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人们接受了“民族国家”这个概念。而21世纪可能是“文明型国家”的世纪。按照“文明型国家”的主张，这样的国家不仅是某块历史疆域、某种语言或某个族群，而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明。如今，这个概念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甚至美国等许多国家，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文明型国家”的内涵显然是非自由主义的。它意味着对普世人权或通用民主标准的否定，因为每个文明的政治制度都需要反映其独特的文化。“文明型国家”也具有排他性，因为少数族群和移民往往不是核心文明的一部分，他们也许永远无法融入这样的国家。

随着中国的崛起，“文明型国家”的概念的影响可能还会增大。习近平主席在许多国际演讲中，总是对听众强调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明。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等知识分子一直在推动这个概念。在其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张维为提出，现代中国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没有采用西方的政治理念，而是采用了源于儒家文化传统的选贤任能的政治模式。

张维为改造了西方作家马丁·雅克首先在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阐述的观点。马丁·雅克认为，“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只有120至150年，但其文明史却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其看来，中华文明的鲜明特征导致中国社会和政治规范与西方截然不同，比如中华文明认为国家应该建立在家庭式关系（衍生）的基础上、认为社会整体远比个人更加重要。

与中国一样，印度也是个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理论工作者们深受一种观点的吸引：即印度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而是独特的文明。对印度人民党而言，印度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印度教——这样的主张在无形之中把印度穆斯林降为二等公民。

莫迪政府的国务部长贾扬特·辛哈曾表示，现代印度的缔造者尼赫鲁等人错误地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等西方思想，误以为它们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印度后殖民时期的治理体系本应建立在本国独特文化的基础上。辛哈本人持有哈佛大学MBA学位，曾在麦肯锡公司担任咨询顾问，本应是“全球主义”价值观的拥护者。但去年我与他在德里相见时，他已在宣传文化特殊主义，称“在我们看来，传统先于国家……人们感到自己的传统正在受到围攻。我们有一种基于信仰的世界观，它不同于理性科学的世界观。”

在俄罗斯，越来越多人也开始从文明的角度看待国家。普京身边的一些意识形态理论家接受了一种观点，即俄罗斯代表着独特的欧亚文明，绝不应尝试融入西方。总统高参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在屡试屡败之后，俄罗斯终于不再企图成为西方文明一部分。”相反，俄罗斯应该拥抱自己的身份——“一个融汇东、西文明于一体，有混合型心态、横贯欧亚的领土和两极化的历史，具有魅力、才华、美丽而孤独，就像一个混血儿。”

既然当前的全球体系是西方塑造的，那么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的部分知识分子强调本国文明独特性，这不足为奇。真正令人惊讶的是，连美国的右翼思想家也在放弃“普世价值”，转而强调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濒危”处境。

曾在特朗普手下短暂出任白宫首席战略家的史蒂夫·班农一再宣称，大规模移民和基督教传统价值观的衰败正在破坏西方文明。为了阻止西方衰落，班农正在意大利帮助建立一个“西方犹太-基督教学院”，旨在培养新一代领导人。

在特朗普的意识形态中，班农之流的观点处于核心地位，即大规模移民正在破坏美国的传统价值观。2017年，特朗普在波兰华沙发表演讲时宣布“西方究竟有没有生存意志，是当前时代的根本性问题”，随后他向听众保证“我们的文明终将获胜”。不过，真正的吊诡之处在于，特朗普这种“文明型”世界观或许正是西方衰落的象征。此前历任美国总统都自信地宣称，美式价值观具有“普世性”，上天注定它要征服全球。民族国家之所以成为国际政治体制的常态，依托的是西方思想的全球影响力。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的崛起可能会创造新的模式：前进吧，“文明型国家”。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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