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海默】

任何稍微留心目前美国政治的人都不会对“极化”这个词感到陌生，自由派媒体整日猛攻特朗普政权，立法机构动辄威胁停止对政府部门拨款使其关门，共和民主两党高阶人士火爆互呛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著名政治学者James Q. Wilson就曾强调对21世纪美国而言政治上的高度分化对立，可能会是一个重大，甚至于致命的问题。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政治研究领域的大家弗里纳(Morris P. Fiorina)在2017年出版了新著《不稳定的多数派》（Unstable Majorities）一书，系统阐述了他对美国政治极化的综合看法，在美国政界、学界都引发了一定的回响。

Morris P. Fiorina，图片来源：wiki

在弗里纳教授看来，许多研究者声称的“在国会与各州立法层级所大量出现的极化现象，主要是由日趋极化的美国一般广泛公众的对立情绪所驱动”， 实际上是有很大误导性的。  

弗里纳教授指出，如果美国政治真的完全极化了，那么从理论上来讲，支持两党中任一党的选民人数就应该大幅增加，也就是说，逐渐地那些自诩为“独立派”的选民就会慢慢或者滑向共和党，或者滑向民主党，然而事实上，这情况并未发生。

而且，从对大量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出的结果看，不仅美国普遍民众在意识形态指标（自由或者保守）说不上极化，他们对于党派选择（共和党或者民主党）其实离“极化”更为遥远。这个看法在美国现实政治生活中是能够找到例子支持的，比如锈带州一些曾经支持奥巴马的选民在2016年大选中转而投票给了特朗普，而且他们投给特朗普的主要理由也并非因为特朗普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弗里纳教授认为现在的美国政治格局类似于19世纪末的所谓“镀金时代”（Gilded Age），在那个时代里美国政治是出了名的“决策无力”, 政治僵局（Political Stalemate）频现。1874到1894年之间国会占多数的党派一直是反复变动不居，当选总统很少能拿到超过50%支持的票。而且，就如2000年与2016年发生的一样，在1876与1888年通过候选人团投票确认当选的总统并未实际赢得全体选民票。

弗里纳教授对于2016年特朗普大胜一事的看法也是相当与众不同。在他看来，很多整天上电视节目分析美国政情的策士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因为自己被2016总统大选的结果所震撼，就认为广大美国普通选民也是如此。

弗里纳教授指出，以全国整体而计，从2012年大选，到2016年大选美国选民的投票行为变化其实非常之小。若在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等几个中西部州发生了数万选票的移转，希拉里即可反败为胜。那些在2012年投票支持民主党，到了2016年改投共和党的选民，对于现状展现出了一种不满的情绪。弗里纳教授同时指出，自由与保守两派精英分子之间白热化的争斗，不管看起来多么激烈炫目，其实完全无法反映出美国一般民众真正在意的那些问题。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论点也是弗里纳教授长期所持的看法。弗里纳教授向来认为，通常所言的美国内部存在的激烈文化战争，体现在政治上其实并非如此。大量的美国人政治上属于立于中间的一群，而极化的其实往往是政治领袖与精英。虽然人们常常强调红州与蓝州的区别，但是红蓝州公共意见平台上流行的看法，彼此之间其实并无多大不同。

弗里纳教授非常有名的一个论断就是，美国政治的现实情况是自由派与保守派的积极分子们分别组成一系列小型团体，然后这些小型团体之间彼此争斗不休，而实际上美国广大公众的观点则通常呈现为比较温和中庸的，比较愿意包容不同看法的，同时也是比较含混不清晰的，而远非极化的，无条件的，或者教条的。

而且据弗里纳教授看来，大多数普通美国人其实并不是那么在意政治。弗里纳教授充分看到了今日民主、共和两党事事针锋相对而产生的党派分类(party sorting)现象使得每一党的内部都更趋一元化和同质化，今日美国选民很难找到一个立场偏自由的共和党候选人，也很难找到一个立场偏保守的民主党候选人；与一般基层党员相较，处于两党领导阶层的政治精英彼此之间的激烈争斗更为显著。民主党日益成为自由派分子汇聚之地，共和党日益成为保守派分子的大本营，但这完全不意味着一般美国公众也就随之政治上极化了。

不过，在回答VOX记者的提问时，弗里纳教授也明确承认，与往日相比，民主、共和两党党员之间彼此的相似性的确是减少了。在一定程度上，弗里纳教授的核心观点已经广为美国政治学界接受：大多数选民在历史上一直是，并且如今仍是持较为温和与适度的政策立场的（most voters have been and remain overwhelmingly moderate in their policy positions），被炒得火热的所谓“文化战争”（the culture war）概念基本并不适用于谈美国政治的实景。

当然，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弗里纳教授的观点。就如 Delia Baldassarri 等政治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问题的一个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准确地界定何为政治极化。

如果按照弗里纳教授那样定义“政治极化”，也许美国广泛一般公众真的并未走向极化。然而，如果按照另外一些学者的定义，所谓政治极化是指：“即使公共意见只在很少数的议题上有所极化对立，但，大的意识形态与党派化分界线的确清晰存在”。那么美国毫无疑问是存在广泛极化现象。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同样专门研究美国政治的Robert Shapiro先生也向笔者指出：在这部2017年新著中，弗里纳教授开始更为强调“党派分类”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党派分类和激烈的两党竞争使得一党更有可能同时控制立法-行政部门，从而实现“一元化政府”，而这反过来又增加了美国政治上的情绪性对立。而严格定义的“政治极化”情形虽然可能真的未有增加，却只是一场并不那么重要的穿插表演节目。

虽然中美的政治差异极大，但是中国某些古老的政治智慧未尝不可为今日美国一用，尤其是中国儒家政治文明里经常强调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相忍为国的精神。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尚书》中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左传》中有云： “民”为“神之主”。近世中国知识分子也曾点出过：“党争俶扰，不但无裨于国是，而国是反因政党而碍其进行。”

越是政治上的精英人物，越应该侧重于体察和解决广大一般人民现实生活中所关注的实际真问题（比如切实解决官僚体系队伍的人员素质提升和加强良善公共治理的问题），而非整日纠结于自由-保守两派永无终止之日的意识形态争斗。如果弗里纳教授对美国政治的诊断是对的，那么美国广大一般民众现实生活中最无关紧要的事情，恐怕就是那种意识形态上旷日持久的鏖战了，而如果美国政治精英继续沉迷于那样的鏖战中，一意走“道之以政”的老路，也许只会激起选民在投票时更多的不满和怨气，最终冤冤相报，形成某种反复出现的“负能量”循环。这也正是贝淡宁教授所特别措意的“在当代大国进行政治建设时，中枢领导层的个人修养素质特别重要”那一层涵义。

另外，社会普通个体的高度政治化究竟是好是坏，似乎也值得思考与讨论。因为弗里纳教授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社会普通个体越是倾注情感于政治，他对于持不同政见的人士的看法就可能会越扭曲，越出离现实和越加怀有恶意。这与笔者2017年一篇小文中所谈的“意识形态先行，到哪都是种病。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看到，往往都是说别人意识形态先行易，检视自身意识形态先行难”恰有相通。

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坦率地讲，中国能向美国政治文明虚心学习的地方也有很多很多，尤其是其国家体制中高度精密的制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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