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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是因为男人听不懂女人说话"

2012-12-26 14:27:19

25日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解体21周年日。21年前,也就是1991年12月25日,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职。当日18时32分,在苏联成立6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顶上空飘扬的苏联镰刀和锤子国旗徐徐下降;从此,由15个加盟共和国和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10个自治区和129个边疆区或州组成的苏联的历史宣告终结,苏联解体后分裂出15个国家。苏联解体时,本文的作者李钢林在莫斯科工作,他目睹了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从他讲的故事中,相信网民能感觉到苏联解体确有其因,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失败。

一.那天早上

1991年12月25日,我一大早就跑到“莫斯科”商场的门口等着开门,9点开门,我8点刚过就到了,为了买一件呢子大衣,送给我老婆作为礼物。

一年前,老婆来电话说,苏联是大衣国家,呢子大衣做得特别好,先前她去莫斯科时就见过,叫我给她买一件呢子大衣。貂皮大衣就算了,北京穿不着。

那年,莫斯科市场特紧张,因为苏联正在闹“分家”,有的说“分”,有的说“合”,但谁也当不了家。3月,“全民公决”苏联的前途,有的加盟共和国“决”,有的 “不决”,于是,莫斯科就闹起来了,人们像分过工一样:男人忙政治,女人忙购物;电视上演说的,街头上集会的都是男人;商店里排大队的,大街上拉着手拉车购物的都是女人,快到年关了,市场基本空了,商场里大衣样品还有,但只能看,不卖。

我已决定过了1992年新年就回国过春节,就剩下给老婆的那件大衣没买着,时间不多了,于是,就去了“莫斯科”商场,我在那里有很铁的关系,约好那天一早去买。

“莫斯科”商场位于莫斯科地铁环线外的列宁大街上,离中国使馆不远,也是莫斯科的大商场,有四五层楼。

开门之前,商场门口就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都是女人,就我一个男人。那天很冷,冻得人直跺脚,耳朵疼。

9点差一刻,商店还没开门,我突然听见后面有人叫我,还讲俄语,我回头一看,是娜佳。

她敞着大衣,侧弯着腰,一只手拉着手拉车的把手,手拉车上拖着一个大麻袋;另一只手朝我挥手,手臂上还挎着一个小巧的女士手提包,正呼唤我帮忙。我赶紧跑上前去,一把接过了她手里的手拉车。

当时,莫斯科流行一种个人便携的两轮小车,类似现在常见的带轮子的行李箱子一样,其实就是一个有伸缩拉杆的铁架子车,很轻巧。

这种小车方便实用,能拉很重的东西,莫斯科女人出门时常带上一个“基列什卡”(手拉车),一见有紧缺的东西卖就排大队,那时,商店门口排大队,大街上的俄罗斯女人身后拉着一车东西,这在苏联时代的莫斯科是一道蔚为壮观的人文风景。

娜佳刚从商场的侧门里出来,我问她:“你买的什么?”

“沙糖,”娜嘉喘着粗气答道,“昨天刚到货,我们内部就都分了。”

麻袋上印的是50公斤的字样,我大吃一惊。

我问她:“你买这么多沙糖干吗?”

“留着吃。鬼知道明天什么样子!”娜佳很干脆。

“我的大衣呢?”我问。

“没货。前天到了一批,头们都分了,”娜佳很明确。

“他们也用不了那么多啊,”我有点急。

“全都倒腾到斯摩棱斯克去了,那里能挣钱,我们都没份,”娜佳说。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我一个人拉着装有50公斤沙糖的小车在前面走着,装得很绅士的样子,其实我心里特沮丧;娜佳跟在我的后面,她头上戴着皮帽子,脚下的皮靴子“嘎,嘎”地响:过街,下地铁,上地铁,再过街,上电梯,下电梯,到进她家的时候,我一点冬天的感觉都没有了。

我第一次见到有人一次买50公斤沙糖留着自己吃。俄罗斯人爱吃糖,我见过俄罗斯人吃糖,一小杯咖啡放三调羹沙糖,基本是喝咖啡糖浆,一天不少于两次,这还不算吃巧克力,果酱,点心等甜食在内,要不,俄罗斯人怎么大胖子多呢?娜佳说她是“咖啡尼斯特卡”(咖啡上瘾者),她也是一个大块头,但是,她也没必要一次买50公斤糖啊。

那天,我特失望。

娜佳是我的朋友科斯佳的妻子,是“莫斯科”商场的一个会计,30多岁,热心肠,精明能干,且神通广大,几天前,我为大衣的事给她打过电话,她也答应了,我是按约定的时间去的,结果,我起了一个大早,冻了个半死,连商场的大门都没进,就被她的50公斤沙糖给拖到她家里去了,她的沙糖是到家了,可我的大衣算是没戏了。

我跟娜佳的丈夫科斯佳是朋友,最初,我们的交情就是通过一次中国之行建立起来的。科斯佳是苏联团中央所属“卫星”旅行社的一个经理,跟中国有合作关系,我刚去莫斯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特牛,一张苏联官员典型的面具脸,眼神里透着深藏的冷漠和轻蔑,会见完了,他的秘书还对我说,以后见他要预约,谈话要预定议题,会见时间有限制。

第一次见了科斯佳之后,我才亲身感受到什么叫“官”,我以前见的官都不算。那时的苏联,凡是一个官,就不是一般人,办公室的外屋都坐着一个女秘书,专门负责挡驾,接电话,安排见面等。

苏联官员是当时社会中的最有特权的社会阶层,与常人不一样。

头次见面,科斯佳就要我免费安排他们到中国去玩一趟,我当场就答应了,于是,我亲自陪科斯佳夫妇到中国去北京,上海,深圳转了一大圈,实行三包外加零花钱,他们满载而归,回到莫斯科,科斯佳的脸就变了,说:“非常很好!”也会笑了,也不用通过秘书预约见面了,还请我上他家去做客。

我跟娜佳的交情是通过三粒“中国芝麻”建立起来的,他们的儿子的扁桃腺经常发炎,老发烧,苏联药不管用,娜佳向我求助,我帮她找了一位中国医生,他用了三粒“中国芝麻”(其实就是“六神丸”,药丸如芝麻)就解决了,儿子就不发烧了,于是,娜佳天天问我要“中国芝麻”,我办了,她高兴得不行。

俄罗斯人重交情,你对他好,他对你也好,交情多了,我们就成好朋友了。

有一次,国内来了一个重要的代表团,临走前要买礼品,市面上买不到,我告诉了科斯佳,科斯佳立即给娜佳打了一个电话,结果,我一下子从“莫斯科”商场买出20多件大衣,20多块苏联“胜利”手表,这在当时商品紧缺的莫斯科就算是很野的路子了,也算很铁的关系了,当然,人家也不是白帮忙,货款之外的钱也是不能少的,他们叫“福下特卡”(过手钱)。

一年前,我刚去莫斯科的时候,看见人家莫斯科人一个个体体面面的,特庄重,办事特规矩,觉得人家素质特高,通过实践,我才深深体会到,那都是装的,表面现象,虽不敢说人人都是装的,但在社会深层推动人们运转的动力还是关系和人情,中国那套人情关系的概念在那里完全通用,其实,苏联不是个法制社会,一切都要靠路子,走关系,没有关系寸步难行。

科斯佳教我懂得了这个规则,所以,我一直都在铺路子,没想到,这么铁的关系,到关键的时刻居然落空了。

 

 
    二.那天中午

 

 

娜佳留我在她家喝咖啡。

娜佳的家是一个三间一套的单元,那是赫鲁晓夫时期盖的简易楼,举架比较低,房间也不大。我第一次去她家的时候,娜佳就教过我:“这种房子叫:‘赫鲁晓吧’,记住,是专有名词,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娜佳经常教我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俄语的特殊用法。

我开口就跟娜佳明说了:我还要给我老婆买一件呢子大衣,求她帮忙,要质量好的,颜色,款式等都请她做主,这非常重要,我过了新年就要回国了。

娜佳问:“你买那么多大衣干什么?”

我忙作解释,我买的大衣都被我的朋友拿走了,我老婆一件没收到。

1991年,我已经托娜佳买了好几件呢子大衣了,光我自己就买了三件,都是送给老婆的,都是莫斯科名牌:“布尔什维奇卡”,都是通过娜佳,她也费了不少劲。

夏天的时候,国内来了一个代表团,其中有我的一个哥们,那是一个苏联发烧友,关于苏联的歌曲,文学,戏剧,政治,军事,历史等一切,没有他不喜欢的,没有他不懂的。

他在街上没买到礼品,就跑到我的房间里找,把所有能作为礼品的东西全部都搜罗去了,包括我买到的三件大衣,说帮我带回国去,我当时也有心想让他帮我把大衣带回国去,因为那时候,苏联海关对中国人特严,好像中国人要把苏联的全部大衣都扛回中国去不给钱似的,查到了就扣押,当然,海关对代表团要客气些,于是,我就把大衣都给哥们了,那哥们特高兴,一再感谢,临走,他把一大摞子卢布往桌上一拍,扔下一句话:“谢了,啊”,就把大衣全拿走了。

后来,我兴奋地给老婆去电话说,大衣托那哥们带回去了,老婆说,没收到。

再后来,我那哥们来电话说,他把大衣送他老婆和亲戚朋友了,算是他买了我的大衣,手续费已付,我真是有苦难言,他还在电话里给我留言:“你在莫斯科连一件大衣都买不到?笑话!”

我对娜佳说,眼看行期在即,只有再求她多多帮忙了,我在莫斯科一年多,连送老婆的一件大衣都买不到,这不是笑话吗?空手回去不好向老婆交代云云。

娜佳听了直笑,说:“男人给妻子送礼物,应该!我给你想办法。”

娜佳还表扬我:“你们中国男人懂得给妻子买大衣,哈拉少(好)!比俄罗斯男人强多了,俄罗斯男人就知道谈政治,什么政治?就是搞阴谋,争夺权利,他们就知道造导弹飞机,天天辩论,开会。。。。。男人最爱伏特加,说空话。。。。。。。他们根本不懂生活,他们根本不管女人的生活,结果,把商品都搞没了,要不,我能一下子买了50公斤沙糖吗?这种日子太不可思议了。”

娜佳很同情我,说:“这么冷的天,你一个大男人就别乱跑了,跑也没用,现在商店里没有大衣,我给你想办法。”

娜佳如此仗义,我当场给娜佳拍下4000卢布现金,就回去了。

那时,商店里的呢子大衣标价不到1000卢布,实际交易价格约2500多卢布一件,当时大衣无货,且物价飞涨,我给的这个数不算多,也不算少。

下午2点左右,我离开娜佳的家,在街上瞎转悠,我买了一本大画册《克里姆林宫宫藏文物》留作纪念,坐在地铁上,我在画册的扉页上写下当天的日记:“早想买此画册,惜钱未成,现在莫斯科商品短缺,物价飞涨,此画册标价已近千卢布,还在涨,眼看想买也买不起了,才下决心买,此书480卢布。按此时黑市美元与卢布的比价:1比80,约6美元,合36元人民币。不便宜,但值。购于莫斯科加里宁地铁站书亭,1991年12月25日。”

三.那天晚上

我回到屋里,6点多的时候,我吃了晚饭,然后照例看电视。

电视上第一个出场的照例还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我对他没有什么坏印象,他不像叶利钦有点二,戈尔巴乔夫出场总是很体面,举止温文尔雅,说话也很好听,就是觉得这个人有点肉,不酷。

我已经记不清他当时讲话的具体内容了,印象中他那天演讲时的精神不佳,显得有些烦躁,最后还把发言稿往桌上一扔,脸上怒气难耐,这恐怕是他在公众面前最沉不住气的唯一形象。现从他的回忆录《真相与自白》中抄录他那天讲话的几段,题目是《告苏联公民书》:

“亲爱的同胞们:

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的情况,我终止自己以苏联总统身份进行的活动。我作出这个决定,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

我坚决主张各族人民的独立自主,主张各共和国拥有主权。但同时又主张维护联盟国家和国家的完整性。

事情已沿着另外一条道路发展下去。主张国家肢解,国家分离的路线占了上风,这是我无法同意的。

我这是最后一次以总统的身份在大家面前发表演说。

命运已经作了这样的安排,就在我当上国家元首之时就已经很清楚:国家情况不妙。我们什么都多:土地,石油,天然气,其他资源;智慧和才能也都不错。我们的生活却比发达国家差的多,越来越落在他们后面。

原因已经清晰可见:社会在官僚命令体制的束缚下几近窒息。它注定要为意识形态服务,注定要承受军备竞赛的重负,已经筋疲力尽了。

所有局部的改革均先后以失败告终。国家没有前途可言。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一切。

国家复兴和国际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过程,其复杂程度大大超过了原先的一切预料。

旧体制瓦解之时,新体制尚未开始运作,于是社会危机更加深重。

我离开自己的岗位时忧心忡忡,不过同时也抱有希望,我相信你们的智慧和精神力量。

也许很多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许多事情可以办得更好,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共同努力迟早会结出果实,我们各族人民迟早会生活在一个繁荣而民主的社会里。

祝大家万事如意。”

俄罗斯的苏联纪年就这样结束了,不满69个周年,还差5天。

其实,那年“八月政变”以后,莫斯科就给人一种要散摊子的感觉,以往,莫斯科的夏天是很平静的,夏季一到,莫斯科人就不怎么干事了,都去别墅度假,秋后回城再忙着购物,准备过冬。那年特别,八月莫斯科的气氛还挺热闹,莫斯科的政治故事特别多,电视,报刊上都是各加盟共和国分田分地正忙的消息,男人惶惶,女人也惶惶,惜日莫斯科夏日那种悠闲,浪漫,安逸的感觉荡然无存,谁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

那晚,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说总统他不当了,苏联结束了,当时的感觉既自然又突然,自然的是,“分与合”的故事讲了好几年了,终于有了一个结论:“合”的故事没讲成,“分”故事讲成了,各家决定自己过了;突然的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就散了,就在那年,那月,那天的晚上:1991年12月25日。

我给科斯佳打电话,他说正喝酒呢,没看电视,那都是政治家们胡说呢。

在我看来,他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比我们强多了,也不觉得有什么要塌天的事,但老百姓就是不满意,尤其是女人不满意,牢骚满腹,她们总感觉她们国家的条件那么好,但是日子过得不如西方国家。

那时,莫斯科的老百姓对政治家们的演说已经没兴趣了,说什么也不信了。

我想起一句中国老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苏联解体,有点这个意思。

9点的时候,我一个人出门了,想去红场看看。

地铁上人不多,乘客或看书看报,或打盹,车厢里安安静静的,和往常一样。我在“马克思大街”地铁站下了车,钻出地面。

冬夜的红场上冷冷清清的,只有广场上磨亮的马牙石地面上泛着灯光反射的亮光,有点晃眼。我记的那天天气预报的最低温度是零下14度,没有下雪,红场游人无几,有几个扛摄像机的人在晃动,像是记者。

从红场上看去,克里姆林宫的上空只剩下一面旗帜,是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插在原苏联最高苏维埃办公楼的深绿色圆顶上,原来,那里插的是一面苏联国旗。

克里姆林宫是典型俄罗斯风格的建筑:古老的白色教堂,像蒜头一样的圆形金顶,金顶上的十字架,十字架的下方还挂着一个月亮,暗红色的城墙把城堡紧紧围住。那夜的克里姆林宫和红场,都没什么特殊之处,还是以往冬夜的样子,显得孤独,神秘,深邃,像是一个昔日辉煌帝国远去的背影。

回去的路上,我在地铁站旁的一个小书亭里找新年年历,看到有1992年的新年历卡片,叫“1992年东正教年历”,正面印有基督圣诞,基督受难等宗教画,40戈比一张,我以前没见过这种东正教的年历,就挑着买了几张。

我仔细一看才知道,俄罗斯在文化上一直是东正教的故事,东正教从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传入俄罗斯800年了,俄罗斯有自己的东正教纪年方法和精神传统,69年的苏联只有其中的一页。虽说东正教也算基督教的文化范畴,但与西方的基督教纪年方法不同,西方基督教的圣诞日是12月25日,而俄罗斯东正教的基督圣诞日是1月7日,同是基督圣诞,怎么还不同日呢?奇怪。

在世界历史的长卷中,俄罗斯在文化上算是其中很独特的一章,过去的故事虽然奇光异彩,但也没有什么震撼世界的大故事,俄罗斯偏居欧洲一隅,它在欧洲各国中一直算是落伍者。只是到了20世纪初,俄罗斯爆发了一场革命,然后成立了苏联,后来还组成了一个大家庭,于是,关于苏联的故事就讲大了,震惊了世界,改变了世界,苏联的故事讲了近一个世纪,他成了世界的大腕,把全世界都搞得头晕目眩,69年过去,就在那一夜,这个故事讲完了,别人都走了,就剩下俄罗斯自己。

苏联一页被翻过去了,很平静,像梦一样结束了。

12月26日下午,娜佳来电话说,莫斯科没有大衣了,外地都不往莫斯科发货了。新年后她要去里加看她母亲和妹妹,她妹妹就在里加的服装厂工作,那里应该可以买到,但需要时间,她问我什么时候离开莫斯科?

我告诉她,过了1992新年,1月的第二周或第三周就走,北京——莫斯科的火车每周两班。她说,那来得及。

她还说,她和科斯佳邀请我去她家过新年,我答应了。

 

 
    四.俄罗斯复出的第一个新年夜

 

 

1992年新年的前夜,我是在娜佳家里度过的,还有他们的几位亲戚和朋友。新年在俄罗斯算大节,每家都要狠狠地热闹一番。

那夜,是俄罗斯复出的第一个新年纪年,记不清当时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

我记得那晚有虾,有好几大盘子,当时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虾,还有格鲁吉亚的柠檬伏特加,颜色是绿色透明的,科斯佳说,这都是娜佳通过什么路子搞来的。

俄人吃虾很简单,把冻虾用开水一煮,虾的颜色变红了,就捞出来装盘上桌,然后用手剥着吃,沾点盐。虾在当时的莫斯科是罕见的高档食品,大家兴奋异常。

我还只记得科斯佳学着当时很红的亚美尼亚籍幽默演员彼得罗相说笑话:“卖虾啦,卖虾啦,今天的虾15个卢布1公斤,很大,很贵;5个卢布1公斤的也有,但那是昨天,但很小;今天的虾很大,但15个卢布1公斤……”这是当时很著名的幽默段子,无人不知,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还记得那晚的第一杯酒,科斯佳说了一个挺新鲜的祝酒词:Выпьем за то,чтобы у нас всё было и нам за это ничего не было.

这也是当时莫斯科最流行的祝酒辞,俄罗斯的祝酒词是最传神的俄语,我翻不了,我到现在也掐不准这段祝酒词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为了祈求未来能顺顺当当地得到一切而干杯呢?还是为了再别过过去那种瞎折腾的日子而干杯?

我还记得那晚,大家谁也没有刻意去讨论关于苏联解体的话题,说到这个话题,大家感觉就像说一个老人死了,他自己折腾了好几十年,最后生命危垂。抢救也抢救了,他自己没有生命力了,心肺功能都衰竭了,就死了,既不是被外人打死的,也不是突然意外死亡的,既没有由此发生大规模流血,也没有因此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就那么就死了。

当初朝气蓬勃,万古长青的故事,最后嘎然而止,他们的遗憾和惋惜总是有的,说不清,也不愿说了,已经死了,再说什么还有什么用呢?反正后面的日子还得过,反正谁的日子谁操心。

俄罗斯人富于梦想,说起苏联就像解梦一样,梦总是很神奇飘渺的,总是不太现实的,梦,能说得清楚吗?

只有娜佳说了一句:“我妈妈和妹妹都成了外国人了,像做梦一样,哈哈!”猛然间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她感到很诧异和惊奇。娜佳的妈妈和妹妹是俄罗斯人,住在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此刻,拉脱维亚已经是一个新的独立国家了,她的母亲和妹妹自然就成了外国人了。

我记得最后,大家都喝高了,科斯佳与娜佳吵起来了,为的是娜佳要下海做生意,科斯佳反对。

科斯佳与娜佳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板着脸,双方都用食指指着对方的鼻子,不断地重复:“我是首长,你就是傻瓜;你是首长,我就是傻瓜”,互不相让,大家都劝他们别吵了,怎么劝也不行。

我现在想起那天他们吵架的样子还好笑,科斯佳早就教过我这个在苏联时期很流行的段子,他告诉我,首长与傻瓜的关系就是苏联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人物关系,你把这个段子学会了,就知道苏联是怎么回事了,在莫斯科办事也方便了,你的心情就舒畅了,我没想到他们会把这种人物关系也用到夫妻之间,显得格外滑稽可笑。

娜佳不理科斯佳了,她举着酒杯,来回与每个人碰杯,挨个诉说自己的苦衷。

娜佳说,她对“莫斯科”商场的工作一点都不感兴趣了,没有商品的商场就像墓地一样,她不会再干了。女人要掌握女人自己的命运。娜佳要自己干,她要去里加进服装,带到莫斯科来卖。

娜佳第一个走到我身后,伸过酒杯和我碰杯,说,为了女人干杯!为了大衣干杯!女人就是喜欢漂亮的服装啊,她加了一句。

娜佳说,德国人,芬兰人都比俄罗斯人过得好,为什么俄罗斯人要过得比他们差呢?

娜佳说,女人就是关心吃的,穿的,孩子,还有大衣,还有房子,这就是生活;她埋怨俄罗斯的男人,说他们喜欢政治,搞阴谋,追逐权利,造坦克大炮,就是不管生活,生活就是因为男人搞坏的。

娜佳举着酒杯,冲着在座的所有男人,一本正经地说,男人的理想是政治,女人的理想是生活,男人根本不懂生活。

她说,她就是喜欢钱(她用手指头作出数钱的样子,对科斯佳作出挑战的姿态),她不喜欢卢布,她喜欢美元和马克,为了钱干杯!她想穿漂亮的衣服和鞋,还有漂亮的内衣(她抬起两手在自己胸前比划着),为了漂亮的内衣干杯!她想买一辆BMW汽车周末去别墅(她伸长脖子,作出驾车时那种得意的样子),为了BMW干杯!她要别墅,要在院子里装一个桑拿屋,请朋友们洗桑拿,为了别墅和桑拿干杯!她想送她的儿子去法国念书,那里气候温和,他儿子就不发烧了,(她说了一句法语):为了法兰西干杯!;她想去意大利度假,在海边晒太阳,去剧院听歌剧(她举着酒杯,说为了意大利干杯,自己一饮而尽,然后倒在沙发上);她说,在莫斯科什么都买不到,天天为购物发愁,这让女人可怎么活啊?(娜佳伤心的哭起来了,哭的特别伤心),她说,她永远也不想再过那种天天排队,天天为买东西发愁的日子了,永远永远(她面对着天花板大声说)!上帝保佑!

一会儿,她坐起来,又走到我的身后,双手搭在我的肩上,趴在我耳边对我说,她一定想办法帮我买大衣,女人要帮助女人。

她告诉我,她特别喜欢貂皮大衣,穿着多高贵啊,她早就买了一件,八年了,一直挂在家里,就是不敢穿出去,我说,你既然不敢穿出去又何必要买呢?她抱怨道,“你们男人就是不懂女人!我就是喜欢!”

娜佳问我,中国为什么不让女人穿裙子?我说,没有不让啊,中国女人习惯穿裤子。她又哭起来了,哇哇地哭,怎么劝也劝不住,最后她说,要女人穿裤子,那还是女人吗?上帝啊,救救女人吧!

没见过俄罗斯女人喝酒,那就算根本不识俄罗斯人的真面目,其实,那才是俄罗斯女人最真实的一面。

在公共场合,俄罗斯女人通常声明自己不喝酒,而且抱怨男人喝酒,其实,那是在装,你想嘛,没有喝酒的女人,怎么会孕育出那么酷爱喝酒的俄罗斯男人呢?

俄罗斯女人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面孔:她们通常给人们展示出特别高贵的一面,这是在正式的场合,她们艳丽,矜持,端庄,优雅,举杯也只是女性优雅的点缀;那时的俄罗斯女人,每一个举止言谈都是艺术,话题里自然也少不了对男人喝酒的抱怨,但抱怨也是很得体的,那时,她们只是男人的陪衬;

但在私人聚会的欢乐场合,她们焕然一新,个性舒展,奇光异彩,不装,不矫情,特本色,这是俄罗斯女人性格中最真实的一面。酒菜一齐,她们往往是先把自己灌醉了再说,然后,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时候,她们是主角,根本不把男人放在眼里,俄罗斯女人这时的感觉,她就是沙皇。

俄罗斯女人喜欢喝那种很甜很甜的红葡萄酒,娜佳说,她不喜欢喝酒,但非常喜欢红葡萄酒的玫瑰色,那是女人的颜色,于是就喝了,娜佳说,她喜欢那种飞起来的感觉,喝了,就有那种飞起来的感觉,那种感觉太美妙了!我问她,那是什么感觉?她说:女人在天上飞,世界是女人的,男人都在地上,都是傻瓜。

科斯佳坐在我旁边,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斜眼看着娜佳,说:“她的天灵盖飞走了,她想当首长,我可不想当傻瓜,女人才是傻瓜,我需要伏特加,有工作就够了……还有女秘书。”他向我挤挤眼。

五.未曾谋面的苏联大衣

过了新年,娜佳就去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了,没两天,她就从里加给我来电话说,大衣买到了,很漂亮,我妻子一定满意,她问我哪天走?

我告诉娜佳我离开莫斯科的时间:1992年1月第二周的周二,4次国际列车,莫斯科—北京,8号车厢,开车时间是23点50分,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

娜佳说,她一定会把大衣带回莫斯科的,叫我放心,等着她。

离开莫斯科那天,我在屋里等了整整一天,既没见人,也没有电话。我给科斯佳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晚上,我绝望了,就自己去了车站,直到列车开了,娜佳也没有出现。

列车刚刚开动,他们就出现了,我亲眼看见娜佳和科斯佳在站台上追列车,他们敞着大衣,戴着棉帽,沿着站台奋力地跑着,嘴里大口喘着白气。科斯佳手里提着一个大塑料兜,我认定,那个塑料兜里肯定是娜佳给我老婆买的那件大衣,是从里加带回莫斯科来的。

快到月台尽头的时候,他们缓步停了下来了,娜佳和科斯佳双双举着手里的帽子向我挥动,急切而无奈的样子,我一直在窗口注视着他们,向他们挥手,直到他们俩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我呆呆地望着窗外,窗外漆黑一片,娜佳和科斯佳奔跑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我非常感激娜佳和科斯佳,他们是真诚的,也尽力了,虽然那件大衣我最终也没有拿到手。

我感觉很无奈,我在莫斯科待了一年多,连一件大衣都没买回来,怎么跟我老婆解释呢?就算我能说清楚,她能相信吗?

六天后,我回到了北京,朋友们特热情,像接待外星人一样,把面包车开到北京站的月台上去了。很多朋友问我:“莫斯科怎么样了?”都带着震惊,伤感,遗憾,甚至是惊恐的神情,好像那边山崩地裂了一般,就剩下我一个人逃回来了。

老婆看我一脸倦容,见面也没提大衣的事,我主动告诉她,大衣没买到,莫斯科买大衣特困难等等,她什么也不说,就跟没有这回事一样。

当天晚上,朋友们饭店里给我接风,很热闹。

“为什么?这么强大的国家怎么突然间就解体了呢?”所有的朋友几乎都提这么同一个问题。

席间,大家热烈地讨论关于苏联为什么会解体的所有相关问题:理论与实践,市场与计划,导弹与黄油;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民主,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等等,大家情绪激昂,争论不休,愤怒,惋惜,遗憾,痛心……久久不愿散席。

我老婆急了,说:“苏联,还是超级大国,连一件呢子大衣都买不到,能不散吗?回家!”

于是,席就散了。

从那天以后,我和我的朋友们当着我老婆的面,再也不敢说关于苏联解体的事情了,再也不敢提大衣的事情了。

新俄罗斯十五年了,每逢新年的时候,我都与科斯佳和娜佳通电话,向他们祝贺新年,去莫斯科的时候,我都要和他们见上一面,大家都非常高兴。他们现在过得不错。

关于那件苏联大衣的故事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了,成了我关于苏联的最后记忆。

那是一件什么样的苏联大衣呢?它是什么颜色?什么式样?什么牌子?它最后的结果?我始终不知道,或许,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

 

 
    六.关于娜佳的后来

 

 

2000年夏末,我又要去莫斯科,临走前,老婆说,不要大衣了,现在谁还穿大衣呀,地球都变暖了,要是有好看的外套还可以考虑,不要太贵的。

到了莫斯科,我几次打电话约科斯佳和娜佳约见面,他们都说太忙,另约时间。

我陪着朋友在莫斯科转,商店里一水的欧洲进口货,什么都有了,就是贵,惟独难见俄罗斯自己的产品,莫斯科的名牌服装:“布尔什维奇卡”没了,大衣也好,西装也好,都看不到了。

临离开莫斯科的前两天,科斯佳亲自来饭店看我。他说,他还在做旅游,他说,现在哪里叫旅游啊,就是投机倒把,男人也喜欢干这事了,娜佳特忙,经常出国去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德国进货。

他说,娜佳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商店,从国外进口服装等等,什么挣钱就做什么。科斯佳转达了娜佳的邀请,请我去她的小商店看看,我答应了。

娜佳的商店就在她原来工作的“莫斯科”商场附近,是两间临街的铺面房,有60多平米的营业面积,里面干干净净的,服装档次不是很高,什么衣服都有。娜佳留着短发,穿着牛仔裤,圆领衫,腰上系一个腰包,比以前瘦了一些,显得很精干,也很自信,一看就是那种自己给自己打工的老板。

见我来了,娜佳很高兴,她说,那件在里加买的大衣她早就卖了,那天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挺遗憾的,晚了一步,是因为从里加回莫斯科的火车晚点了。拉脱维亚独立后,在边境上设了一个检查站,要检查护照,所以晚点了,她还抱怨说,以前去里加哪里还用检查护照呀。

我问娜佳,她买的那一麻袋糖吃完了吗?娜佳说,早就卖了,没想到后来糖会涨价,早知道,还应该多买几袋,她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了。

娜佳跟我说,现在是什么大衣都有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只要有钱。

她说,很多中国人在莫斯科做生意,她对中国生产的服装也很感兴趣,中国货进价低,但质量太差,尽蒙人。

娜佳热情地说:“你给你妻子挑一件大衣吧,算是我送给你妻子的。”

我挑了一件外套,黑色的,娜佳过来看了看,说,不错,英国名牌:Burberry,你妻子一定高兴,说着就递给我一个纸提兜。我要付钱,她不要,我坚持,她最后还是收下了100美元。

我带回北京,送给了老婆,老婆试了一下,对着镜子照了照,很合适,当然也很高兴,还说,俄罗斯进步了,还可以买到Burberry。她问我多少钱,我说,100美元,老婆没说话。

第二天下班回家,老婆就翻脸了,把外套往我面前一扔,说:“假货,”然后,就不理我了,我怎么问,她就是不说。

我感觉特委屈:上次没买到大衣,那是苏联时期,费了那么大的劲没成,也不能算是我的错;这次买回来了,穿着好好的,怎么是假货呢?就算是假货,你也得说出个道道来吧,但她就是不说,打死也不说。

2004年夏,我又要去莫斯科,我说,衣服我可是不买了,还不够生气的,她接茬道,

你根本不懂,别瞎花钱。

我到了莫斯科,又见到了娜佳和科斯佳,他们现在有两家商店,一家贸易公司,还是英国,法国几家名牌服装的代理商,科斯佳也离开旅行社了。他们的儿子在法国上学,已经3年了。

那天,他们开着BMW X5吉普车来饭店接我,请我去他们的新别墅做客,他们夫妇二人穿着名牌休闲服,很悠闲自在的样子,我在他们的新别墅里住了一天。我注意到,院子里有一个新的桑拿屋,还有两条花斑狗。

那是莫斯科郊外夏日里最惬意的傍晚,别墅周围有树林,水塘,小河;院子里鲜花盛开,凉爽宜人,空气里洋溢着绿色植物的清香气味;夕阳的余辉透过树林打在别墅和院子里,斑斑点点的;绿荫下的白色桌椅,显得赏心悦目,幽雅惬意。我们坐在别墅的院子里,喝着德国啤酒,吃着波兰的香肠,聊天,科斯佳还叫来了他的几位邻里。

照料朋友在自己的别墅里度假是娜佳最高兴的事情,娜佳穿得很漂亮,体面而优雅,她忙碌着,摆放餐具和食品,照料着客人,兴奋异常。

科斯佳很热情,爽快随意,像接待久别的兄弟一样,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科斯佳的那个样子。

科斯佳说:“女人就是喜欢在别墅里招待客人,”“当然,”娜佳很得意。

说起当年娜佳为我老婆买呢子大衣,追火车的故事,还有娜佳抢购了一麻袋砂糖的故事,大家哈哈大笑,娜佳听了,板起脸,拿出不可一世的样子,大声说:“你们男人懂什么?就知道讲政治,争权利;就知道造飞机导弹;就爱伏特加;搞得买一件大衣都那么难,那叫什么生活?‘谁知罪’(一本著名的俄罗斯小说名)?都是你们男人的错。”

娜佳指着在座的所有男人说:“你们男人都是傻瓜,只有我们女人才是首长!”

所有在座的男人都面面而嘘,然后哈哈大笑。

分别时,娜佳说送给我老婆一件外套作礼物,我一看:又是英国名牌:Burberry,黑色的,里子和领子是浅色的条格花布,这是Burberry特有的花色。

回到北京,我把衣服往床上一放,就没再说什么。

秋天的时候,老婆穿着那件外套上班了,两天过去了,一周也过去了,一个月都过去了,她什么都没说。

我问她:“这次你怎么不说是假货了?不是还是那个英国名牌:Burberry吗?”

老婆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右手从衣兜里往外一翻,说:“这还用问吗?”

我顺着她的手一看,右衣兜里缝着一块一寸见方的深兰色的商标布,正反两面明显的锈制着一个骑马的勇士和Burberry London的字样。

我把上次买的那件Burberry外套翻出来,两个兜都掏出来一看:什么都没有。

七.后记

2006年夏,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位俄罗斯教授听了,他在中国讲学,懂中文。

我逗他:“苏联解体是因为俄罗斯男人吗?”

他肯定地说:“当然”,我愕然。

“为什么呢?”我问。

“男人不懂俄语,” 俄罗斯教授说。

“怎么会?俄罗斯男人和女人不是都使用同一种俄语吗?” 我非常诧异。

他解释说:“俄语不同于你们中文,你们中文是男女共同使用同一种语法和词汇系统,没有性别区别,而我们俄语分阳性和阴性。”

他说:“在俄语中,男性与女性使用两套完全不同的语法系统,不论是语音,词汇,还是文字,都有严格的性别区分,界限分明:男人讲话取阳性,主谓宾都按阳性变格变位;女人说事取阴性,主谓宾皆按阴性变格变位;男人的俄语爱讲大事;女人的俄语爱讲小事;性别不同,语言也有别,所以,虽说是俄语,男人取阳性系统,女人用阴性系统,不兼容。”

我疑惑不解:“俄罗斯男人听不懂俄罗斯女人的话吗?怎么可能?”

“苏联那么多年,俄罗斯男人一直没听懂女人要什么,于是,苏联就解体了,所以,俄罗斯男人不懂俄语,”他说。

我第一次听到关于苏联解体的故事还能这么讲:苏联解体与俄语分阴性与阳性有关系?俄罗斯男人居然不懂俄语?!。

“忽悠吧,”我当场就取笑他,俄语中也有“忽悠”的同义词。

他正色道:“真事。不信?你去问俄罗斯女人,也包括俄罗斯男人。”

我肯定不信。

他是俄罗斯一位有名的教授,语言专家,听了他的这番话,我真替俄罗斯的男人悲哀,也替俄罗斯的学术界悲哀,关于苏联解体这么严肃重大的国家大事,居然说是因为男人与女人的语言矛盾,结症还是因为俄语分阴性与阳性……他还问我,你们中文为什么不分性别呢?

这挨得着吗?真是荒唐。

我一直想不通,俄罗斯的老祖宗当初造俄语的时候,为什么非要把俄语分成阳性和阴性呢?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吗?

最后他说,他有根据,毛泽东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千真万确的。

“比如,本来头顶上就是一个天,男女各顶一半;男人死性,女人善变;男人想管天,女人想管地;男人管政治,女人管生活;女人高兴了,愿意顶着,那么天还在;要是女人不满意了,连买一件大衣都那么困难,于是就变脸了;女人说,这半边天我不顶了,结果,男人又没听懂,女人就不顶了,男人一个人还顶着,那能顶得住吗?于是,天,不就塌了吗?”俄罗斯教授解释说。

原来如此。(全文完)

李钢林

李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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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 责任编辑:潘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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