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老田】

因为缺乏军事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一些历史学教授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难于超越那种“忠臣奸臣”的简单套路。毛泽东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军事家，曾对诸葛亮的战略眼光给出过精当的评论，从军事方面的专业眼光看，诸葛亮最大的战略性失误就在于分散兵力：“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泽东：《读姚鼐编<古文辞类纂>苏洵<权书>十<项籍>批语》）在一个贫穷的农业时代，好不容易才从农民那里动员来的有限人力物力，未能恰当地集中用于主攻方向，这就是毛泽东判定其必败之因。

民间传说中诸葛亮是周知“前五百年、后五百年”的先知，在普通人的心目中，诸葛亮被捧得很高，以至于到了无须搜集必要的信息就能够做出正确决策的“智慧化身”，有民间谚语说“前朝算师诸葛亮，后朝算师刘伯温。”此种对诸葛亮的想象方式，是解释重大历史和政治事件缺乏明晰逻辑的结果，人们不能够从已有的材料和结果之间梳理出来起码的逻辑因果关系，不得不构建出一个无所不能的人，让他去填补军事决策中间的逻辑空白。

诸葛亮用兵在演义中间也渲染得神乎其神，究竟诸葛亮实际上用兵能力如何呢？这很值得剖析一番。

诸葛亮在草庐之中向刘备展示他精心制作的ppt（图片来源：电视剧截图）

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初见刘备时就有一个明确的规划：“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脩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

在这一段话中间，蜀汉后来的几个战略要点都具备了，安抚少数民族地区，对孙权试图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在地盘上争取荆州和益州作为前进的出发点，由于各种偶然和必然因素的合力作用，这几个战略要点大体上成为后来的主观努力方向。

我们今天有了“放马后炮”的优势，可以检验诸葛亮最初的设计到底合理还是不合理，这个设计中间最大的问题在于：据有荆州和孙吴战略伙伴关系之间的互不兼容性——孙权方面把夺取荆州视为优于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这个巨大的潜在风险未能得到预先的重视和评估，结果导致关羽败亡和刘备的报复性用兵，牵动整个的战略大势。同时，占领益州地域，结果是一种地理上的“自囚自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运输成本过高的不合理的战略出发点。“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益州北部，红圈内是蜀汉政治核心地带，也是人口相对比较稠密的成都平原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段话，诸葛亮的历史科目和地理科目——“文综”知识——考试不及格，高祖是以汉中和关中盆地作为出发点而不是偏远的成都平原。而后来拿到手的益州，地处四川盆地西部，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大军进出都很不方便，其重心成都平原过分远离中原大地。从地理角度看，此地只适合作为“偏安王朝”的根据地——敌对力量的进攻永远都是处在“劳师以袭远”的不利态势中间，但却不适合作为“争天下”的前进立足点，否则自己的每一次出击，都将是“劳师以袭远”的不智之举。换言之，诸葛亮无论是对历史经验援引，还是对益州的战争潜力和成本的估计，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误判。

刘邦确曾把汉中盆地作为根据地，此地经过陈仓道就进入关中地区，沿着汉水前出就是中原地带，后勤补充和进退方便都远非益州可比。

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错误看法，把整个四川盆地都看成“天府之国”，这很不准确，真正有自流灌溉设施的都江堰罐区不到全川面积的百分之一，而且历史上全盛时期的灌溉面积（清代中叶）也不到300万亩，在没有化肥的古代岁月里，这些田地只够支持百把万人的温饱生活。

此外，川中、川东、川北的丘陵地带受旱灾威胁很重，农业条件都很差，故此，过分高估四川盆地支持长期战争的潜力，是不符合实际的。诸葛亮说益州“沃野千里”，也明显过度高估了益州的战争支持潜力，结果是经济方面的“占便宜思想”妨碍了正确的政治判断，导致战略方面的失误。

此外，诸葛亮也很重视荆州作为前进基地的地位，但这一合理设想处在不可控状态，孙权一方不放弃荆州的僵硬态度，自始至终都是联盟无法成立和持续的原因。我们今天知道，三国时期江汉平原尚未开发出来，湖南湖北地区可资利用的耕地，集中分布于中国地形第二三级阶梯的结合部，由南向北分布于常德、宜昌、襄樊一线，过了方城垭口之后就与曹操的核心地盘——南阳相接了。

今天沟通南北交通的京广铁路沿线，当时还是壅塞不通的地域，在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前，最重要的南北交通线就是沿着南阳盆地南下，经襄樊、当阳到长江。当时曹操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追赶刘备的，那时的南北交通要冲实际上也只有这条路线。而三国时期的南北对抗局面，双方用兵和攻防，大体上也是沿着这条路线来展开的。

诸葛亮想要北伐中原，关键也在于要集中有限的兵力，不能东击孙吴、北抗曹操，所以，“孙刘同盟”就成为北伐战略的一个关键支撑点。问题在于这个支撑点很不牢靠，荆州是一个理想的北伐出发点，诸葛亮想要留在手里，还派关羽领大军长期守备；而孙权总是谋划着要夺回荆州；而曹操施加的军事压力也沿着南北要道指向这里；因此，关羽镇守荆州实际上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

关羽军猛攻樊城，被吕蒙偷袭

考虑到古代交通困难，运输成本极其高昂，如果没有附近的土地赋税支撑，要在荆州维持住一支大军的供给，那是很不容易的；公元215年夏天，孙权就已经派兵夺取长沙、桂阳、零陵三郡，还要关羽让出南郡，经过协调，南郡、零陵和武陵三郡归刘备方面，关羽的军饷就更加成问题了，所以率军出击襄樊，结果后方空虚为吕蒙所趁。

正是在这个方面，历史叙述有很不可靠的地方，往往过分看重关羽对孙权方面态度不好，须知战略同盟不是“朋友个人感情起作用”，而是很现实的利害关系计算。孙刘同盟无法维持的内在逻辑是孙权想要占据荆州，这等于取消了双方缔结军事同盟的唯一共同利益，此时，诸葛亮仅有的理性选择是：放弃荆州并撤回关羽大军。孙权方面否定刘备据有荆州，实际上就取消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全部利益基础，而诸葛亮如果不想要两面对敌的话，就只能够撤回关羽大军西去益州，让孙权方面独抗曹操。

孙刘联盟之所以无法成立，关键在于孙权方面坚持否定刘备方面的应得利益——保留荆州地域作为关羽大军的给养基地，如果关羽大军停留在荆州附近还由益州远距离运输给养的话，那显然是一种“自带干粮的五毛”行为，而不是什么战略伙伴关系。在孙权誓夺荆州的目标之下，不论关羽如何处理双方关系，同盟破裂是早晚的事情。

孙刘同盟的内在的风险和利益分配，合理搭配的条件下应该是这样子：荆州地域处北方军力南下的要道，驻守此地意味着长期面临曹操兵锋的威胁，不要说实际作战，就算是保持着一个有效的防御态势，都将是一笔非常大的人力物力消耗，付出这个“高成本”的一方，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收益”来平衡——而唯一的合理“收益”，只能是把荆州的赋税——襄樊至常德的狭长地带无条件地划归刘备。

支持战争的潜力如何，可以把最主要的支持因素提炼出来进行对比。美国学者克莱因提出“国力方程”，他把一个国家的国力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三项构成，其中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经济能力主要包括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军事能力包括技术和投放能力；第二部分为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两项。第二部分中的两项最高分为1分，最低分为0分。可以看出，第一部分基本上与经济和技术相关的，可以称之为“有形实力”，第二部分是力量运用的主观方面，可以称之为无形实力，那么竞争性的国力就等于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之乘积。

国力=（基本实体 + 经济能力 + 军事能力） ×（战略意图 + 国家意志）

虽然今天的国家竞争与古代有别，但是，克莱因对最基础的战争潜力个支持要素方面的看法，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我们知道商鞅变法的主要政策，就是奖励“农战”——业农和战功，秦朝搞了“二十等爵”并把这个与个人获得财产和入官机会相联系，这显然是为了把“虚衔”与“实利获得”的机会进行绑定，在政府不付出巨大实利的基础上去激励人们的努力意愿，目的显然是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量，以及向民众输入强烈的为国立功意识。

从长江流域土地开发和人口增长的历史看，南北朝时期桓温当荆州刺史时期，荆州地域的江汉平原开始得到初步的开发，宋金对恃时期大量人口南迁对这一地带开发的加速作用很大，明代长江北岸大堤合拢，意味着江汉平原的开发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清代康乾之世，长江大堤南岸也得以合拢，这是洞庭湖平原得到开发的决定性标志。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新开发的高生产性耕地，使得传统农业时期获得了一个剩余产品率的反常高值区。宋代对杭嘉绍平原的短期快速开发，也一样获得了剩余产品高值区的美名“苏湖熟、天下足”。

因此，在三国时期，长江流域各地的状况，都存在着开发不足与人口稀疏的现实，直到唐代杜甫的眼里江南还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江南瘴疠地”，这对比开发程度相对高企的北方区域而言，单位地域面积提供的支持战争的潜力要小很多，也就是说依据克莱因国力方程其有形实力项目的总和不高。历史上通常是北方统一南方，而不是相反，这是与基础性的战争潜力有关的，民国年间史学家吕思勉直言，宋代岳飞抗金之失败是因为确实打不赢，其依据还是很充足的——南宋的半壁江山其战争潜力很有限。

当时开发程度很低的益州南部区域

直到元末明初，朱元璋才以南方为基地打垮蒙元政权，这个要算是历史的第一次逆袭，后来还包括民国的北伐胜利，都是南方开发程度上升，支持战争潜力大为提高之后的状况。

从管辖地域的人口与农业开发程度出发，可以较为准确地评判荆州地域的战争支持潜力。后来关羽失败，其实早就有必然性，有一个孙权这样的“猪队友”——想要垄断全部收益却不明了实际风险。孙权这么干，对自己一方是很有利的，假如关羽大军驻扎在荆州附近，共同分担曹操的压力，同时却远从益州运送给养，显然，刘备一方会因此大为削弱，曹操一方的大部分压力也有关羽大军承担，关羽大军的眼皮底下荆州大部分地域的赋税还能够收入府库。

在孙权的设计里面，关羽大军就是一种纯粹的“自干五”角色。不过，最精明的人其实就是最愚蠢的人，孙权要想占尽一切便宜的行为，最终从根本上破坏了“（孙刘）两弱联手抗一强（曹）”的战略态势，在加速了自身灭亡的同时，还帮助北方预备了更早统一的最优战略态势。

荆州这个地域作为进攻的出发点，还算是可取的，在防御态势下因为缺乏回旋纵深和据险自守的地形条件，很容易为敌方所乘。

这个地理条件上的严重缺陷，在历史上不止一次暴露出来，在关羽“大意失荆州”之前，历史上荆州低于曾经两次被敌方攻破，第一次是公元前506年被伍子胥率吴国军队攻破，第二次是公元前279前被秦国名将白起拿下，第三次才是公元221年吕蒙“白衣渡江”和关羽的失败。关键原因就在于襄樊—荆州—常德一线缺乏纵深，南方当时是尚未开发的蛮荒山区，西边有大山与四川隔阻，东方是壅塞不通的沼泽和山岳地带，北方就是曹魏的重兵防线。而长江水道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很难有效封锁，通常情况下是很便于进攻方从上游或者下游经水道来攻，骤临强敌的荆州是很难从外部取得支援的，而且地形上也基本无险可守，很容易为敌方的优势兵力所乘。

后来刘备兴兵报仇，从川中东下竟然费时7个月，所耗费的时间之长，足以说明到荆州相对于蜀汉重心地带的“孤立”态势。

以此而论，诸葛亮在规划天下时，就有着巨大的弱点：一是孙权方面的决策不是他所能够控制的，二是地理知识匮乏因而缺乏明晰的决策信息，这些都不是凭个人智慧所能够超越的。大体而言，战略的相关要点都还在诸葛亮的掌握之中——对孙权要和，甚至关羽死后还苦谏刘备不要对非战略方向用兵，都能够体现出高明之处。

后主刘禅（图片来源：电视剧截图）

刘备死后，诸葛亮获得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力，刘禅曾说“政归葛氏，祭则寡人。”在东征失败后的不利形势下，他先是安定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然后开始规划已久的北伐，这个时期，战争受地理距离的限制，就严重地暴露出来了。

孙子兵法上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孙子·用间第十三》）古代的运输成本极其高昂，用人力转运粮食，每走一百公里，运费就得消耗掉四分之一，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似乎是一种人力车运输，这大约可以把运费降低一半，如果有车道可以用上牛车马车，运费下降为每百公里八分之一左右，古代只有水运费用才相对低廉。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木牛流马复原品（图片来源：人民网）

一般而言，若无运河完全依靠陆地运输，不管有无木牛流马，五百公里之外的长期战争是不能完全依赖后方支持的。而从蜀汉的重心成都平原出发穿越大巴山和秦岭，到北伐前线的直线距离都已经超过了800公里，诸葛亮在前线常因粮尽而退兵，这说明当时的技术和道路条件下“距离”是何等重要。

公元227年春天，诸葛亮到汉中预备北伐，曹魏君臣讨论如何应对，魏明帝曹叡想要发兵对攻，问散骑常侍孙资的意见，孙资回答说：“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敝。”（《资治通鉴·卷第七十》）在相互抗衡的战争中间，曹魏方面能够深刻认识到如何有效地节约民力兵力，按照孙资的估算，进攻方所承担的“力役”数量要比防守方多出三倍。

诸葛亮对曹魏采取攻势，确实如《出师表》所言体现了他忠于对先帝承诺的事业心，也正因为如此，在交战双方之间就承担了大部分“运输成本”，曹魏的战争消耗因此远远少于蜀汉。

此外，曹魏对南方持守势，还有分化孙刘同盟的实际效果。如果曹魏采取攻势，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孙刘同盟就易于巩固，反过来，采取止息干戈的态度，反而有助于突出孙刘的内部矛盾，导致其内讧。其实，这一对策曹操在对付袁绍余孽时已经用过一次，袁绍的儿子袁熙、袁尚失败后往投辽东太守公孙康，有人建议出兵去打，曹操却坐等公孙康自己去解决他们，因为他已经准确地把握到了公孙康的小算盘：“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结果当然被他料中了。

蜀汉末年，邓艾大军偷渡阴平

等到诸葛亮死后，其继承人姜维更为频繁地采取出击战略，长期战争耗竭了蜀汉的人力物力资源，力量过分集中于进攻，以至于不能维持起码的防御需要，这个弱点被对方充分地把握到了，结果公元263年蜀汉亡于晋将邓艾的一次远程奇袭。

鲁迅曾经说中国有些文人是永远的风派，对这些人而言：“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但是，对于曹操和诸葛亮的历史评价中间，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形，这很值得玩味。

在这个巨大的反差中间，“正统观念”当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因素也很突出：为人勤谨、忠于承诺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勇于承担失败责任和自我批评，这些都明显提升了他在世人心目中间的地位。

今天，人们在教授们的教育之下，不仅淡忘了诸葛亮的缺点和不足，而且他可取的一面越来越被放大，在今天的汉语读者中间诸葛亮三个字已经等同于“智慧”的表征。

在另外一个方面，诸葛亮的地位过高，意味着我们对于历史和政治的认识还处于极其幼稚的阶段上，诸葛亮的过高地位，在逻辑上意味着我们所依赖的历史教授们，还无法根据材料做出起码靠谱的历史和政治分析，实际上意味着历史写作还远没有走出“说书”阶段，只能够粗略地把重大历史和政治事件及其解释都寄托在某些选定的人格化形象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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