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伊斯坦布尔防暴警察开始使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全面驱散塔克西姆广场上的抗议人群。抗议者撤至广场旁的盖齐公园（Gezi Park），准备继续对峙。与此同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继续发布措辞强硬的声明，称抗议活动是反政府阴谋的一部分，将驱散和逮捕“滋事者”，呼吁人们撤出广场和公园。

这场两周以来席卷土耳其主要城市的市民抗议浪潮肇始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城市改建项目，当局将拆除城市中“仅存的”有茂盛绿荫环绕的休闲胜地盖齐公园，改建购物中心。这堪称2007年土耳其军方的政变威胁以来，埃尔多安当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理解这场抗议运动的性质与影响，一方面当然要看是要看谁在抗议，抗议什么，另一方面要把这个节点放在现代土耳其的历史中观察。

抗议者群体的构成五花八门，有艺术家、大学生、环保群体、球迷组织和左翼工会团体，也有库尔德人、同性恋者和女性主义团体。其声讨的对象既针对埃尔多安的独裁作风、当局对媒体自由的侵蚀，也包括政府新近颁布的禁酒令和“禁吻令”。既有强烈要求埃尔多安下台的激进主张，也有要求停止暴力、改善公民自由权利的温和诉求。与“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类似，抗议呈现高度的去中心化。

正义与发展党（AKP）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虽然同属温和保守的伊斯兰政党（前者的伊斯兰主义色彩还要更隐蔽一些），但埃尔多安与埃及总统穆尔西所面对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局势。

埃尔多安的底气，无疑来自其执政十年来的卓越政绩和稳固的政治地位。经济方面，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国内改革使土耳其经济在2007年至2011年间保持了强劲增长，平均增速达到3.5%，其中2010年和2011年连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时，得益于其广泛的社会基础，2002、2007和2011年三次大选中，正义与发展党均获得三分之二的议会绝对多数。这两点与经济凋敝、失业率高企、不得民心的阿拉伯世俗政权截然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2011年8月，凭借一系列半真半假的政变指控，埃尔多安对军方高层进行了全面清洗和换血，重创了军方这一最大的世俗主义堡垒和宿敌。大批现役或退役军官被逮捕，土耳其军方总参谋长和三个军种总司令史无前例地联合辞职，被埃尔多安拟定的人选取代。这与仍不得不看军方眼色，与之明争暗斗的埃及总统穆尔西完全不同。土耳其军方一贯自视为凌驾于政党之上的国父继承者，制衡社会自身蕴藏的伊斯兰化倾向，这种固守传统的精英集团，往往无法抵挡大众政治。魏玛德国的普鲁士军官团无法抵御纳粹代表的社会动员，土耳其军官团也将如此。拥有长期执政经验的埃尔多安及其正义与发展党拥有远胜于穆斯林兄弟会的现代大众政治的操纵经验，懂得通过操控民众和传媒的力量，炒作“文官治军”这一西方普遍价值，来冲击组织严密的军方阵营。这一举措与2010年通过的限制军方权力的修宪举措相呼应，世俗派的柱石和凯末尔主义的代表已被严重侵蚀和削弱。

在土耳其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中，坚守凯末尔主义“六矢”的传统世俗派地位日益尴尬，这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大城市更为西化的城市精英团体和市民阶级虽然认同世俗主义，但并不喜欢传统世俗派的威权与专断的形象，就像他们不喜欢埃尔多安的威权与专断一样；另一方面，资产者和更为传统和保守的和城镇居民，则更拥护埃尔多安的稳定统治、恩惠政策和暧昧的伊斯兰主义政策。正义与发展党的一个杰出策略，便是在建设高档购物中心和与全球经济接轨的同时，复兴古兰经学校和伊斯兰服饰商店。

正如利哈伊大学教授亨利•巴克莱（Henri Barkley）指出，简单套用世俗主义对抗伊斯兰主义的套路来理解当下事态是错误的：“抗议并未体现出系统的政治诉求，而更多是代表一种对埃尔多安个人及其政党日趋专断的行事风格的不满。”这次抗议运动与其说是一次“阿拉伯之春”式的根本危机，不如说是一种后现代的、碎片化的、夹杂着民生和环保等“小清新”议题的情绪宣泄；与其说它象征世俗主义对伊斯兰政党的集中挑战，倒不如说它反而折射出传统世俗派的衰落。从某种意义上说，土耳其已经淡出了“阿拉伯之春”所代表的20世纪，而属于伦敦—巴黎骚乱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所代表的后现代。

展望：“奥斯曼复兴主义”的兴起？

相比于轰轰烈烈的广场政治，今年的另外两件事，似乎更加意味深长。

今年2月，土耳其航空公司（Turkish Airlines）推出了新的制服设计方案，空姐制服从艳丽的紫红色过膝套裙，改为样式保守的长裙，配上一顶奥斯曼风格的红色菲兹帽（fez）——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菲兹帽正是国父凯末尔当年极力废除的“陋习”之一。

同样是在2月，土耳其历史上耗资最巨的电影《征服1453》上映，观者如潮。影片中的战争场面宏大，但西方化的观众批评其过于脸谱化，对拜占庭过于歪曲，对“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过于美化。

这两个事件，与土耳其媒体上时常出现的“新奥斯曼”（neo-Ottoman）相应，都暗示了土耳其社会对奥斯曼帝国的“思乡”情怀。而埃尔多安本人强硬的做派和有力的手腕，使得很多土耳其人，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给他冠以“苏丹埃尔多安”的称号。

凯末尔的文集中，有三句最让读者印象深刻的话。其一，“世界上只有一种文明，那就是欧洲文明”；其二，“真正的求真理之道（tarqas）是科学”；其三，“土耳其就是我的宗教”——上世纪初，凯末尔及其追随者选择了一条完全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决裂，通过完全效仿欧洲和建构单一的土耳其民族来寻求自立自强的道路。这种西方化、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正是现代土耳其，尤其是1980年“军政府宪法”的精神内核。

土耳其经济的强劲增长、欧洲内部的重重危机与矛盾、中东政治的大变局、以及美国实力相对衰落与“战略东移”，实际上都为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崛起提供了空间，也为一种类似于奥斯曼帝国复兴的，由土耳其来承担整合破碎的地中海西岸地区的再整合，提供了某种潜在可能。事实上，土耳其的主要海外投资方向正是东南欧国家，埃尔多安在叙利亚内战和其他地区事务上也一直保持着进取姿态。。

某种程度上，与其说埃尔多安及其政党代表了一种潜在的霍梅尼式的政治伊斯兰诉求，不如说其更像是暧昧的“奥斯曼帝国复兴主义”的化身。

但是，从长远来看，当前的乱局，一定程度上也暗示出土耳其国内权力结构的失衡。埃尔多安及其政党长期的压倒性优势，造成了立国以来一直居于土耳其政治生活中心的“文官—军方”和“世俗—伊斯兰”相互制衡的局面已趋于消失，原有的平衡已被打破，而新的平衡没有建立，必将引发各种矛盾。现有的乱局已经造成土耳其经济前景受损。

事实上，敏感者都会看到，埃尔多安与土耳其总统居尔对抗议运动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居尔主张温和应对和妥协，这似乎暴露了总理与总统之间的裂痕，这种裂痕很大程度上源于埃尔多安试图效仿普京，将现行的议会内阁制变为总统制，以追求长期掌权。

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土耳其军方已经改变了传统的通过兵役和教育影响社会的单一途径，转而通过创建、资助、支持和动员支持世俗主义的城市社团和智库，鼓励其组织大规模集会与示威，使“伊斯兰问题”成为日常语言和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军方能否藉此复兴其社会影响力？这无疑将为未来土耳其政治增添新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