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在十九大开幕式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开篇即提到：“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随后在报告第三部分，习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的时代，伟大的实践已经展示在我们面前，正孕育着新的故事，中国与世界感受到了她的胎动，这个属于中国的新时代呼唤着全新的叙事。就此，观察者网采访了中外著名学者，发表他们的感想。

采访嘉宾：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文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马丁·雅克：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教授

罗思义：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观察者网：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请您谈谈对新时代特征的感想。

金灿荣：新时代是一个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了，我想这就是新时代的一个特征。

首先是综合国力强起来了，这里面经济当然是基础，但还有一些别的，包括科技国防，也包括国家的管理能力、人民的自信心、国际影响力等等。这些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走到强起来的阶段。

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在有意识地压低中国的国际地位，这当然有它的好处，比较谦虚、谨慎，但是也有问题，当历史机遇到来时，如果你不抓它，就会丧失这个机遇。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提出，也是对现实的回应。我们的力量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但因为很复杂的原因之前不愿意承认，现在只不过把这个事实点出来了。

但同时十九大报告也提到，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近代史是历时性的，中国是共时性的，当下中国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都集中在一起，这导致有些地区非常落后，有些地区又非常先进，就整体来讲，中国还是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这也是主要矛盾想要表达的意思，也是新时代的特征。

文扬：新时代的提出，主要的意义要从两个方面看：

一是从新中国60多年来看，新时代延续了建国以来将历史视为朝向未来目标不断前进的观念，经过将近70年的强国之路，这一观念已根深蒂固，所以新时代的提出，能够直接深入人心，引起共鸣，并继续保持目前的上下一致，同心协力。

二是从世界当前形势看，新时代的提出，让中国进一步展示了一往直前的姿态，展示了继续当前道路不动摇的姿态，对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这个姿态带给世界的冲击不言自明。在当今世界能够有如此高昂的姿态，有如此明确的目标和道路的大国，中国独一无二。

马丁·雅克：在我写《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国处于“邓小平时代”末期，非常明智地坚持韬光养晦埋头发展经济，不显山露水，不充当国际事务领袖。就连西方爆发金融危机时，中国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的。直到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中国才决定性地迈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过去相比有两大不同之处：

第一，旧经济模式活力不如从前，中国迫切需要从低技术廉价制造业向服务业占更大比重的知识经济转型升级。第二，五年前人们还没有“中国梦”的概念，今天的中国站在新的高度，有了仰望星空的梦想空间，追求的目标自然发生了变化。中国梦有多个维度，既有个人畅想未来美好生活，也有国家民族期待复兴，而在国际格局上它也具有重大意义。

罗思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中国将在2020年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且，根据世界银行分类标准，中国将在2012/2022年升级为“高等收入”经济体。这意味着跟之前相比，中国的根本任务发生了转变。

1949至1978年，是中国发展的第一阶段，期间的主要任务是摆脱外国干涉势力并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扭转国民极度贫困的现状。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成就主要包括提高了中国人预期寿命，改善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卫生体系，以及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

1978年至2012年，是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根据国际标准，中国已经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表明中国的生产力实现了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而且消灭了极度贫困现象。

2012年至今，是中国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中国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或者说迈进“高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意味着中国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要全方位地满足人民的各种需求，除了人们在经济方面的诉求，还应该包括社会、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诉求。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义所在。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发生这些转变的国际背景是，西方经济体长期经济低迷，正如我在之前文章中提到的，西方经济长期陷入“平庸”。所以说，尽管中国是根据自身国内的变化，定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也离不开国际大环境对其施加的巨大影响。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在主席台上。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观察者网：报告同时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基于怎样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金灿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在不断地摸索适合中国特色、特点的现代化道路，这里面有很多西方的经验，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结合，还有一些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有西方的、革命的、传统的来源，但总的精神是当下中国的实践需要，我们把这种探索总结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成功的，但是现在内外环境都有变化，内部我们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正在迈向全面小康。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民对物质的要求更精致，精神要求更丰富。外部来看，国际环境变化也很大，冷战早已经结束，全球治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挑战和机遇。过去五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探索，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探索新的解决办法。那么经过五年的探索，现在大致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思想，就有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文扬：这个表述比较完整，体现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与时俱进。而且前面加上新时代，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发展空间，可以进行各种理论创新。

观察者网：未来三十年，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中国问题，应该如何运用这一新思想指导实践？

金灿荣：新思想里包括新的奋斗目标。原来我们讲的是，到第二个百年，也就是2049年的时候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现在则提出通过两个阶段，最后到2050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要更高一点，而且阶段性划分的更清楚一点。

这其中特别强调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政治领导要加强，经济基础要夯实，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新举措，包括经济政策、社会文化生态、国防外交，还有国家统一等等，这些都是围绕着新思想展开的。

罗思义：十九大报告中有一处非常重要的创新，即将现在至2049年这段时间作了两个阶段的划分。第一阶段是从现在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是从2035年到2049年，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阶段划分是很合理的。

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全世界只有极少一部分人生活在“高等收入”国家，仅占据全球总人口的16%。中国在未来五年将迈进“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届时这一人口数量将会翻一番。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高等收入”的门槛，举例来说，可以说波兰所处水平属于“高等收入”国家门槛，而美国、德国、英国则不是。因此，对中国来说，即使实现了全面小康，成为“高等收入”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想要实现从美国到波兰这一水平的跨越，依然是任务艰巨的。

到2035年，中国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事实上届时中国的经济体量可能要比美国的两倍还要多，但是中国居民生活水平或许只能达到美国人生活水准的三分之二。因此，当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任务基本实现的时候，中国还达不到世界最高水平。

所以说，这个两阶段的划分是清晰且符合逻辑的。要想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0月1日清晨，超过10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族群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观察者网：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对世界发展会带来哪些启示？

金灿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应该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会影响其他国家，从意识形态来讲，这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巅峰，两方面来看意义都是深远的。

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必然的方向。首先，中国的国家利益走出去了，我们的人财物都走出去了，需要去保护。第二，国际形势比以前要乱，全球治理面临赤字，这个时候中国必然要走上全球治理的舞台。这是客观上的。

主观上，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些目标也会让中国在全球治理上变得更积极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的要求更高一些，中国不仅仅是参与全球治理、解决全球问题，而且他说希望对解决人类问题作出贡献，这个贡献有很多，包括解决具体的政治、经济、安全问题，也包括提供模式借鉴。

2015年中国就已经开始在全球治理上发声了，在很多问题都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中国方案，现在把这些都放在一个更高的目标和理论框架中，以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有了理论基础的支撑。

文扬：中国模式目前也是一个开放和变化的体系，而不是固定的条条框框，其中只有一些基本原理，而没有普遍适用的教条。所谓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是活的东西，而不是死的。至于对于世界各国的启示，也是活的启示，一定不能向西方那样，强行推广和灌输一些空洞的教条，而是要充分结合各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特殊的国情，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马丁·雅克：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转型的意义还局限于中国内部；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转型具有了国内国际双重意义。

中国向世界传递的信息中，最关键的一条便是“发展”。这是中国从自身崛起经验中淬炼出的精华，既然发展能使中国走向成功，也许能帮助世界上贫穷落后地区走向成功。

中国梦的另一个共享元素是全球秩序。经历了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特朗普试图通过“美国优先”的政策改变美国在全球经济和国际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无视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有深厚儒家传统的中国恰好相反，在国际舞台上提出了以义为利、合作双赢、命运共同体等具有互惠思想的概念。

罗思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世界三大基本经济制度之一。第一种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由斯密和马克思系统整理后提出。第二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由斯大林在1929年创立。第三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邓小平以及陈云等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后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使中国实现了飞速发展，远远超过了前两种经济体制。

而且，效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也都在过去数十年间收获了极大的经济增长，比如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而且，很多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也正在认真学习中国这一经济制度，比如埃塞俄比亚。印度也在学习中国的经济模式，印度总理莫迪个人就很推崇。总之，一个国家的经济模式越是向中国靠拢，这个国家的发展就越成功。

我也可以解释像中国一样同时运用“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为什么会比发达国家单纯地依赖“无形的手”要有效得多。但是这已经是另一个范畴的讨论了。

【采访/观察者网 杨晗轶、马密坤、韩京霏、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