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否则中国的快速增长将无法持续（对此中国政府至少在表面上是认同的）。他们提出，投资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过高，而消费则过低。

但这种说法其实误解了中国不平衡增长的本质。

造成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化。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不到20%上升到近60%。在此过程中，劳动者脱离劳动密集型的农村生产活动，涌向资本密集型的城市工业岗位。这样一来，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就越来越高。但同时企业利润也在提高，导致工资上涨，进而刺激消费。事实上，尽管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有所减少，但中国的个人消费增长速度仍然比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都快好几倍。

中国政府十分清楚，经济最终会变得更加平衡。但它为此制定方案是让国家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如何化圆为方，是个棘手的问题。

尽管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尤其是相对于私营企业而言），可它们仍然被国家领导人视为国民经济排头兵。那么国企改革将走向何方？

预计大规模城镇化将通过户口限制、拆迁安置的方式继续下去。但规划者现在似乎有意让流动人口从超大城市向较小城市转移，这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正如世界银行所指出，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小城市。

为了有效防止腐败，中国政府最终还是要将党的领导与更多的法治相结合。同时，还应采取一些切实的改革措施，包括制定民法典来界定可接受的商业惯例、基本财产权和私营企业的地位。此外，还需要进行更全面、政治上更敏感的改革，确保私人参与者无需通过攀关系走后门，便能获得土地和资金等重要资源。

中国经济最耀眼的增长期或许已经过去了，但未来十年即便只有6%的增长率仍然是件了不起的事。照这种速度，中国的经济体量到2030年还会翻一番。届时以名义美元计算，中国也会是世界头号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是全球最大了）。

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功，可以归功于中国领导人以实用主义取代意识形态。部分观察人士认为，意识形态正在重返政策领域。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权力的集中是为了提拔改革行动派，这反映出领导层响应中国社会经济需求的意愿和方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仍然不会成为一个寻常的国家。

（观察者网杨雨晴摘译，杨晗轶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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