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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供给侧的改革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需求来推动

2017-03-24 17:10:47

斯蒂格利茨在《跨越2020: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主要讲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关于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2020年前的经济增长,试图解释一下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应该怎么做。现在我认为是供给和需求量方的因素都存在,我的判断是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总体的需求。这是一个全球的现象,因为全球的总体需求现在都比较疲弱。

美国经济现在终于开始恢复了,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去年是非常疲弱的,在危机之前差不多是3.5%,那么现在基本上是2%,甚至是还比2%低一些,明年的预测大概是比2%多一点,但是,我们已经是从一个美国3.5的增长已经转变到了现在的2%左右。那么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同意这种判断,我想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还是想把重点放在中国。

欧洲的情况就更糟了,欧洲的经济基本上是在危机之后停滞不前,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欧元区的结构不太可能使得欧洲能够快速的经济恢复。所以在发展高层论坛上,我们一直再说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所以其他地区的增长的缺失显然是会对中国的增长带来一些制约。那么我觉得一般标准的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中国到底潜在的增长率是多少。

通常,我们把这个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劳动力增长情况如何,那我们可以根据劳动力变化来进行调整。这个数字近年来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中国的教育在改善,这是其中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劳动力的转移从低生产率转向高生产率,然后从农村转向城市,然后从城市当中生产力比较低的领域又转向生产率比较高的领域,这些缺失都在发生。所以,还有很大的潜力。

但是这种转换没有需求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们想进入到城市中,生产力比较高的服务业,而不是生产力比较低的农业,如果没有需求的话这种转换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需求是主导因素。但是劳动了从生产力比较低的领域和地区,转到生产力比较高的地区,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去年3月初,12省发布去产能目标:2017年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以上

另外是生产率,生产率我们一定要清楚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在历史上相比都不同,所以我们必须非常的小心如何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在哪些方面和其他国家类似,哪些方面和其他的国家不同呢?主要是中国经济的规模,如果说只是中国自己管理自己的需求的话,我们本身就有很大的市场了。那么新加坡就做不到,因为新加坡是个小国家,是非常深的嵌入的全球的经济中,很多事情是他自己不能控制的。

所以我们中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他的东亚国家,除了日本以外,都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些经验借鉴,因为这个经济规模差别很大。

第二个比较独特的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的规模,中国从全球技术的前沿,我们中国已经在某些领域达到了世界的科技前沿,很难说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经济不太发达,但是与此同时有一些行业有那么多的创造力,那么多的创新,比如说在纳米科技的领域,所以中国的科技发展是其他的国家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应该说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人均的GDP,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或者是其他的发达国家,那么这也意味着中国还有缩短差距的很大空间。到底这个差距能够缩短多快呢?因为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处在中国同样的地位,所以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如果我们像很多人一样来思考中国35年前的发展的时候,如果有人说中国可以每年增长10%,当时很多人会笑起来,他们觉得不可能,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增长7%以上,日本也就是6.5%。那么6-7可能是可以的,但是10%,简直不可能,但是中国做到了。

所以这就说明确实中国是与众不同的,一个方面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另外一个方面是中国的资源,中国的教育,以及我们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是其他的国家不可比的。

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10%的学生都是中国留学生。还有很多的留学生毕业以后又回到了中国,在其他的国家,经常最聪明的这些人到国外学习以后留在国外,人才就流失掉了。在中国还是有很多的留学生会回到中国。所以我真的无法告诉大家中国可以用多快的速度来缩短这种差距。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要多快能够缩短这种差距呢?我觉得可以想象的是中国可以追赶,每年GDP可以增加几个百分点,我觉得这是并非不可能的,只要是政策正确的话。

第二个关于中国经济的独特性,同时也是很多其他国家共有的特点。就是中国并不只是在追赶发达国家,而是中国内部也在发生追赶,也就是说普通的生产率在追赶最高的生产率。在中国有很多人,他们的生产率是比其他的国家中国人要高很多,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能够把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在做的一些政策,使得一些人拥有这种高的生产率,从而带动那些生产率还比较低的人的话,这个潜力也是大的。

在发达国家,我们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为什么生产率会有如此的分化,显然,如果说能够缩短这种生产率的差距,也可以为增长带来动力。

另外我想强调一下供给侧改革,也就是说需要去产能,我觉得去产能其实不是问题的核心。这是在向后看,在向过去看,中国应该是向前看,向未来看齐,如果我们真的是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话。那么在钢铁这些行业,或者是说煤炭行业的这些人的技能可以通过培训,可以把这些行业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其他的行业。但是这不是问题!所以对我来说,看起来中国把这个去产能这个问题看得太重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但是这不是未来增长的最核心的问题。


去年10月22日,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组局局长李冰在第三届钢铁行业多元产业发展大会上也表示,中央企业今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任务是719万吨,能在10月份完成

美国在2008年危机之前,我们建了大量的房屋,甚至在沙漠里也建了很多的房屋。这些房屋全都是一文不值的,最终都是空置的。没有美国人说为了美国的增长要把这些房子拆掉,因为把这些房子拆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我觉得在经济政策的制定方面,一定要向前看。

所以,在我看来,未来几年,最关键的问题可能是增加需求。这个需求的增加可以带来供给侧的相应的改革,如果说我们的经济的金融市场或者是其他的环境是有利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有需求的话,像我之前说的,它会带来新的就业,会把中国总理提到的创新的精神,充分的释放出来,然后成立很多的小企业来满足这些需求。所以我觉得供给侧的改革,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需求来推动。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需求的增长怎么样才能产生,怎么才能创造出来呢?大家都担心中国的高负债率,或者是说信贷泡沫,我同意这是个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去产生需求,而不要通过信贷来作为经济的支撑,这就是中国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在我看待中国现在和未来的需求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中国需要解决环境的问题,解决城市的问题,要创造宜居的城市,还有对这个人才的投资,对教育和医疗的投资。创造一种共享的和公平的繁荣,如果是可以让私营部门做得更好的一些方面的话,我们政府就退出,有一些领域可以政府和社会资本来合作。

这个收入的增长的渠道还是很多的,那么这些收入增长的渠道,税收增长的渠道,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比如说碳税,中国有一些类似碳税的政策,但是并不是真正的碳税。我想首先我们可以征收碳税,我也和斯特恩爵士在共同探讨对碳的定价,我们在IMF的会议结束之后想提出来碳税应该是50-100美元一吨,这样的话可以带来大量的收入。如果经济能够好转的话,环境也能够好转的话,这就能带来需求,为什么能带来需求呢?因为我们需要投资去改造一些旧的设施,实现绿色经济,所以如果有足够的融资的话,那么就能够促进总体的需求。那么碳税其实是能够有三方的收益的,而且对今天来讲尤其重要。

第二个税也是非常重要,中国现在还没有资本利得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增长的不确定性,资本利得税就变得非常重要。在美国不平等主要的来源是资本利得税。你要去平衡这样的一个财富和平等,你必须要有非常高的资本利得税,如果你的资本利得税是关注于房地产,那么它可能会降低房地产的泡沫。所以说一些老的公司,并且也将会抑制股市的波动。

第二个是房地产税,地产税,财产税。在城市环境中的一个税收的原则是土地的税。土地不会说你跟我征税的话我就消失了,所以其实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这个土地税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高效的一个税种。所以对于我来讲,从公众的角度来讲,很多的税收其实都是可以用来刺激需求,在私营领域我们也是需要有,也可以把一些债转股。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的经济更好的管理和波动,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观点。

当然我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了,现在我想多说几点,第一我们要正确了解中国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中国一直是希望成为一个小康社会,那么其实中国已经是一个小康社会了,就平均的水平来讲中国已经实现了小康社会。如果你看一下美国,你看到美国50年代的时候,我们和美国当时是差不多的情况。当时我们的收入已经增长了四倍。所以说中国现在和美国50年代的情况差不多。

因此,其实中国是根据我们相对的这样一个水平来评判现在我们的情况,而不是绝对的这样一个水平。美国也是展开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教育项目,我们也是提供了最好的学校,并且是免费的,只要这个学生足够的出色。我们有大量的研究项目,所以政府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时是艾森豪威尔的政府主导的,而且它非常奏效。所以,它也是我们经济刺激的一个重要的源泉。

第二点,当我们考虑跨越2020,或者是说2050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2050年的愿景是什么,我想有几点是我们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作为一个社会可以去想象的,我们也是要去进行一个讨论,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是需要做出自己的决策,自己的愿景是什么。首先我们是一个城市化的一个社会,将会成为这样一个社会。我们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然后又有一个农村发展的战略。当我去1998年担任首席经济的时候,我们就谈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需要讨论一个城市的战略。

但是政治上的一个角度来讲,那个时候看来是比较令人不安的。但是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城市发展的战略,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的部分是让城市宜居,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感觉舒适。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有公园,公共交通,环境等等有很多的不同元素和因素要去考虑。另外,我们还要有一个成为以服务型为导向经济,现在的服务占50-52%的GDP了,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很好的转移和过渡,另外我们要实现一个共享的繁荣,不能够有不平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受教育的社会,每个人都接受自己,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力,并且也需要有一个人们当家作主的社会,所以这些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

中国的今天更加复杂,因为我们国家更大,我们有发达的区域,还有清华这样的研究机构,实验室比美国的还要好,我们甚至都想使用中国的实验室。

另外我们需要有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包括了能够有很好的汽车的生产,然后我们有自己前沿的技术,我们是一个普通的,现代的经济。我们还有农村经济,有2亿人还生活在农村,所以说所有的这些变革都是在同时发展的。我们要从前沿的,现代的经济把它不断的拓展,然后去改革我们陈旧的经济部分。另外农业经济也要继续发展。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变成像美国那样的,就是说我们有2-3%的人口进行这样一个农作物的生产,然后提供给人口使用。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它意味着什么?

最后我想说这些工具如何来实现这些重要的变革,从现在到2050年,因为我认为政府将会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市场是没有办法自己来完成这些变革的。如果你要市场来决定的话,你可能会带来经济衰退。那么人们可能会非常的愤怒,我们不希望有这种现象。所以政府应该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创新。

我想强调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需要有21世纪的工业政策,当然这样的一个名称,他们之前不太受欢迎,但是现在也越来越被人所接受,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成功的工业政策才能够成为一个先进的经济体。所以,我们需要很好的了解21世纪的特征是什么,比如说气候变化,我们已经掌握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对全球经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有包括我们的太阳能发电,太阳能板的价格也是越来越低,越来越普及。我们也在实现一个绿色的经济。

另外,没有其他的国家像中国有这么多大城市,我们需要了解如何来建设这些超大型的城市。有公共交通,我们不能够依赖于这些私人的交通,我们必须要去设计好公共交通的发展。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城市气候变化,其实都是需要规划的。

但是规划很多时候的名声并不太好,因为几十年前我们是一个计划的经济,但是我刚刚说的规划是不同的规划,不同的计划,所以需要不同的政府角色的参与,和以前是不一样的,和其他的地方也不一样。这需要创新,创新是能够带来公共利益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创新必须要造福于社会,其实美国有很多的创新,但是你要知道谷歌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呢?它是最为高效的,他会有一个广告的中介,但是广告可以让人们的生活更好,其实广告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我们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第二我想强调的就是说2050愿景,我们需要有一个终身学习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体。那么在我《创造学习型经济》的这本书当中提到了成功的经济体必须是要以学习为基础。无论是16年还是20年,我们需要有一个终身学习的教育的体制。最后我想要强调的就是市场经济不会自动的存在,当中国转型到只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型经济的时候,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知道有不同的市场型的经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但是人们会说市场经济决定了我们的性质,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我们要去重新划定规则。

在我这本书当中也提到了在80年代,美国改变了美国市场经济的规则,我们让他更加的短视,更加关注与股东的利益和利润。我们改变了税法,改变了公司治理,改变了货币政策,我们做了很多的事。那么它的结果就是带来了更多的不平等和更低的增长率。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21.86万人,其中2015年回国40.91万人,近5年年均增长21.75%,成为我国创业创新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现在美国人也都知道这些因素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所以导致了这些疾病的政策,导致了更多的不平等,这是在市场经济里面发生的,所以市场经济里面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可以带来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于更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所以在美国我们也在开展这样的讨论。

我简单说几个方面,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金融行业的改革,但是很多金融行业的改革都是在关注与如何防止金融行业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伤害或者是说防止他们过渡的借贷或者是说防止他们承担过多的风险,也就是说总要防止它伤害我们。但是没有人讨论说怎么样才能够让金融行业做它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创造就业,促进经济的增长,提供信贷,所以我们怎么样让金融行业做它自己本该做的事情呢,让它变得更加的稳定呢?

现在金融行业所做的事情,并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而是自己在赚钱,还有一个就是说垄断,在美国不同的行业中垄断的情况越来越多。现在我们要采取反垄断的这些措施,那么新经济实际上用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打破了这种垄断,所以我非常欣赏这些新经济的公司,他们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的力量,我们有一些公司他们的利润巨大,但是从来不投资,那么问题就是说为什么?

当然,答案很简单,因为他的边际收益率比普通的收益率要低得多。如果你是一个垄断者的话,你未来的需求是下滑的。所以,你越投资的话,就越会消耗,侵蚀自己的利润。所以他们利润很高,但是他不投资,所以这种情况就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放缓。因为他的资本产出率在美国是下降的,这不应该发生。

如果说房地产价格上涨,那财富就增长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更多的土地,土地数量是不变的,只是价值在上升。所以这样的财富本来可以用来创造更多的就业,结果却变成了土地的投机。所以底限是我们在制定规则,它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中国如何才能够打造更有竞争力的经济,在历史上,对于中国的乡镇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未来,我们还会听到很多人说我们是要建立一些国家的龙头企业。这是在行业要进行整合,公司的数量会减少,大公司肯定是很欢迎的,因为他们的利润会增加,CEO也非常欢迎,因为他们的收入会更高。在很多的西方国家,这种行业的整合就导致了这些高管的薪酬变得非常的不合理。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国2050年的一个愿景是什么,然后中国怎么样才能达成这个愿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能够实现这个可持续经济增长的目标,同时又能够带来一种共同的繁荣和增长。

(转载自“经济学家圈”微信公众号)

约瑟夫·施蒂格利茨

约瑟夫·施蒂格利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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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学家圈”微信公众号 |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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