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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劳动力不足 日本剥削中国“研修生”

2017-02-15 07:57:03

【编译 观察者网/张珩】日本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了,为了弥补劳动力的损失,日本政府开始大量引入中国的“研修生”(training)。

《纽约时报》2月11日报道,劳工们带着赚钱的梦想来到了日本,却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美好。一位在日本工作了三年的“研修生”说:“老板对待他们就像奴隶一样。”

日本岐阜的一家劳工权益维护中心,失去工作的“研修生”在此暂时居住

日本劳动力短缺,招募“研修生”弥补

三年前,刘红梅(音译)辞去了在上海一家制衣厂的工作,来到了日本岐阜的一家衣物工厂,希望能帮自己的家庭赚到一些钱,尤其自己的儿子刚刚出生,刘想帮助自己的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当时,日本工厂承诺给刘红梅每个月1290美元(约9000元人民币),比她在中国的薪水高三倍。

“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刘红梅回忆道。

这是一个机会,但是不是一个“工作”。在法律上,刘红梅在日本制衣厂的工作只是“研修生”。实际上,她只是进入了日本充满了虐待和黑暗的“研修生”系统。日本从海外大量招收二等工人来日,做日本本土工人不愿意的工作。

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日本商人很难找当地人去完成如收菜、洗床单、餐馆洗碗等工作。在美国,类似的工作都是由非法移民完成的,而这也是特朗普所攻击的一个要点。

日本在很久以前就解决了特朗普对美国的承诺——日本几乎没有非法移民,而且当地人也不会和移民抢所谓的“蓝领工作”。

但是,日本对于所有移民的政策,不论合法还是非法都导致了一个结果。日本许多工业都面临着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经济。

劳动力短缺已经在日本引发了极大的争论,日本到底需要多少的劳动力?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日本的工业界已经等不及了。去年,在日的外籍劳工人数再创新高,达到了100万人。根据日本的法律,很多外籍劳工是以“研修生”的身份进入各个行业。

劳工权益活动人士告诉《纽约时报》,在日“研修生”人数大幅增长也带来了大量的问题,比如雇主虐待和身份伪造。

刘红梅也是受害者之一。在来到日本之前,她付给了中介7000美元介绍费。随后,她发现工作条件非常恶劣,薪水也远比承诺的要少。

刘红梅说,老板对待他们“就像奴隶一样”。

“研修生”的日子

大量的中国工人进入了日本的各个行业。专家认为,农业、食品加工和很多制造业是靠着外籍工人才能生存下去的。

东京都立大学(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的教授丹野清人(Kiyoto Tanno)说:“东京每一家超市的蔬菜几乎都是‘研修生’采集的。”

面对商业界的压力,日本政府特地创造了这个“研修生”的漏洞。几十万和刘女士一样的底薪工人涌入了日本。他们来自中国、越南、菲律宾和柬埔寨。在日本面临着人口减少劳动力不足的时候,“研修生”补充了日本的缺口,成为了日本经济的马达。但是同时,他们的生活也不为人知。

“研修生”的人数不断增长,在过去的5年中,日本的“研修生”人数已经翻了一番达到20万人,而且日本政府打算继续扩大规模,目前“研修生”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但是第二名的越南正在飞快增长中。

有些人觉得“研修生”这个名字只是障眼法。除了很短时间的语言学习以外,大部分的研修生只获得很少,甚至没有受到任何训练。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劳工干事木村义雄(Yoshio Kimura)认为:“目前的系统就好像是指鹿为马,所有人都假装没有任何问题。”

“研修生”不是日本唯一能够绕过移民法的方法。外国留学生可以在日本当零时工,或者是来自南美的日本移民后代可以合法在日工作。但是大部分移民申请,尤其是难民申请几乎全部被拒绝。

目前日本的劳动力需求远远高于供给。长久以来的低生育率导致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劳动人口大幅下滑。日本的失业率刚刚达到3%,在某些行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已经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日本政府调查显示,建筑工人和养老院护工的供求比已经达到了1:3到1:4。

为了解决问题,政府打算把“研修生”的签证时长从3年提高到5年,同时扩大工作范围,新开放的工作包括养老院护工和酒店与公司办公室的清洁工。

同时,为了减少对于剥削“研修生”的批评。日本政府决定成立机构监督那些雇佣研修生的公司。

但是对于像木村这样的法律人士来说,他们希望走的更远,能够建立一种常规的外籍劳工管理机制,而不是现在这样利用法律的漏洞。虽然日本依然不会接受移民,“研修生”最终还是会回到自己的国家。但是至少是一个进步。

日本商业界对于木村的提案表示赞同,自民党将在5月份的时候对此进行表决,但是首相安倍晋三还没有发表意见。

木村认为:“如果日本还想保持经济增长,那么我们需要外籍劳工。”

无法离开

高井展也(Nobuya Takai),一位帮助外籍劳工维权的日本律师说,假装“研修生”不是正式的劳工无法解决问题。

日本的公司不直接雇佣他们,往往通过极端复杂的政府系统和私人中介寻找“研修生”。大部分的“研修生”在抵达日本前就欠下了中介数千美元的债务。同时,因为签证的缘故,“研修生”也不能随便换工作。这就导致劳工失去了最重要的权利——选择权。从而让坏老板不断剥削他们。高井说:“他们无法换工作,更不能回国,不然就会失去所有的金钱。”

2011年,美国国务院在“人口贩卖报告”中明确指出,“研修生”计划违反了“债务奴役”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规。

而当研修生不能偿还中介费的时候,他们留在日本就属于非法。在2015年,日本有6000名“研修生”属于非法滞留,占据了非法滞留总人数的10%。

《纽约时报》采访了几十名“研修生”。所有人都说自己是通过在家乡支付了中介费才来到日本的,价格在7000到11000美元不等。而且大部分的中介费都是从亲戚或者银行借来的。

现在留日的“研修生”来自数个不同的亚洲国家,在日本各个地区,各个行业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来自柬埔寨的建筑工,来自中国的菜农,还有来自越南和中国纺织女工。

而“研修生”无法得到工资的抱怨也非常常见。33岁的曹宝(音译),来自中国吉林省,曾经在日本岸本制造(Kishimoto Manufacturing)当汽车工人。

来自吉林的曹宝

他说,中国“研修生”被迫在休息日去清理和油漆厂房,只要经理发现了错误就会扣光他们的工资。而曹宝本人因为抱怨而被开除。不过幸运的是,一家工会帮助曹宝打起了官司。

“一些日本人是很友善并且乐于助人的,但是在那家企业的人就不一样了。”曹说道。

岸本制造的董事长岸本昌久(Masahisa Kishimoto)认为曹宝是自己离开工厂的,他把责任归于文化不同。他说在中国,“工人们不清理工厂。”他还认为中国人不守规矩,“中国工人觉得只要自己不被抓到就可以干任何事情。”

岸本把问题反映给了一家名为Joho Highway Co-op“研修生”招募公司,该公司负责帮岸本寻找外籍工人。Joho的负责人说岸本用加班“惩罚”了不守规矩的中国工人和日本工人。但是这样违反了劳动法,随后当招募公司介入之后,岸本赔偿了工人。最后岸本说,公司完全遵守了法律。

日本政府提供的数据证明了“研修生”比起本地工人更加容易遭到伤害,因为“研修生”没有获得足够的训练,语言不佳,同时还被送去干更加危险的工作。自2010年以来,已经有两位“研修生”被日本政府认定是过劳死。而且“研修生”的加班很少被记录在案,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要高得多。

在利润非常薄的纺织行业,虐待行为已经严重到日本通商产业大臣在去年保证要进行调查的地步。一位有两个孩子的越南母亲阮氏绒(Tham Thi Nhung)称,她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9点或者10点,4个月来从来没有一天休息,但是工厂主只付给了她们一小部分加班工资,而在工厂的女工中间,有六分之一来自越南。去年11月,当女工们集体向工厂主索要每人712美元的加班工资的时候。厂长直接关闭的工厂,并且解雇了她们。

随后制衣厂厂长的电话也被注销,资方的律师代表拒绝对此发表评论。阮说:“我们试图和厂长谈判,但是她拒绝发工资,并且告诉我们要么回国要么继续工作。”

无法偿还的债务

刘红梅告诉记者,她已经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而且为了申请签证欠了亲戚一大笔钱。

刘和她的同事称,他们的雇主把加班费克扣到小于最低工资的程度,还故意收取不合理的房租。

雇主是50岁的中原武(Takeshi Nakahara),他和他的妻子从15年前就开始雇佣中国的“研修生”了。在采访中中原告诉记者,“没有日本人愿意在女装行业中做衣服。”

低成本是公司唯一和外国人竞争的办法。“大部分的制造业都已经移到国外去了”。他说道:“这是仅剩的可以盈利的方法了。”

北野承认自己付给那些女工低于最低工资的加班费。但是他声称这是她们自己要求的。他说:“她们要求更多的加班。我告诉过他们了,这对于公司的盈利没有好处,但是他们愿意以低薪工作。”

虽然女工和北野之间的协议没有法律效应,但是在雇佣开始的三年之后被女工讨要加班费,让北野觉得自己被背叛了。

女工向甄凯(音译)请求帮助。甄凯是一个在日本居住了数十年的中国劳工权益维护人。他在岐阜开了一家劳工权益维护中心,其中还包括让工人们临时休息的地方。

甄凯在他的劳工权益维护中心打电话

甄凯说,他同情那些雇佣“研修生”的公司,要不然那些公司就要倒闭了。但是政府才是罪魁祸首,因为政府让那些公司通过剥削工人一直存在下去。

甄凯说,“雇主经常来问他,你是想把我的公司毁了吗?”

最后北野和刘红梅在甄凯的调解下签订了和解协议,赔偿5800美元。

被思乡所折磨的刘红梅终于可以回家了,虽然她依然欠亲戚一大笔钱。而其他的四位女工拒绝妥协,选择留在日本继续斗争。数周后,她们决定接受价值10000到16000美元不等的和解方案。

最后,当记者问刘红梅从“研修生”生活中获得了什么的时候,她回答道:“只有苦涩。”

刘红梅(最右侧)和她的两位讨要薪水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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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索博尔

乔纳森·索博尔

《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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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张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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