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

康康:抗战期间国军如何捕获、利用俘虏?

2018-05-22 09:55:05

“战时由俘虏身上搜求情报,为获得敌情之最要方法,亦即军队谍报业务之主要部分。”

“如敌狡猾,不受审问,不服约束,亦可随时予以刺激之答复,或恐吓之动作,或野蛮之措置,不必一定拘泥于该公约之条文。”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1940。

八年抗战期间,我军俘虏了一定数量的日伪军。冈村宁次称,1946年5月底前国共双方移交的日俘计有陆军1212名,海军40名,普通日本人106名。1945年3月,中共则宣布八路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至此已俘虏敌伪军28万多名。有这么多的日伪军被俘虏,我军是如何处置的呢?透过这本印着“极密”二字的书,我们可以窥探一二:

《俘虏战利品之捕获与利用》一书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第四处编印于1940年。军令部第二厅,掌管情报,其下辖第四处则具体负责情报电讯,处长为魏大铭,同时也是军统局第四处的处长,有人即认为军令部第三、四处皆为军统所控制。此外,军令部第二厅第四处亦曾关押个别日军战俘。

该书正文部分分为三章,包括《俘虏之捕获与利用》、《敌军物品文书之夺获与利用》、《关于俘虏知识之普及事项》。而后则是附录,包括《俘虏登记表》、师、军团司令部两级俘虏审询问题概要表与十余项相关法规。

正文部分的编者为冯陞云。他在大革命时期曾由胡景翼派至苏联留学,与师哲一班,而后曾任陕西省防空司令部参谋长,强调“防空监视工作的任务是对国民党飞机当好地上眼睛”,所做工作与情报接近。

如何捕获俘虏呢?一般是部队于战斗面或搜索时捕获,这是最通用而且便利的方法。如果一般部队未达到捕获俘虏之目的,则应该专派威力搜索队进行搜索。威力搜索队由团或师组织,以一个加强营为最大,以一个加强班为最小。

俘虏捕获后,则应首先搜缴其兵器、笔记、地图、命令、符号、文件等物品。由于其可能自杀以及编造证词,除个别技术兵种外,最好于原地迅速询问。俘虏若超过两人,必须禁止其谈话,并最好分开而个别审问,以防两人串供。如果有军官被俘,则应隔离官兵,防止军官对士兵施加影响。特种兵被俘时,更应该隔离开来,缘其智识通常高于一般士兵。

除了供得情报以外,俘虏还有什么用呢?

一方面,俘虏可充当我军的密探,或派往敌军的后方,或派其混入其他俘虏之中。另一方面,则可使之对敌国军民作反战宣传的工作。此外,或可使俘虏利用技术为我军工作,甚或实施反间计。对于俘虏之不同情于我者,则应“每日令其作相当时间之苦力工作如筑路、运输等等以利用之。”

值得一提,这份极密文件还表达了对于国际《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的态度。书中指出,国际公约“事实上并无发生有力作用之可能,除供外交家或强国或战胜国之借口与便利外,对于弱国实为一文不值之废纸而已,慨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倭寇在我国之暴行,何尝按照公约行事?”

因此,我军对于这类公约,“仅可明了其有此一说,对于已俘虏之敌军或士兵,须以注重审询获得敌方军事布置、兵力大小、任务如何之情报为第一义!至待遇一项,可视俘虏之情形及俘虏后,觉悟之程度以为定”。“如敌狡猾,不受审问,不服约束,亦可随时予以刺激之答复,或恐吓之动作,或野蛮之措置,不必一定拘泥于该公约之条文。”

这种种言辞反应的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人的痛楚感与幻灭感。在历次求助于国际社会均没得到什么实质帮助,中国对于所谓的国际公约也并不视为典要了。

当然,这一说法并不能完全反应战时我军对待日俘的实况。

冈村宁次战后曾对国军的几所日俘收容所进行了调查,指出成都俘虏收容所,日俘被“准其自治生活”,并设有庶务、卫生、娱乐等班,懂中国话的,每天前往市场采购副食品。同时,日俘每晨遥拜皇宫,节日时整队合唱国歌后,举行遥拜,时有外国传教士前来慰问。重庆俘虏收容所,情况类似。战俘“每晨遥拜皇宫,加强团结,士气旺盛,死亡者极少”,并有时常出入的美国传教士教他们制造玩具出售后,送肉及香烟等给他们。

尽管这两个俘虏收容所皆存在食粮缺乏的情况,但是冈村宁次为这一情况作出了解释:“重庆政府的官员们,都不能摄取到足够的食物,至俘虏给养恶劣,可想而知。”

本文来自“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经授权转载,转载时略有删改。

康康

康康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

分享到
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微信公众号 | 责任编辑:吴立群
作者最近文章
抗战时国军的日本战俘生活什么样?
风闻·24小时最热
网友推荐最新闻
相关推荐
切换网页版
下载观察者App
tocomment go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