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锋】

尽管中美关系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大热点，中欧关系也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演变。虽然中欧过去几十年积累的传统共识正受到来自欧洲个别智库和媒体的挑战，但合作仍然是欧洲对华关系的主基调。

中欧当前的矛盾主要来源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更紧要的是双方未就如何管理这一变化达成共识。与中美关系当前重点解决“怎么做”相比，中欧之间可能要更多解决“怎么看”的问题，尤其是欧洲如何判断快速发展后的中国对欧洲现在及未来产生的影响。

笔者从近来与法德等国一些人士的交流中深刻感受到，“中国问题”已成为欧洲主要国家，尤其是法德两国国内政界及社会层面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德国经济界内部甚至还就此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当今的欧洲，中国议题格外热，各个领域的看法差异很大，知识界、政界和经济界各有特点：

如果把政治经济研究机构、媒体和智库统称为知识界，可以明显感受到其涉华观点和判断相当负面和悲观，其强烈程度空前。这一领域的人士或是出于先验价值标准，或是基于欧洲现行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片面地将中国视为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体系的“制度竞争者”，甚至是“系统性竞争对手”“制度对手”，欧洲必须团结一致、奋起“反抗”来自中国的“威胁”，似乎欧洲的未来会因中国的发展而黯淡。

与此同时，他们看到纷争中的欧盟不能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形成制华合力，因此而感到沮丧和恐惧，这样的气氛在德国学界较为普遍，甚至连一向与中德关系大局保持若即若离关系，很少公开发声的汉学组织都罕见地向德国社会和政府“谏言”，警告各方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要保持警惕，还要建立相应的机构对涉华活动进行“澄清”。

德国的政界、学界和经贸节对于中国的态度呈现出极大反差（图片来源：东方IC）

虽然很难说汉学家协会的谏言是否代表德国“中国通”的普遍看法，但学者这样迫切地针对中国发声，还是反映了学界的倾向与焦虑，以及这个群体在涉华认知与交流方面的赤字问题。同属知识界，一些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或学术资助管理机构，如弗劳恩霍夫协会、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洪堡基金会以及德国研究基金会等却依旧表现出对华合作的强烈愿望，有的与中国企业在5G领域也保持着密切的科研合作关系。

与知识界形成鲜明对比，经济界整体上对中欧关系持积极乐观态度。前不久，德国外贸组织主席宾格曼就呼吁德国不要陷入“中国恐惧症”。针对中国是“制度竞争者”“制度对手”的说法，代表上百万德国企业利益的德国联邦雇主协会主席克拉默对笔者说，竞争对德国企业是积极的，这能够激发活力，但因此用“对手”来形容中国，这样的用词是“很不幸的”，“这不是有外交风度的表达方式”。

背景是，德国工业联合会今年初在其涉华原则文件中把中国定义为“制度竞争者”，呼吁德国和欧盟政界要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人们已经注意到，“制度性对手”的表述被欧盟写进了最近发布的对华政策文件里，由此也足见德国对欧盟意见和政策形成过程的影响力很大。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德国对塑造中欧关系负有突出责任。对此，德国工商大会高管特莱耶也提醒，“切记中国是我们重要的贸易伙伴，(评价时)每个字都要仔细斟酌”。

欧洲政府层面在观点上介乎知识界和经济界之间，受两方牵引影响，给出的信号将信将疑、或明或暗，在行动上则高度重视中欧双边关系。这从双方领导层交流的密集程度上可见一斑。柏林外交界人士还注意到，中国新任驻德大使3月下旬刚抵德，德国政府就安排了向总统递交国书的仪式，“单独安排一国大使递交国书，这很少见”(通常是多位大使同批等候总统接见，递交国书)。当今世界纷繁复杂，需要中德、中欧密切协调沟通，快速为大使履职创造条件，也表明了德国政界对中德关系的重视程度。

新任驻德国大使吴恳在德外交部向德国礼宾司司长递交国书副本（图片来源：外交部网站）

媒体近日还注意到，德国联邦财政部发布了专题报告，称赞亚投行两年来的运营成就。这说明中国和欧盟在制度规则和实践行动上可以共同为全球治理和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开展中欧双赢、全球共享的合作，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需要改变。当然，尽管欧盟及德法政府高官都认为对华关系重要，也都重视发展好这一关系，但也时有抵制和抗衡中国的呼声，认为在和中国交往时“不能太幼稚”“太盲信”，一位法国智库人士对笔者解释，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欧洲还不能清晰地评价快速发展的中国对欧洲的影响，“对看不清楚的事，人们容易产生恐惧，尤其是中国的制度与西方不同。”

当前，法德两国正在推动欧盟协调各国，希望尽快形成统一的对华政策，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政策不是为了对付中国，尽管有些力量这样期待。欧盟一些领导人近来一再强调宏观规划的重要意义，如何着眼全球和欧洲未来与大局、塑造好中欧关系，这是对欧盟的考验，也是对法德两国“领导欧盟能力”的考验，尤其是不要把欧盟各国的共同利益过多定义为法德两国或两国各自的利益，那样，欧盟在对华政策上的分裂就在所难免。

此外，还应看到中欧之间的话语赤字和信息供给不足问题，已经不是通过解释或说明个案事件或现象就能解决的，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交涉、媒体澄清或学术交锋能够解决的，需要双方对此加以系统梳理，这需要持久的耐心和细节，社会共识的形成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特别是青年人的参与。

要重视和加强人文社科领域的交流，尤其是学者和智库层面上的交流，它关乎理念认知，对中欧社会相互理解至关重要。要区分外交与一般性对外交往，外交是政治的、显性的、机构之间的;一般性交往是人文的，故事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如果在对外交往实践中混淆了二者关系，就会让外交硬讲故事，但不得要领;一般交往则突出政治，但生搬硬套，二者效果难现。

快速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福祉和信心，中国自信的举止也塑造着中欧关系，当欧洲各阶层感受到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切实的“共赢”时，中欧之间分享的就不仅仅是经济贸易合作带来的利益，还分享着自信。共享的自信，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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