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南明永历朝廷，从建立伊始就处于不断的播迁之中，从广东转移到广西、贵州、云南，最后流亡到缅甸。这一皇帝流亡国外的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永历朝廷为何要选择这样的西迁流亡路线？只有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才能得出合理的答案。用新的眼光来看问题，从“小问题”可以看到“大历史”。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1623—1662年）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桂王朱常瀛之子。崇祯年间受封为永明王，1646年受明朝大臣丁楚魁、吕大器、陈子壮等人拥戴为监国，接着称帝于广东肇庆，年号永历。他在位15年，辗转于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各地，最后逃入缅甸，为吴三桂索回，绞杀于昆明。在中国古代，皇帝流亡被称为“巡狩”，因此永历帝及其小朝廷向西流亡，也就是“永历西狩”了。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巡狩”之事屡见不鲜。不过像永历帝这样，从广东一路“西狩”到了国外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却是绝无仅有。这个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很值得我们注意。

一、“西狩”：永历朝廷的唯一选择吗？

因为无法抵御清军，永历朝廷只能不断播迁。但是除了“西狩”之外，永历朝廷还有其他的选项。

首先，永历朝廷可以东迁，投靠控制台海地区的郑氏集团。

经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经营，到了永历时期，郑氏集团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在明亡之后成为东亚世界唯一能够对清朝构成重大威胁的力量。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郑成功率17万大军与浙东张煌言部会师，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于洋山海域遭遇飓风，损失惨重，只得退回厦门。次年郑成功再次率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势如破竹，包围南京，一时江南震动。后因郑成功轻敌，遭到清军突袭，大败后撤，试图攻取崇明作为再次进入长江的阵地，但久攻不克，只好全军退回厦门。随后收复台湾，作为抗清的根据地。郑氏集团在明亡后能够抗衡清朝达二三十年之久，可见其实力之强。

郑成功及其子孙始终支持永历朝廷。1649年（清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郑成功宣布奉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随即册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其子孙也一直保持着这个头衔。郑氏集团在控制地区铸造和使用“永历通宝”，表示对永历朝廷的承认。

对于永历朝廷来说，东迁台海不仅路途近，而且比较安全。永历初期，广东在李成栋的控制之下。李成栋本是李自成部下，降清之后，官至广东提督。他后来反清，归顺永历帝政权，在肇庆修治宫殿，重建官署，修复城防，填充仪卫，使得“朝廷始有章纪”。1648年11月，永历帝驾临肇庆，托庇于李成栋的武力保护。如果李成栋无法抵御清军，那么由广东东渡到台湾也很方便。1651年（南明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清军大举南下，形势紧急。永历帝召群臣商议，即有人主张到李成栋义子李元胤那里去，李元胤也上书奏请出海。此外也有人主张渡海依靠郑成功，或者主张进入安南避难。

因此，对于永历朝廷来说，流亡到台海，投靠郑氏集团，在郑氏集团的武力庇护之下生存，应当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其次，永历朝廷也可以南迁，从广西流亡到安南或者暹罗。

安南和明朝的关系颇为复杂，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好的时候居多。永历朝廷建立后，安南使臣阮仁政前来广西，拜见新即位的永历帝。永历帝遣翰林潘琦与安南使臣同行，前往安南册封后黎朝的太上皇为安南国王。永历元年（1647年）五月潘琦至镇南关，后黎朝派礼部尚书阮宜、户部侍郎阮寿春等接至升龙（今河内），行颁封礼。永历四年（1650年）十一月，清兵陷广州，永历帝自肇庆逃至南宁。永历五年（1651年）二月，永历帝从南宁遣使敕谕后黎朝，令其资矢、象、粮、铳，以助恢剿。该年十月，永历使臣再至册封后黎实权派郑氏清王为安南副国王。到了年末，清兵逼近南宁，就有大臣议去安南。随着清朝控制中国大局已定，安南各政权态度逐步转变。但安南高平一带的莫氏政权仍与南明保持密切关系。永历十二年南明光泽王朱俨铁、总兵杨祥等逃入高平地界，与莫氏盟誓共同抗清。同时南明德阳王朱至睿与太监黄应麟等也居于高平，并与莫氏盟誓共同抗清。永历十三年（1659年），清兵逼近昆明，孙可望拟派人把永历朝廷迁移到云南广南府。但因清兵逼近广南府，路不靖，遂断此议。永历帝出逃后，李定国南退撤至中、老、越边境，后盘桓于安南境界。如果永历朝廷要去安南，可以依仗李定国的帮助。由此可见，安南确实是选项之一。

暹罗与明朝关系一直很友好。据中国史籍记载，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到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的253年间，暹罗遣使来华访问达105次之多，居亚洲国家的首位。明朝遣使访问暹罗也达19次之多。直到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即1643年，崇祯十六年），暹罗还遣使入贡②。永历十三年（1559年）初，云南失陷，永历帝出逃。永历十五年（1661年）五月，暹罗派使者六十多人来联络永历朝廷的主要支持者李定国，请他移军景线暂时休整，然后暹罗提供象、马，帮助他对抗清军，收复云南。使者除带来丰厚礼物外，还取出明神宗时所给敕书、勘合，表示对明朝眷恋之情，并且告知李定国：“前者八十二人驾随，流落在我国，王子厚待，每人每日米二升，银三钱。”李定国对暹罗非常感激，盛情款待来使，派兵部主事张心和等十余人同往暹罗联络。因此，在此之前永历朝廷如果想要流亡暹罗，也并非没有可能。

因此，永历朝廷的流亡的方向，有向东、向南和向西的诸多选项。在这些选项中，西迁实际上是最差的一个。

西迁的第一步是到云南地区，再进一步到缅甸。那么，明代云南地区与缅甸的情况如何？对于永历朝廷来说，流亡云南地区与缅甸，是否比流亡到台海、安南、暹罗更安全、更保险呢？

明代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即使到了明代后期，少数民族依然是云南人口的主体。嘉靖时人桂粤、陈全之和万历时人王士性都说云南“城郭人民，夷居十七。时恬则蜂屯蚁聚，有事则兽骇禽奔。葢人自为险。势难统一者也”；“大抵云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蛮杂处，土酋割据”。直到明末清初，顾炎武、孙承泽仍然说云南人口中“汉人三之，夷人七之”。这些汉人主要是卫所军人及其家属，即如王士性所言：“诸省惟云南诸夷杂聚之地，布列州府，其为中华人，惟各卫所戍夫耳。”

占云南人口大多数的各少数民族，他们和明朝政府的关系很复杂。明朝在云南的统治主要依靠人数有限的卫所军人。到了明代中后期，卫所制度已经衰败甚至名存实亡，因此明朝在云南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十二月，蒙自土司沙定洲掀起叛乱，夺取了云南首府昆明，世守云南的黔国公沐天波被迫逃往楚雄。至来年二月，除楚雄以西外的整个云南都归附了沙定洲。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沙定洲集中了庞大兵力，将楚雄城层层包围，围困八十余天，城中弹尽粮绝，几乎失陷。永历二年（1648年）四月初，李定国率兵进攻沙定洲，到了八月，沙定洲之乱才平息。

平定沙定洲之乱靠的是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军余部。不仅如此，永历朝廷西迁到贵州后所依靠的武力也是大西军余部。大西军本是明朝不共戴天的敌人，对永历帝来说也有深仇大恨。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率部攻陷衡阳，桂王朱常灜携子安仁王朱由楥、永明王朱由榔仓皇逃出。第二年桂王死于梧州，朱由楥继位桂王，不久朱由楥突然死去，只剩下朱由榔，承继桂王之位。因此，可谓是既有国仇，又有家仇。

因此，对于风雨飘摇的永历朝廷来说，投靠有血海深仇的大西军余部，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选择。大西军余部首领孙可望对永历朝廷的态度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1652年（南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孙可望把永历帝安置到贵州安隆所。永历帝为摆脱控制，和吴贞毓等十八位朝臣密谋，企图翦除孙可望等人的势力。密谋被发现，孙可望杀害了这些大臣。孙可望自己住在贵阳，设立了内阁六部，建立太庙和社稷，制订朝仪，为将来篡位做准备。

在此情况下，永历朝廷流亡到云南，在宿敌的卵翼下苟且偷安，要比流亡到台海地区，在郑成功的庇护下继续存在，所冒的风险要大得多。

中国云南毗邻缅甸，如果永历朝廷最后走投无路，可以继续向西，流亡到缅甸。但在中南半岛的三个强国（安南、暹罗和缅甸）中，缅甸与明朝的关系最差。永历朝廷在明代中后期（嘉靖到万历年间），缅甸不断对明朝发动战争，前后持续了半个世纪。这场战争规模、强度都很大，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十四年（1606年）缅甸两次大规模入侵，出动的军队每次都达三十万人（或者号称三十万人）。从兵力投入来说，堪与差不多同时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中作战一方的兵力总投入相媲美。因此可以说，在明朝的南方邻国中，缅甸是和明朝关系最差的国家。

那么，永历朝廷为何还要向西流亡呢？

二、云南：为何成为南明政权最后指望的“复兴基地”？

永历政权迁移到何处，并非永历帝及其小朝廷自身所能够决定的。永历朝廷本是依靠以瞿式耜为首的华南明朝残余势力拥立的，而瞿式耜是反对永历朝廷西迁的。1649年（南明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清军攻占湖南，瞿式耜被杀，永历帝先逃到梧州，又逃南宁。这时可以依靠的只有大西军余部了。此时的大西军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大将率领，从四川撤退到云贵。四大将又以孙可望为首。1647年（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二月，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在贵阳附近的定番开会，商讨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孙可望主张继续与明朝作对，撤到广东南岭一带，建立地盘。如果形势恶化，则向南流亡海外。李定国则力主联明抗清，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恢复明朝江山。双方发生激烈争议，以致李定国拔剑欲自刎。众将夺下剑，撕破战旗为其裹伤，并一致表示接受李定国的意见。孙可望见状，只得收回己见。但是1651年（南明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初，永历帝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但孙却表示不接受。李定国等劝孙可望与永历朝廷谈判，孙表面答应，暗地却派出精兵赴南宁，杀死永历朝廷的五大臣，逼迫永历帝改封他为地位更高的秦王。年底南宁陷落。次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偏僻山区的安隆千户所，改名安龙府。永历帝允许孙可望对今后的大小战事都可以先斩后奏。同时，永历朝廷中的权臣马吉翔也不希望去投靠郑氏集团。这样，永历朝廷决定与大西军余部联合。

孙可望有野心，意图以贵州和云南为基地，自立为帝。因此他对永历朝廷苛刻，蓄意改称“安龙”为“安笼”，意思是永历朝廷只不过是“笼”中之“鸟”。真正拥戴永历朝廷的是李定国。永历十年（1656年）三月，兵败广东新会的李定国率部至贵州，将永历帝从安笼迁到了昆明。因此，永历朝廷西迁，绝非走投无路时的病急乱投医之举。

当永历朝廷不得不选择流亡地时，李定国提出西进云南的方针。永历“西狩”主要是李定国的决定。此外，永历小朝廷里的权臣马吉翔、太监庞天寿也主张西迁。马吉翔是贵州人，不希望投靠郑成功。马、庞与孙可望有交情，孙的主要势力在贵州。永历帝不愿去投靠孙可望，又认为到海边路途遥远。他将此事交朝臣商议，仍然难以决定。后来李定国派兵保护永历帝进驻云南。马吉翔大力拉拢李定国，取得李定国的信任，于是推荐马吉翔入内阁办事，马吉翔也乘机挟李定国之势以制朝廷，要求遵照李定国决定，迁往云南，永历朝廷也只能顺从。

为什么李定国要选择云南呢？主要因为云南是他的地盘。他在云南经营了数年，并训练出三万人的军队，这是他依靠的基本武力。不仅如此，从历史和现状来看，云南也可能真的是复兴明朝的唯一基地。

中国历史上的外患主要来自北方。在唐代以前，中国中央王朝从来没有遇到来自南方的威胁。但是到了唐代，这种威胁出现了。南诏兴起于云南，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强国。

南诏的两大邻国唐朝与吐蕃都是强国。南诏向东、北两个方向发展都遇到困难，因此积极向南、西两个方向发展。南诏设置了开南、银生和丽水三节度，统治着中南半岛的许多地区。沈曾植说：“开南、安西所部，远皆达于南海。以《地理志》所记通天竺路互证，知非誇辞不实者。盖骠之属国，皆为南诏属国矣。”可见南诏势力范围一直达到南海。南诏军队还与女王国、昆仑国发生冲突，到过真腊国（今柬埔寨）。南诏的疆域“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换言之，其疆域东面包括两爨（云南），东南到达安南，西北连接吐蕃，南面和女王国（国都在今泰国的南奔）接界，西南和骠国（政治中心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接界，北抵大渡河，东北抵黔、巫（今贵州和四川的长江南岸），俨然成为中南半岛上的超级强权。

南诏强大起来后，与吐蕃和唐朝进行过多次战争。唐太和三年（829年），南诏大举进攻西川（亦称益州，中心在成都平原）。南诏军占领了成都外城，虽然未能攻入内城，但退兵时，把成都各种技术工匠连同家人都掠到南诏，人数达数万人。两年后，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要求南诏放回被虏的人，南诏放回了四千人。咸通十年（869年），南诏军第二次进攻西川，与唐军大战，虽然最后被击败，但战争对益州造成了重大损害。不仅如此，咸通元年（860年），南诏出兵东下，攻破唐朝安南都护府的首府交趾城（今越南河内市）。唐军不久后收复安南。但三年之后，南诏再次攻破交趾，唐军退守岭南。南诏两陷安南，迫使唐朝不得不调用重兵镇守在南方的最大要塞桂林，导致“庞勋之乱”，严重削弱了唐朝的根基，导致最终灭亡。陈寅恪指出：“自咸通以后，南诏侵边，影响唐财政及内乱，颇舆明季之‘辽饷’及流寇相类，此诚外患与内乱互相关系之显着例证也。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史家推迹庞勋之作乱，由于南诏之侵遏，而勋之根据所在适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南诏画卷

南诏衰落后，大理国代之而起。大理国也是中南半岛地区的强国，其疆域“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大致说来，与南诏国基本相同，包括了今云南省和川西南地区，以及今缅甸东北部、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地区。大理国与宋朝始终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两国之间始终未发生过战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大理是一个弱小国家。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大理国出动二十万大军进攻安南国。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大理又介入安南国的王位继承之争。安南国王李乾德有一庶子，从小被送入大理国寄养，改名赵智之。绍兴八年安南国王李阳焕死，大理国派军队护送赵智之归国，与宋朝支持的嗣子李天祚争夺王位-。

从公元738年南诏皮逻阁统一六诏至1253年大理国灭亡的五个世纪中，云南一直是中国西南部和中南半岛上超级强权。元朝灭了大理国后，云南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从而以往几百年的南方威胁也随之消失。

云南被元朝纳入版图后，依然保持着一种相当特殊的地位。元代云南的实际统治者是元朝的梁王和大理国王室后裔段氏。梁王以昆明为其统治中心，段氏则以大理为其统治中心。元朝灭亡后，元顺帝逃到漠北，与新建立的明朝对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仍奉元朝正朔，服从北元的命令。段氏则处于半独立状态，与梁王政权之间不时发生武装冲突。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明太祖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率大军三十万征云南，梁王派遣达里麻将兵十万屯曲靖抗拒。经过激战，洪武十五年（1382年），梁王兵败自杀。因此云南是明朝统一的最后一个地区。

明代云南依然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潜力。云南西南边疆的麓川（今瑞丽一带）掸族政权在元代兴起，到了元末明初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政权，与明朝和缅甸都曾多次发生战争。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征讨，大小战事不计其数。

明代云南还在经济上拥有一种中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优势：白银。在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白银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由于对白银需求巨大，全国到处都在积极寻找银矿，但是只有在云南取得较好的结果。明代后期旅行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采矿事惟滇为善。……他省之矿，所谓‘走兔在野，人竞逐之’。滇中之矿，所谓‘积兔在市，过者不顾’也。”明末大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全国产银的省份，除了云南外，还有浙江、福建、江西、湖广、贵州、河南、四川、甘肃八省。“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惟滇中可行也”。由于云南是全国最大的白银产地，手里握有大量“硬通货”，当然经济实力也颇为可观。正因如此，明朝宁可放弃在宋代以前一千年中始终是中国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一个行政区、到了明朝又重新恢复主权达二十多年的安南，也不愿放弃元代以前长期独立的云南。

明代云南银锭

此外，虽然汉人在明代云南是“少数民族”，但是在政治方面却居于统治地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云南汉人对朝廷表现出罕见的忠诚。弘光帝敕监军监察御史陈荩来云南征兵,“意在匡复”大明江山。《明末滇南纪略“滇南总论”》载陈荩到达云南后“征兵于各土司”。不到一年的时间，即调募近二万人。当永历朝廷最后从昆明出逃时，出发时竟有数十万人哭泣随行。

因此，上述情况使得云南成为永历朝廷流亡的最佳选择。李定国之所以选择云南为永历朝廷的流亡目的地，应当是考虑到了这些情况。

三、缅甸：为什么成为南明政权最后的栖身之所？

如前所言，对于永历朝廷来说，如果最后不得不流亡外国，选项有安南、暹罗和缅甸。与安南、暹罗相比，缅甸无疑是最差的选项。

南诏、大理的相继灭亡，造成了中南半岛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原先在南诏、大理威慑之下的安南、缅甸得以乘机发展。到了15—17世纪中期，安南、缅甸以及暹罗兴起，积极向外扩张，成为中南半岛的新兴强权。

1531年，缅甸东吁土邦领袖莽应龙建立了东吁王朝，在之后的二十年完成了缅甸的第二次统一。东吁王朝是缅甸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在其鼎盛时，国土东到老挝的万象，西到印度的曼尼普尔，南到印度洋，北到今中缅边境的九个掸族土邦，占据了大半个中南半岛。东吁王朝强盛起来后，四处征战。1556年，缅甸军队占领今泰国北部的兰那泰王国。兰那泰是通往暹罗和老挝的重要跳板，也是进入明朝领土的另一条途径。此时暹罗的阿瑜陀耶王朝和老挝都无力和缅甸抗争。莽应龙率军进入老挝本土，大肆劫掠，并夺取了明朝封给老挝国王的官印。位于老挝北方、在今云南省境内的车里国也表示臣服。缅甸的势力渗透到了湄公河流域。

莽应龙率军于1563年大举进攻暹罗，大败暹军，势如破竹。暹罗国王摩诃查克腊帕克被迫与莽应龙订立城下之盟，交出主战的王储拉梅萱等为质，向缅甸进贡，暹罗遂沦为缅甸的保护国。然后，莽应龙回师攻打兰那泰和老挝，前后共征剿了八次之多。1567年，莽应龙向暹罗国王摩诃查克腊帕克求婚未遂，勃然大怒，于是发兵进攻暹罗，所调动军队的数量竟然号称有90万之众。1568年11月缅军包围阿瑜陀耶城，1569年8月攻克。攻下之后，处死了暹罗国王。在进行了大肆劫掠之后，将阿瑜陀耶的臣民掠走，带回缅甸，只留下不到一万的居民，为之设立了傀儡国王。从此，缅甸对暹罗进行了长达15年的统治。

莽应龙像

莽应龙死后，缅甸内乱。莽应龙幼子良渊侯（1600—1605年在位）保住了上缅甸半壁河山。继其王位的阿那毕隆（1605—1628年在位）又收复了下缅甸失地，并于1613年收复了被葡萄牙人占领的沙廉，把葡萄牙人驱逐出缅甸。他隆执政时（1629—1648年），缅甸又变得强大起来。

缅甸在向东扩展时，也积极北进，与明朝发生了长期而激烈的冲突。

从1584年到1593年，缅王莽应里连续五次发动侵略暹罗的战争。由于缅军主力用于对暹作战，因此对明朝的攻击减少了。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1596—1598年），中缅边境一度趋于平静。但是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为了夺取孟密等地的开采玉石的矿井，缅甸出动十几万军队进攻蛮莫。土司思正力不能敌，逃入腾越求援，缅军追至离腾越只有三十里的黄连关。在缅军兵临城下、城内守军人少无力击退敌军的情况下，云南副使漆文昌、参将孔宪卿只得杀了思正向缅军求和。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缅军三十万进攻木邦，木邦失陷。此后，中缅战争才基本上停止。

由于明朝在战争中失利，明初设立的孟养、木邦、缅甸、八百、老挝、古喇、底兀刺、底马撒等宣慰司及孟艮御夷府均为缅甸控制，缅甸由此大大扩大了疆域。明朝人沈德符对此作了深刻的总结，说：“此后缅地转大，几埒天朝，凡滇黔粤西诸边裔谋乱者，相率叛入其地以求援，因得收渔人之利，为西南第一逋逃薮，识者忧之。…云南所统，自府州县外，被声教者，凡有九宣慰司、七宣抚司，其底马撒与大古剌靖安三尉，久为缅所夺，滇中可以调遣者，惟车里等五夷，并缅甸为六慰，与南甸等三宣抚而已。迨至今日，三宣六慰，尽入缅舆图中，他时南中倘有征发，严急不可，姑息不可，蜀汉之张裔被缚送吴，天宝之李宓全军俱覆，非有车耶？”

由此看来，在中南半岛三个强国中，缅甸的武力最强，领土最大。如果永历朝廷要找一个庇护者的话，缅甸无疑比安南、暹罗更有资格入选。

1658年（永历十二年）年底，清兵从四川、贵州、广西三路猛攻云南。李定国督帅兵马分三路堵御，结果全线溃退，败归云南，请永历帝出逃。逃亡何处？朝臣意见分歧很大。沐天波建议西走缅甸，马吉翔和掌司礼监太监李国泰都赞同，李定国也赞成了这个主张。沐氏家族受明廷之命治理云南，前后12代，为时264年。他们对主要邻国安南、暹罗和缅甸的情况都比较了解。李定国等人采纳沐天波的建议，并非没有道理。由上可见，“永历西狩”是李定国基于明代人对云南地区和缅甸历史与现状的了解而做出的选择。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无疑是最佳选择。

四、中国云南和缅甸：为何难以挽救永历朝廷？

中国云南不仅拥有支撑抗清战争的物质潜力，而且控制云南的李定国是一位优秀的军事领袖。李定国拥有一支精锐的部队，成为抗清的主力。顾诚说：“李定国在…清初是抗击满洲贵族武力征服和暴虐统治的杰出统帅。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在明清之际各方面的人物当中，他是光彩四耀的一颗巨星，其他任何人都无从望其项背。”顾氏对另外一位抗清领袖郑成功则作了如下评价：“郑成功最大的失策是私心自用。……郑成功的复明是以他自己为首的‘明’，在西南永历朝廷明军兵势尚盛时，他决不肯出兵配合作战。”这里姑不论顾氏的评价是否正确，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永历旗号下积聚的各抗清势力中，李定国是永历政权最坚定的支持者。这一点，对于仰人鼻息的永历朝廷至为关键。此外，与中国接壤的安南与缅甸两国，安南处于分裂状态，各政权之间相互混战，其中比较强大的后黎政权及广南政权到了1657年（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左右，已对南明政权不太友好，而对南明态度较好的莫氏政权，力量又很微弱。与此相较，缅甸虽然也陷入内乱，但情况比安南还是好得多。因此，相对于其他选项来说，云南地区和缅甸确实是永历朝廷流亡时所能做出的最佳选择。

明清史专家顾诚

然而，这里要指出的是，在此时期中，云南地区和缅甸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云南地区在与缅甸的几十年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云南西部地区遭到缅甸不断入侵。缅军所到之处，“杀掠无算，大肆破坏”，“三宣（宣慰司）素号富庶，实腾越之长垣，有险而不知设，故年来俱被残破，凋敝不振。”沙定洲之乱则严重破坏了云南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云南南部和中部地区都被沙定洲占领，连省城昆明也被占领达555天。“（定洲）据省城，逐黔国，流毒两迤，先后死难者三十余万人。”其部下王塑、李日芳攻下大理、蒙自后，“屠杀以万计”。沙氏部队无纪律，滥杀无辜，抢劫财物，连黔国公府也被焚毁。由于战乱，云南已残破不堪，无力抵抗清军。

在缅甸方面，多年征战的结果，不仅使得国力消耗，而且国内各族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同时，缅甸政府的横征暴敛，连东吁王朝的立国之本阿赫木旦阶层也难以承受;不少人卖身为奴以逃避徭役，步兵、枪兵、骑兵、轿夫等都有不少人负债累累，有的要求成为王公大人的奴隶。统治集团内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也越演越烈。在17世纪的头六十年中，至少有3起王室成员的谋反事件。1661年，缅甸发生宫廷政变，平达格力被杀，其弟莽白继位为王，混乱状态逐渐平息下来，但国势已难振兴。东北部重镇清迈被宿敌暹罗夺取。在这样的情况下，永历朝廷流亡到云南地区和缅甸，肯定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

由于内乱，缅甸对永历朝廷流亡来缅也充满疑惧。永历朝廷逃到云南后，向位于中缅边疆的兴威<和孟卯（今云南省瑞丽）的土司要求提供人力和粮食。缅王平达格力得知，派兵帮助这些土司进行抵制。永历朝廷逃到缅甸八莫后，即被缅甸解除武装，安置在缅甸都城阿瓦附近的赫硁，寄人篱下，处境艰难。李定国得知后，和白文选分别率军进入孟定、孟艮、木邦一带，力图进行解救。1659年4月，白文选率数万军队进入缅甸，“杀缅兵四五万人”“缅人大恐”。1660年9月和1661年初，李定国和白文选又两次率军入缅“迎驾”，逼近阿瓦，与缅军大战于洞帕、象腿等地。三年之中，李、白部队几万人数次入缅作战，从阿瓦城下和远至南方的蒲甘的广大地区都遭到了破坏。这进一步引起缅甸官员对永历朝廷的不满。

1911年云南都督蔡锷以“三迤士民”名义竖立的“明永历帝殉国处碑”

1661年（南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吴三桂率军攻下云南地区，随后率十万大军进入缅甸，逼其交出永历帝。缅甸此时无力抵御清军，只好同意引渡永历帝，以换取清军撤兵。次年，吴三桂在昆明篦子坡缢杀永历帝，南明最终灭亡。此时还在云南西南部抵抗清军的李定国，闻讯后悲愤成疾，于该年六月在勐腊病逝。至此，“永历西狩”的故事也划上了句号。

五、结语

传统的中国史研究有两大缺陷：第一，主要着眼于“中原”（包括黄河和长江两大江河的中下游地区）之历史。一个政权一旦掌握了这些地区，就成为历史的“中心”，其他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则是无关紧要的“边缘”，那里发生了什么，似乎对中国历史发展并无多大影响。第二，主要着眼于中国本身历史的研究。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入侵，中国史研究也随之重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但中国周边的国家与地区对中国的影响则被漠视。这些陈旧的看法，导致了我们对历史认识的偏颇。由于这种偏颇，像“永历西狩”这样的事件，在许多人眼中似乎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然而，中国是由多个地区组成的，“中原”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原”之外的地区的历史也应受到同样重视；其次，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不能把中国从世界中剥离出来，孤立地研究；除了西方，其他地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

在“永历西狩”这个时期，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世界各地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费尔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说：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此以后，旧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触，藉由将大西洋从屏障转成通道的过程，把过去分立的文明结合在一起，使名符其实的全球历史——真正的‘世界体系’——成为可能，各地发生的事件都在一个互相连结的世界里共振共鸣，思想和贸易引发的效应越过重洋，就像蝴蝶拍动翅膀扰动了空气”。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由于全球化的进展，各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与此相伴的是纠纷也越来越多。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战争也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随着各国之间交流的增多，先进的军事技术出现后，也得以迅速传遍世界许多地区，形成全球性的互动。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军事技术的全球化”，简称军事全球化。因此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和军事全球化是联手进入“近代早期”的世界。这对东亚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这样的眼光来看“永历西狩”，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后隐藏着的大历史。“永历西狩”这件事本身，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没有实力的小朝廷，在华南和西南的穷乡僻壤东游西荡十多年，最后在许多人心目中的蛮荒之地的缅甸终结。在那些持有“中原中心”和“中国中心”观的学者眼中，这确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然而，从全球史的眼光来看，“永历西狩”这一事件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皇帝流亡外国”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而且也在于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之覆灭和东亚世界整个格局的剧变，因此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永历政权存在的时期，在中国和东亚世界并存着多种政治军事力量。如果把每一种力量当做一根线条，那么可以看到在当时中国以及东亚世界并存着多股粗大的线条。清朝方面，有入关的八旗（代表人物如豪格、多铎、孔有德等）、降清的明朝残余势力（如吴三桂等）和大顺军余部（如李成栋等）等；南明方面，有弘光、鲁王、隆武政权的残余势力（如瞿式耜、何腾蛟、张煌言、马吉翔等）、地方势力（如沐天波等）、郑氏集团、叛清拥明势力（如李成栋父子等）、由反明转为拥明的大西军余部（如孙可望、李定国等），等等。此外，还有西南地区的反明势力（如沙定洲等）、反复无常的西南土司势力。中国之外的众多力量也出现于这个场景。除了本文上面谈到的中南半岛三强——安南、暹罗和缅甸外，日本、葡萄牙等，都在这个舞台上显示了自己的存在。

南明政权建立后，多次向日本请求军事援助。著名学者朱舜水从弘光元年（1645年）起，曾多次到日本、安南、交趾（两国即今越南）、暹罗等国活动，前后十五年，历尽艰辛，终未成功，最后于永历13年（1659年）第7次到日本乞师未成后，决心不再回国，而定居日本水户。始终抗清的郑氏家族与日本有密切的往来，曾多次派人到日本“乞师”，还在日本寄存了巨量的贸易盈余，作为抗清的军饷。垄断郑氏与日本贸易的郑泰一人寄存在长崎的白银就有71万两之多。

朱舜水

永历政权与葡萄牙人的关系更深。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隆武帝遣司礼监太监庞天寿偕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往澳门求援，葡澳当局对南明政权的请求十分重视，很快便征募得士兵300名，大炮数门，火枪一批，派尼古拉·费雷拉（Nicolas Fereira）为统帅，以耶稣会士瞿纱微（André-Xavier Koffler）为随军司铎。行至中途，得到隆武政权灭亡的消息。随后永历朝廷于1646年12月24日在广东肇庆建立，庞天寿于是转赴肇庆，带300葡兵事永历政权。这批澳门援军于永历元年（1647年）初抵达桂林，在与清军的战斗中起了一定作用?。永历二年（1648年），在永历帝倚重的大宦官庞天寿和传教士的劝说下，永历帝的嫡母王太后、妻子王皇后、太子慈炫都进行过洗礼，同时宫中受洗的还有嫔妃、大员以及太监多人。1648年10月，永历帝再次派人赴澳门求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仅以火枪百枝相助。于是王太后决定派使臣陈安德与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直接赴罗马向教皇求援。

这些都表明：诸多国外力量也介入中国当时的变局，形成了多条国外力量的线条。

上述国内外诸多线条中，有许多线条彼此之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却都交织到了“永历西狩”这个事件上，因此“永历西狩”由此也成为这些线条相互纠结的节点。各种力量通过这个节点，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中国和东亚历史的大洗牌。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上述各种力量都代表着某种文化。例如南明所代表的是明代中国内地形成的“传统”的儒家精英文化，清朝代表的是加入了满族元素的“新”的儒家精英文化，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代表的是中国北方农民的草根文化，华南和西南各土司代表的是各少数民族文化，安南和日本代表的是本土化的儒家文化，缅甸、暹罗以及老挝、掸邦代表的是南传佛教文化，而葡萄牙代表的是基督教中的天主教文化。这些内容和形式都各有特色的文化一方面彼此冲突，另一方面又相互融合，深刻地表现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世界文化的大变动。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曾说过：“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4）则说：“今天的史学家以一种新的眼光、以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标准，来重新阅读那些已被他们的前辈们使用过的文献资料。”事实确实如此。只要眼光改变了，同样的史料就会告诉我们不同的故事。因此，通过新的眼光，使得我们能够从“永历西狩”这个“小问题”看到“东亚历史大变局”这段“大历史”。

【本文刊于《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8）01-006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