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革命是中国志士追求现代性之重要政治选择，也是中国现代史研究无法绕开的主题。本文中所谓“中国革命”，专指中国共产党这一现代政治组织参与、领导下的大规模群众卷入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一个重大政治后果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创建人民共和国。在随后的“毛泽东时代”，新生共和国处于“不断革命”状态中，当视作“中国革命”之继续。直到共和国缔造者逝世后，新一代执政党领导群体彻底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理念，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行“改革开放”路线。至此，激进的共产革命实践基本宣告终结。这场绵延半个世纪之久的大革命有力地改造了中国社会的总体形态，深刻影响了中国、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迄今为止，中国仍然处在“革命后”状态之下，革命在政治、社会、思想与观念诸方面的“遗迹”清晰可见。

在当代中国，关于中国革命及其政治遗产的认识成为政界、学界及社会公众界关注的焦点。与之密切相关的则是关于中国道路的实践内涵、当代中国社会性质以及未来中国走向等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与激烈论辩。就此而言，研究与反思革命之“古”可谓今日中国的一门“显学”。

据笔者观察，晚近二十年来中国革命史研究一大令人瞩目之处乃是“疑古”之风大兴。在这股政治与学术风潮下，中国革命之正统历史书写——以及包括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在内的整个革命叙事传统——遭遇有力的质疑、无情的证伪乃至根本的颠覆。“疑古”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学术传统。自宋以至晚清，疑古之风不绝。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研究亦曾有过一场疑古运动，由胡适、顾颉刚引领潮流，并形成以七集《古史辨》为标志的丰厚学术成果。近年来，革命史研究领域的“疑古”运动催生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这场疑古运动也明显存在着破坏有力、建设乏劲的问题。还应指出的是，这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酝酿而成的疑古运动从一开始就不单纯由学术求真精神推动，而往往是受政治求变意志所驱使。政治意志诉诸学术武器，引致“疑古”难以自制其毁坏冲动，而容易从怨古发端一路走向非古乃至灭古的精神陷阱。结果，挣脱经院控制的革命史学势必难以真正确立起自主的学术宗旨，进而有效带动关于中国革命实践之历史与文化内涵的深入探究与思考，而往往沦为各种新的“主义”、“道路”之论证工具。这是非常令人遗憾之处。

有鉴于此，笔者拟在较熟悉的北方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之经验基础上就革命史学的现状与未来提出自己的一些商榷意见与主张，期对目前的疑古思潮及其存在问题有所矫正。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曾就古史研究的趋势区分了信古、疑古、释古三大派别，并申明释古之学术主张。借用冯先生的这一提法，笔者认为目前的革命史研究也可以说存在类似几种趋向。笔者主张，探究中国革命实践之“道”（后文中会专门讨论），需要我们扬弃政治意志驱使下的“非古”之冲动，而将“疑古”转化为更具学术理性与建设性的“释古”努力。

冯友兰

二、“经”、“史”断裂：中国革命研究的“疑古”风潮

“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胡适：《致顾颉刚信》

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国革命史便被确立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必修课，实际享有“经”的地位。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设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共党史》课程，到1986年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再到2005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以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为主线），可谓一脉相承，均属于正统“经史”的组成部分。其中，所谓“史”的主要政治功能在于证马列主义之“经”、明毛泽东思想之“理”，以展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然而，晚近以来，随着革命研究的相对宽松及去经院化，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史”之间已渐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断裂。这一断裂往往是由于去官方化的史学“异端”对“经学”正统的反叛所造成。体制外研究者对“史”的发掘与运用不但不是为了 “明经”，而且往往刻意地以质疑乃至颠覆正统“经理”（如土改史叙事中关于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言说）为旨归。笔者将这一学术潮流称为中国革命研究的“疑古”风。

“疑古”之“古”，亦即在革命意识形态主导下的革命史叙述及相关支撑史料。针对正统革命史叙事，疑古派主张“开卷有疑”，并尝试以“还原”、“实证”、“商榷”、“翻案”等方式展开“疑古”。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近年来有关刘文彩、“周扒皮”等经典“恶霸地主”肖像的历史真相的还原。笔者早年在北京大学就读时参与一项土改口述史研究项目，也曾做过类似的疑古努力，并从陕北民间发掘出“恩德财主”之社会记忆。散落在民间的个体或集体记忆（即口传“野史”），几乎天然地构成对国家记忆（正史书写）的挑战。对此类“证据”的发掘与呈现，成为“疑古”的一个重要入手点与突破口。当然，除了口头凭证以外，近年来陆续开放的革命历史档案以及其他重新被发掘出来的历史文献（如民国时期丰富的社会调查文献）也成为“疑古”的重要经验依托。在某种意义上，口述记忆与档案文献的结合运用，可谓革命史学的“二重证据法”。

刘文彩

值得指出的是，革命研究的“疑古”之风最初实际由政界开启，然后逐步扩散至学界及公众界。“文化大革命”后不久，中国发生激烈的政治转折，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遭到系统清算、否定。执政党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文革”理论与实践的激烈批判，客观上为革命史研究打开了“疑古”之门。从否定“文革”开始，继而是反右与“大跃进”、土改与镇反、解放战争（或国共内战）时期、延安时期、长征、苏区时期、井冈山时期的有关研究，先后出现“离经叛道”之作。一时间，由“近古”（以天安门为政治象征）而至“中古”（以延安宝塔山为象征）及至“上古”（以井冈山为象征），革命学“疑古”之风大盛。

这场在学术与公众界逐渐蔓延开来的“疑古”运动有力地挑战并极大消解了正统革命经史的真理性与权威性，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相当的思想启蒙作用。然而，应该看到，这场疑古运动并非由纯粹的学术求真精神所推动，而是贯穿着鲜明的政治求变意志。最初，学界的疑古风潮是对执政党党内出现的“反封建”政治呼声的积极响应，试图挖掘中国革命的“封建”内涵。随后，这场运动的矛头逐渐指向中国革命的整体正当性。更有甚者，则将这场革命视为中国现代史进程中的一段“弯路”而予以彻底否定。在摒弃法俄式革命道路的同时，不少学界人士转而推崇英美式现代化道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告别、转向所折射出的也正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世界大势，即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败后的整体衰落以及资本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歌猛进。

随着“人民要革命”之意识形态丧失了昔日的精神感召力，史诗化的中国革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逐渐脱魅的过程。以笔者较熟悉的土改运动研究为例，“疑古”、非古已基本取代昔日的“颂古”模式，成为学术新潮。后毛泽东时代关于土改的“疑古”，最初由昔日政要们的个人回忆开启。从控诉康生、陈伯达等倒台的政治“死老虎”打开缺口，一发而不可收，逐渐从具体人事蔓延至对土改运动的整体正当性的质疑。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则致力于在革命前中国的地权分配问题上证伪革命之“经理”（即中国革命旨在解决以地权严重不均为其内涵的所谓“土地问题”），釜底抽薪，质疑乃至颠覆正统叙事。例如，从“关中无地主”之局部经验的“还原”，到对“租佃关系决定论的中国封建社会观”之总体论述的“辨伪”，秦晖对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革命经史逻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构。此外，一些研究者还提出了诸如“没有地主的村庄”、“小地主的中国”等经验性描述，试图重新刻画革命前中国乡村的社会经济面貌。笔者将这一以经济史家为中坚、社会史与党史学者为侧翼的“疑古”脉络统称为“土地问题考据学”。

在“实证”的学术旗帜下，一些疑古派学者往往将“史”置于“经”的对立面，不仅用心消解“土地问题”的历史真实性，而且刻意勾描“土地改革”（以及更为宽泛意义的“土地革命”）的政治荒诞性。这种以“史”非“经”的做法走向极致，便视革命史叙事尽由谎言与神话堆积而成。在考据学派看来，所谓“土地问题”不过是一个缺乏事实根据的政治臆想（或错误判断）乃至一个刻意编织的政治神话而已。进而，建立在“土地问题”之上的中国革命史也就成了一部“层累地造成的”现代传奇了。

1952年，青海湟中“土改”中，当面斗争地主

需要提及的是，与疑古思潮针锋相对，近年来也出现了“信古”之风。信古派多来自政、学体制外的民间思想界，主要活跃在网络上。其基本理路是“反经信古”，捍卫中国革命及其基本“义理”。笔者将这一“信古”脉络统称为中国革命“义理派”。

具体到土改研究，近年的一个例子是杨松林（网名“邋遢道人”）与赵冈、秦晖、高王凌等考据派的论战。在《没有土改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一文中，杨松林重新阐说了土地改革的历史必要性，以捍卫革命义理。不过，他的分析理路与正统经史论述已有了实质性差异。首先，他从逻辑上否定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论述，而将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体系特征概括为“小农加市场”。换句话说，他所持的是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社会观，而非中国封建社会观。就地权分配情况而言，其一般结构特征为“两头小、中间大”，“即占人口3％左右的（大）地主占有30％多的耕地，占人口5％—6％的中小地主和富农占有40％多的耕地，占人口90％多的贫农占有大约20％的土地”。杨认为，问题在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经营模式必然促成土地逐步集中化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部分农民失去农村就业机会而沦为“流民”。这个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周期性地出现大动荡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此诠释框架下，小地主、富农成为矛盾的焦点，而大地主则无关大局。不分小地主的地，则无法满足广大贫农的土地需要。

信古派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打破了疑古派建立起的新话语霸权，促进了争论，并对疑古思潮起到了一定的学术与政治监督作用。同时，信古派在革命经学的重建上也卓有成就。一些看似已被打得七零八落、奄奄一息的革命义理，在他们的“返经”努力下又焕发出生机。

在笔者看来，疑古与信古两个派别都对中国革命的重新审视有所贡献，亦各有短长。然而，两派的论争每每溢出学术研究的范围，而归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分野与对抗。笔者主张的“释古”则试图在疑古、信古的基础上有所融会贯通，同时又有所超越扬弃，而这需要我们能够在“古”、今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过多地在历史研究中投射现实政治。

三、“疑古”之局限：以 “土地问题”为例

“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 ”

——王国维：《复容庚书》

土改义理派与考据派的一个共性问题在于，他们往往偏重于关于革命的一般性结构或系统分析，而缺乏对其具体话语与历史过程的深入考察。以杨松林前引文章为例，他试图通过揭示传统中国社会经济体系的系统矛盾来论证土地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逻辑合理性。至于土改的具体历史过程，则成了无关紧要的问题。然而，无论历史的演进看起来多么有必然性，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在于，革命毕竟是“闹”出来的。而在“闹”的过程中，具体的革命实践往往与抽象的逻辑推理相去甚远。在杨松林的中国古代小农资本主义社会观之观照下，占农村人口90％（甚至更多）的“贫雇农”是中国革命的原动力与主力军。然而，只要稍微深入地考察北方老区土改的具体情况，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所谓“贫雇农”的内情非常复杂。当时，即使是刘少奇为代表的激进派（所谓“贫雇路线”），也只认为“贫雇农”（包括“下中农”）占老区农村人口的半数而已。要满足这部分人口的土地需求，就必须要触动“90％”内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才是北方土改真正纠结之所在。

考据派的论述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秦晖试图采用基尼系数的方法来揭示革命前中国的土地集中程度很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很低，从而“科学地”证伪革命义理。然而，这种单纯从经济史角度出发来否定革命正当性的思路，其实不过是庸俗唯物论的翻版。如果地权不是高度集中，中国的革命就“无理”了，就不该发生。于是，考据派的思路往往又引申出一种心理态势，即认为中国革命纯属瞎闹，是不该走的“弯路”、不该出现的“错误”。

疑古之目的往往不是释古，而是非古。受缚于此情结，疑古派治革命史的问题意识往往停留于浅层次的疑“经”非“理”，而难以真正深入到具体历史过程中去探究革命之内在脉络。具体到土改研究领域，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是疑古派学者往往热衷于不厌其烦地质疑正统意识形态言说，而不是在严谨而高水准的学术对话基础上致力于历史知识的积累与历史解释的推进。

兹以杨奎松近期的两篇土改史研究论文为例，对此问题进一步详加论辩。这两篇论文最初分别发表于2007年、2008年，后收录在其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当中，列为前两章：“建国前夕中共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下称“政策篇”）；“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下称“地富篇”）。

杨奎松

在“政策篇”中，杨奎松本着实证研究精神，尝试在史料基础上细致梳理中共土改政策的变动过程，并期望对解放区土改走向极端暴力化的错误进行反思。他在结语中指出，问题的造成既不是出于毛泽东的故意，也不是出于战争动员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源于中共领导人对农村实际及其阶级关系状况的错误判断”。杨文认为，一方面，“机械僵化的阶级斗争观念和高度集权的组织体制，极大地强化了作为中共最高决策层领导人政治决策的主观性。”另一方面，中共高层对农村实际情况则十分隔膜，主要依靠层层递转的报告，而缺乏深入具体的了解。这样一来，制订土改政策时就难免脱离客观实际，致酿成错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亦未从历史中“吸取到足够深刻的教训”。结果，“在1947年间发生过的一切，到1951年全国范围的土改运动期间，在许多地方竟又重新上演了一遍。”换句话说，中共土改可谓是一错再错。

在“地富篇”中，杨奎松继续沿着“非古”思路对土改运动展开批判。他批评中共发动的土改无视中国国情，盲目照搬苏联做法，而致铸成大错。文章指出：

这种办法导致中国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生产经营的精英，乃至他们的子孙，都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忽视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经济和小土地所有制这一事实，简单地把中国看成与俄国一样，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必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才能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却多少有些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杨文所谓“错误判断”，指的是中共领导人盲目相信“土地高度集中” （亦即所谓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据着70％—80％的土地）。在“地富篇”中，杨奎松罗列大量史料，在其基础上描绘出革命前“小地主的中国”（即地主阶层的绝大多数为人均占地10亩上下的小土地所有者）之社会结构形态，以证伪“土地高度集中”论。

关于中国的“土地问题”以及所谓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据着70％—80％的耕地的流行说法，众多史家此前已做过有分量的“疑古”工作。杨文新增的观点则是“把中国看成与俄国一样，相信土地问题已经高度集中，…… 却多少有些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一句。文中用以举证共产党人“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的历史文献是1947年底毛泽东在杨家沟会议上提交的政治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事实果如论者所言吗？

首先，中共是否由于“简单地把中国看成与俄国一样”而“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呢？

1926年初，毛泽东在《中国农民》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文中明确区分了大地主、小地主：“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大地主阶级人数，以收管业五百亩以上者计算，在农民中大概约占千分之一（包括其家属在内），在全国三万万两千万农民中（以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计）约占三十二万人。小地主数目比大地主多，全国至少在二百万以上。其来源大部分为力田起家即自耕农升上来者…… 其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三种。此种人颇受军阀及大地主的压迫，故颇有反抗性，然又怕‘共产’，故对于现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

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在地主阶级里，小地主比较大地主占重要的地位（土地集中于个人的很少，然而土地集中于整个地主阶级的过程是非常之急剧）。”继而又指出：“地主越小，他的剥削方法就越厉害越凶恶，他出租田地的条件越苛刻。”之前，大会讨论土地问题时，蔡和森曾发言批评李立三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没能清晰阐明“土地关系的最后趋势”。他认为：“报告中只从静的方面分析，没有从动的方面说。静的分析是大地主少，中小地主多，结果垄断土地中国情形与俄国不同。从静的分析，的确如此。”

从毛泽东、蔡和森等共产党人的言论来看，中共早期关于土地问题的认识并不能说是“简单地把中国看成与俄国一样”。实际恰恰相反。

其次，长征以来，扎根北方多年的共产党人是否真的“相信土地高度集中”也是个问题。

1936年，毛泽东接受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采访时谈及土地问题，确曾提到过“占人口10％的富农、地主、高利贷者拥有耕地总面积的70％”的估计。这大概还是基于他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土地委员会工作时形成的印象，其经验基础恐怕仅限于土地集中程度较高的湖南某些地区而已。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曾整理并公布了斯诺笔记中另外一些重要的材料，其中包括1936年就土地问题对王观澜（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中央农委主任）的采访记录。王在访谈中透露了共产党方面当时掌握的土地占有情况（见表1）。

据斯诺转述，王观澜对江西的土地数据非常确信，即“8％—10％的人口占有40％—50％的土地”。而且，王认为这个估计大致可适用于南方诸省。从瑞金苏区时期开始，留苏归国的王观澜就是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倚重的膀臂。他的看法当可代表当时中共在土地问题上的实际认识水平。抛开陕北的情况不论，王观澜关于南方诸省占人口8％—10％的地主富农占有40％—50％的土地之估计，应该说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至于陕西的数据，当时依据的仅是陕北地区的有关情况。而且，中共的苏区政府与红军刚刚抵达陕北不久，对当地尚不熟悉。王观澜指出，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例如，米脂绥德一带的土地高度集中，地主往往占有土地两三千垧（每垧约相当于3至5亩），每年收租两三千石。仅绥德一地，这个级别的地主就有四五家。但是，往南一带（指延安周围地区）的情形则十分不同，地多人少，有些地方的土地多得甚至开垦不过来。应该说，王观澜关于陕北土地情况的认识大致是靠谱的。

王观澜

20世纪40年代，在北方扎根下来的中共对于当地情况的了解逐渐增加。例如，1941年秋，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的彭真在延安述职，向中央政治局详细汇报了晋察冀边区的工作情况。这次汇报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后整理成《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一书，作为整风学习资料出版。彭真报告中透露了当年对北岳区的冀晋9县25村4千余户家庭的调查结果：占人口比例3％的地主拥有土地的比例仅为总面积的9％，地主、富农合计占有土地的比例为26.5％。超过半数（50.94％）的土地则掌握在占人口比例半数（50.12％）的中农户手中。

1942年《解放日报》刊载一篇关于晋西北土地问题的研究报告。文中提到，据兴县等18个县近千个自然村的调查，占总户数不到3％的地主阶层占有土地不到总面积的15％，地主、富农合计占有土地为总面积的27.1％，而占总户数约三成的中农则占有土地总面积的45％以上。同年，张闻天率团亲赴兴县调查土地问题，并撰写了相关研究报告。他了解到，在战争与革命的影响下，兴县二区的地主（及富农）经济趋于缩小，而中农（及贫农）占有土地总数则大量增加。“大多数村子内，中农有一半以上土地。”

1945年12月，共产党人、经济学家陈翰笙在印度出版了一部宣传抗战时期中共治理业绩的英文小册子《中国农民》。其中，他提供了关于中国本部地权分配的一般估计（见表2）：占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略过半数（53％）的土地。不过，陈先生指出，南方、北方的情况差别很大。在长江以南的区域，占户数3％的地主占有47％的土地；而在长江以北（不包括东北）的区域，占户数5％的地主仅占有12％的土地。北方的土地集中程度远低于南方。

陈翰笙提出的12％这个数字是对整个华北区域地主占有土地情况的估计。实际上，在中共治下的老地区，经过战争造成的动荡以及减租减息运动的冲击，地主经济更是江河日下。可以合理推断，老区地主占有的耕地面积更为有限。例如，据晋绥分局调查研究室在晋西北老区9县20村调查统计，到1945年，占总户数2％的地主占有土地仅为总面积的5％。另一方面，农村中的中农户所占比例则已从三成迅速攀升到约六成，占有土地超过总面积的70％。当然，这样的统计结果多少有表现解放区农民经济上升的“主观主义”嫌疑，未见得精确。但是，土改前中农（或自耕农）构成老区农村社会经济的主体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1946年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后，晋绥分局研究室出台一份题为《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政策性文件，用于指导土改。其中明确提到，中农是“中国农户里占有户数最多，而在农业生产上所起的作用也较大的一大部分农民”。这份文件是晋绥土改史上的重要文献，后来被毛泽东誉为是边区的“马克思主义”。

据此来看，我们很难相信中共党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如论者所云“简单地把中国看成与俄国一样，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至于《土地法大纲》决议（以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关于地权不均的夸张表述，恐更多是出于为实行“耕者有其田”进行舆论造势的政治考量，而不能被视作代表了中共对于土地占有情况的认知水平。

毋庸置疑，中国革命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中共在其革命实践中也常借鉴、效法俄国经验。但是，论者认为土改运动只是盲目照搬俄国模式，则失于浅陋。进而，认为土改走向暴力化的根源是高层领导人“对农村实际及其阶级关系状况的错误判断”，似亦未能真正深入到革命机理。

这里有必要声明，笔者就“土地问题”展开的学术批评，用意不在针对个别研究，或者仅仅针对某个具体论点，而是意在借此来揭示“疑古”学风的一般性问题所在。一方面，不能否认，疑古派质疑了正统革命叙事的真实性，揭示了其内在的政治神话性；另一方面，疑古派的作为也往往局限于此，而难有更加新颖、深刻的问题意识，以推进对革命过程的深入探究。当前的疑古运动，往往落入非古之窠臼，而难以提出真正有思想深度的分析与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非古为旨归的“疑古”标示了当前中国革命学的“范式危机”。

有鉴于此，笔者主张，研究革命史不应从一开始就下意识地“政治挂帅”，满足于针对官方正统历史叙事“有疑”，进而“非古”，而应直接面向革命实践的话语—历史过程，努力生成新的问题意识，并尝试沿着新的路径展开“释古”。

四、迈向“释古”：探究中国革命之“道”

“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近人皆知其多为‘查无实据’者，然其同时亦多为‘事出有因’，则吾所须注意者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自序》

所谓“释古”之“古”，亦即中国革命实践的历史过程。就其整体的历史性而言，问题不是“疑”、“非”，而是要“释”。

当然，与疑古派一样，笔者认为辨伪是历史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但是，与疑古派不同，笔者认为历史研究的任务并非简单的去伪存真。有时候，简单地把“伪”去掉，反使得历史的整体面目难以呈现出来。换句话说，所谓“伪”常常是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故而需要研究者在“辨”的基础上再将之纳入进来加以通盘考量，才能达致对历史实践过程的深入理解。因此，与疑古派热衷的以“史”非“经”不同，释古研究则努力超越“经”、“史”对立，而寻求在新的高度上认识中国革命。

仍以“土地问题”为例。基于大量经验证据的积累，学界关于土改前地权分配状况的认识已有很大提高。今天，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中国革命的根本动力未见得如正统叙事描述的那样是来自围绕“土地问题”生成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换句话说，“土地问题”未必就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但是，与疑古不同，释古的落足点不必在“土地问题”之真伪。作为革命话语的“土地问题”，本身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实在的重要构成性因素，并深刻地影响了革命进程。如果看不到或把握不住“土地问题”的话语—历史性，那么在认识上往往也就走不出庸俗唯物论的套路。

具体到北方土改，研究者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关于“土地问题”的革命政治言说（主要基于南方印象）与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实际之间的巨大反差——即笔者所谓“华北难题”。那么，在北方解放区特别是在老区，“耕者有其田”具体怎么推行？它又如何造成革命激进派所期待的“轰轰烈烈”，乃至“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阶级斗争”在北方土改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它在实践中与乡村现实过分地背离，从而造成严重“偏差”、错误时，革命行动者又如何在现实约制下向实际理性回归？一句话，革命到底咋“闹”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就革命历史之“一般规律”做过独到的总结：“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 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显然，这个“一般规律”并未拘泥于经济决定论，而恰恰是把革命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凸显出来了。作为中国革命的亲身参与者与主要领导者，毛泽东非常重视“造成舆论”这个革命的首要环节。 “解决土地问题”正是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主导性“舆论”（亦即革命意识形态话语）。

在笔者看来，中国革命的内在动力之一无疑是抵抗与回应外力侵扰过程中激发的民族自强心。这种自强心促使革命者（其主体往往为激进知识分子）展开对本土文明的反省与批判，并寻求改造与变通的途径。在此动力之下，“解决土地问题”作为一种经世意识与马列主义理论相结合而逐渐成为革命者的意识形态信念（即“土地革命”）。就此而言，“解决土地问题”多少类似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拜上帝”意识形态。只不过，与“上帝”问题不同，“土地问题”是以俗世问题面目呈现的一种超越性的意识形态——以“耕者有其田”为其社会愿景。不难理解，简单地证伪“上帝”在中国的存在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过程没有太大助益。同理，关于“土地问题”之革命话语的理解也是如此。我们应该把握到它在真、伪之外的话语—历史维度。

一方面，作为革命行动的重要驱动力，“解决土地问题”之意识形态言说切实地影响着历史实践；另一方面，革命“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又存在巨大紧张。这一张力恰恰造成了革命行动（即所谓“闹”）的结构性空间。

再以晋西北老区为例。据晋绥分局1948年提供的关于土改前老区7县13村土地占有及产量情况的统计数据（见表3），占人口约8％的地主富农仅占有约12％的土地，而占人口约半数的中农则占有近60％的土地。更值得注意的是，地主的户均、人均占有土地数量甚至已低于中农的平均水平。就土地占有而言，晋绥老区的地主与中农之间的差异已不是体现在土地占有数量上，而主要是体现在质量（及产量）上。可以说，土改时晋绥等北方老区甚至不是“小地主的中国”，而毋宁说是“中农的中国”。

然而，与此同时，当地还有超过40％的农户属于缺地少地户，户均占有土地低于10垧。就此而言，尽管土地并未高度集中，但“土地问题”仍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这种情况下，老区土改显然不可能仅仅通过分配地主、富农家庭占有的那点剩余土地来实现“平均地权”，而必然要拿占主体地位的中农户开刀。

这里提及一下：早在1929年，中共党内就曾有人指出中国走“苏维埃”道路的一大困难是“土地问题的困难”。《中国到哪里去？》一文的作者预言：由于中国没有特别大的地主，故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便会“发生土地短少的恐慌”。如果将所有土地进行平均分配，则可能“使一部分中农反要在革命中丧失一部分的土地，则在农村中可以引起很大的不满意”。相比而言，“俄国土地问题没有遇着像中国这样的困难。”

事实上，土改“阶级斗争”的大幕在晋绥老区一拉开，随即遭遇严重的地主短缺。所谓“地主”短缺，其实质是土地短缺。此时，在运动形势下，“阶级斗争”的话语鼓噪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阶级敌人”的政治想象，而“从实际出发”的理念也一度被落实成 “坚决反对地主冒充中农”。结果，五花八门的“老区地主”（包括收租地主、经营地主以及化形的、破产的、下坡的、钻进党内的，等等）很快被“挖”了出来。据任弼时关于土改的报告，“蔡家崖一个行政村内，就有五十多家中农和富裕中农（甚至还有一些贫农）被错定为所谓生产富农或破产地主”。直到毛泽东亲自介入、“纠偏”，才遏止了这场“阶级敌人”通胀危机。

对于土地革命可能对中农造成的损害，《中国到哪里去？》一文的作者曾经深表忧虑。他指出：“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他可能因此而动摇。但中农无论在数量上或在生产上都是农村之主要角色，他若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势力，则革命一定失败。”北方土改期间，“侵犯中农”也是毛泽东高度警惕并反复告诫须力避发生的问题。他在杨家沟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在土地问题上反‘左’主要是反对对中农的冒险政策，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作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然而，北方老区乡村现实与革命意识形态言说的巨大落差客观上又必然引发“侵犯中农”现象的不断发生。在此复杂情况下，中共最终顺应现实做出政策调整，对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三种地区进行区分。1948年2月初，毛泽东致电李井泉（时任晋绥分局书记）、习仲勋（时任西北局书记），提出在晋绥等老解放区不要推行平分土地，而只需“调剂土地，填平补齐”即可。他明确指出，在老区，“中农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前引表3中的“统计” 数据是1948年7月才公布的，显然是为了“实证”地支持毛泽东的调剂土地的主张。不过，其展现的社会图景则不会太离谱。

多年后，毛泽东回顾土改运动时曾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评论：“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这个评论一方面点明了“土地问题”（特别是对无地缺地农户）具有的革命召唤力，另一方面也道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现实困境与纠结所在。

我们看到，就中国革命的过程而言，其复杂性恰在于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及其造成的革命实践中的持续张力。革命行动的发起要求“首先造成舆论”。显然，“舆论”并不是社会现实的消极表述或客观反映，而是构成一种积极介入性的历史力量。作为革命信念，“解决土地问题”在土改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某种超验性，而不被局部经验所证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革命者在行动过程中可以罔顾现实，而一味执着于其政治信念。与“上帝”问题不同，“土地问题”毕竟是俗世问题。从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可能无视客观的物质条件。事实上，在“舆论”推动下的革命实践无时不受到现实情境的约制，而革命者需要在此约制下随时调整其政治方案与行动策略，以求尽可能地切合实际。在北方土改中，对三类地区的区分以及“坚决保护中农”的政策体现了毛泽东与中共高层的实际理性。当然，同时还要看到，这一区分的微妙之处在于：它认可了中共治下北方老区的实际情况（中农为乡村社会主体），同时又在政治上维护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意识形态言说的总体真理性。

透过北方土改的曲折反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革命实践是一个信念与实际相制约的充满张力的复杂过程。对中国革命过程的内在脉络（包括其内在的矛盾与纠结）的深入把握，正是释古的研究宗旨所在。它要求我们超越单纯疑古造成的“经”、“史”对立，而致力于在新的高度上理解中国革命实践的历史内涵——笔者称之为中国革命之“道”。

疑古派（或考据派）执着于以史非经，故造反无理乃至革命有罪。信古派（或义理派）则针锋相对，坚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笔者主张释“古”问“道”，则是希望在疑、信之外开辟出独立的探究进路与思考空间。疑、信之争，集中在“理”的层面；释古则不同，专注于“道”的层面。笔者以为，所谓革命之“理”多是在“当然”的层面，而革命之“道”则可说是在“所以然”的层面。与“理”不同，“道”对应的是中国革命本身的历史性，而不必然涉及对革命正当性的政治肯定抑或否定。因此，笔者主要在“后革命”意义上使用“道”这个范畴。如果说“史”（其中既包括革命者编织的“经”，又包括大量被排斥在外的、沉默的历史存在）不独以记事，而亦载道，那么这个“道”则是具体体现为一系列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复杂历史线路。历史学者的“释古”工作，就是艰难地整理这些散落在“史”中的线路，探究其中的一个个“所以然”，借此不断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

本文仅以“土地问题”为具例，揭示疑古的局限之所在，并申明释古问“道”之主张。这里必须指出，关于革命之“道”的探究，实不必使问题意识受缚于“土地问题”，而应沿着革命过程本身的复杂脉络，另辟蹊径，努力揭示“土地问题”之外的话语—历史线索。仅就北方土改而言，其在实践层面的历史内涵也绝不仅仅限于政党意识形态层面所表述的围绕地权分配问题展开的农村“阶级斗争”，而是同时包含了“翻心”（思想解放）、“群众民主”、“领导生产”等一系列重要文化、政治与经济方案在内的错综复杂的现代性实践。但是，限于篇幅，不能就此展开详细讨论。

五、结语

“疑古”剑锋指向的只是中国革命的政治神话性，而不能消解掉中国革命本身的历史性。正是后者把我们引向“释古”问“道”。建设中国革命史学，克服现下的“范式危机”，需要我们超越政论之“疑古”，而由学问之“疑古”进一步迈向“释古”。笔者相信，经历“疑古”风潮之后，走出经院桎梏的中国革命学势将进入新的“释古”时代。

非之颂之，岂若知之？疑古信古，究竟释古。谨以此十六字作为本文的结语，与同道共勉。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开放时代杂志”，作者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李放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