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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淼:如何看待日本NHK电视台最新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

2017-08-15 14:39:37

8月13日,日本NHK电视台在全国播出了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学研究者与人体实验》,片中首次披露了战后在苏联审判日本战犯的录音资料。纪录片播出后,有人表示“被俘日军遭到了苏联的刑讯逼供”,称NHK没有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报道,是“辱日”,也有日本观众在看过纪录片后感到非常内疚。

这部纪录片还披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731部队在华进行的一系列活体实验、细菌实验,都离不开日本高等教育界的支持。

以下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李淼(threewatermiao),原文有改动,观察者网已获得作者授权:

731部队,其对外的公开名字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这支部队于1936年编成,在第二年亦即1937年,日军便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全面侵华开始之后,731部队便逐渐显露出了它的“恶魔”本性。但是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资料遭到破坏,日本军部势力自我保护等等的原因,这一部队在中国所进行的毫无人性的犯罪,并没有得到大量的揭露。

而今天的内容,全部来自于由日本NHK电视台编辑,并在8月13日于日本全国放映的纪录片《731部队的真实》。

当时涉及731部队的大量资料,除了被日军在投降前自毁之外,其余资料大部分在美军占领期间被美军收押并列为机密。所幸,在苏联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与日本关东军开战之后,大批曾经参加731部队的军官和士兵被苏联军队所俘虏,并且在1949年12月25日,于中俄交界处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对这些俘虏中涉及战争犯罪的人员,进行了“哈巴罗夫斯克审判”。

NHK电视台的记者,通过走访俄罗斯国立档案馆,找到了前苏联时期保留下来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录音。该录音时长24小时,记录了审判的全部过程。

这部录音中展示了对当时的关东军731部队的军官们的审判,也提供了证人们的证词。自此,731部队当时用活人进行人体试验等等罪行,才再一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有关于731部队,我们之前已经了解过很多罪行,如活体解剖,进行冰冻试验、细菌试验等。

但是本次NHK的调查,挖掘出了一个新的令日本高等教育界难堪的事实:731部队进行的这些非人试验和研究,其实是各大学与日本军方勾结的结果。

从1936年开始到1940年,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为首的日本高等学府们,都纷纷与军队签订了秘密的合作协议。协议的内容是由日本这些大学向731部队输送研究员,牵头负责军方提出的研究项目,同时由军方向各个大学支付巨额的研究经费。

时任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的户田正三,与石井四郎私交甚厚。在他的领导下,京都大学在6年时间里,将派遣到中国东北的研究员人数从36人增加至75人,其中绝大部分都在731部队工作。仅1940年一年,京都大学从日本军部获得的经费便达到了2亿5000万日元。

尽管户田正三本人否认了自己与731部队或是军方的研究有任何关系,但在他逝世后的一本他人追忆录中,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他曾经与多名高级军官一起,气氛和谐地推动着军队中进行着的研究工作。

东京大学也否认了曾经以东大的名义,主动派遣教授参加731部队,但NHK的记者从东京大学校长长与又郎的记录中发现,他曾经长期通过文部省(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与日本关东军的高层保持着联系,并且从中协调各种研究试验人员的派遣工作。

在以石井四郎为中心的这张合影中,汇集了日本大部分医科、理工科的高校首脑。这是日本高校界直接参与了731部队的构建和试验的铁证。

在一名曾经配属于731部队的老兵,须永鬼久太所保留的资料中,NHK的记者找到了全部供职于731部队的医学研究者名单,其中大部分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

之前谈到的,在731部队中负责冻伤试验的吉村寿人,就来自京都大学医学部,而且是学院院长户田正三的学生。他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听说了要在人体上进行那些试验,我直接提出拒绝参加。但是在户田院长的劝说下,他劝我不要放弃已经进行了很久的研究,而且,如果我胆敢拒绝军部的命令,那么就直接将我逐出师门。”

在731部队多达3000多人的组织中,这些来自全国各大著名高校的研究者们,并不是像他们中一些人所辩解的“自己被军队逼着工作”,而恰恰相反,他们在这个恶魔的组织中所具有的地位非常高:

这些研究者被称为“技师”,在组织中处于顶点的地位。根据大量卫生兵和少年兵的回忆,很多非人性的试验,其实都是这些研究者们直接下令进行的。

在731部队本部的研究者中,来自日本(及日本占领区)各地的学者共40名,绝大部分具有博士称号。可以说,没有这些来自各大高校的学者们的积极参加,731部队是无法实现那些耸人听闻的活体实验的。

而另一名曾经配属于731部队,当年仅有14岁的“少年兵”三角武,是在日本揭露731部队罪行的最活跃的一位老先生。据他的回忆,自己当时的心境是这样的:

“在那样的时代里,我所认为的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那么就会被打败。”

“尽管觉得这些俘虏非常可怜,但是也不能说出口。”

“如果说了同情俘虏之类的话,就会马上被认为不是日本人,是‘非国民’。当时就是这种气氛。”

作为少年兵,他们被委派的任务往往是焚烧尸体,掩埋骨灰之类的脏活。三角武先生回忆说:“我们被命令去烧掉那些尸体,往尸体上浇上汽油点燃,然后再把稍晚的骨头捡出来埋掉。我当时的想法是:这难道就是战争吗。”说完这些,三角武先生长久地陷入了沉默。

而关于731部队中有大量学者参与其中的事实,日本的学术界也对“科学家与军方的关系”展开了讨论。

主流的意见是:军事研究并不等同于兵器研究,所以科学家参与军方的研究,在伦理上并不构成“科学家参与了杀人”。

用做举例的,有参与设计了原子弹的奥本海默,和731部队的石井四郎。确实,这也是大多数国家所支持的“国防科研”。但对此,反对的意见也存在着:

“科学家并没有责任要参加战争。从历史上来看,科学家的参与,反而使战争越来越残酷。”

而以研究者身份参与731部队的人,对此会怎么想呢?在731部队中担任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的柄泽十三夫,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受到了审判。在被告席上,柄泽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如今我已经不是军人,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我想对我做的事情说几句话。我的妈妈在日本,现在已经82岁了。我还有个妻子,和两个孩子。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罪大恶极的。如果有来生的话,或者我此生还有余生的话,我会记着自己做下的这些恶行,用自己的新的人生,为了全人类而竭力奉献。”最终,他被判处20年劳动改造。

1956年10月19日,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后,所有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被判刑劳改的731部队军官们都被宣布释放,允许他们返回日本。

然而柄泽在得到释放之后,于第二天的1956年10月20日,在哈巴罗夫斯克看守所的洗衣房里,悬梁自尽。

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作为细菌武器研究和生产的直接参与者而受审的被告,共有12名:

山田乙三,关东军司令官,大将,劳改25年。

梶塚隆二,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劳改25年。

高桥隆笃,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劳改25年。

佐藤俊二,关东军第五军军医部长,军医少将,劳改20年。

川岛清,关东军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劳改25年。

柄泽十三夫,关东军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劳改20年。

西俊英,教育部长兼孙吴支部长,劳改18年。

尾上正男,731部队海林支部长,劳改12年。

平樱全作,100部队研究员,劳改10年。

三友一男,100部队队员,劳改15年。

菊地则光,731部队海林支部卫生兵,劳改2年。

久留岛祐司,731部队林口支部卫生兵试验员,劳改3年。

除劳改刑满得到释放的菊地则光、久留岛祐司之外,高桥隆笃于1952年脑溢血死于劳改中,柄泽十三夫于释放之后自杀,其他人都在1956年年底回到了日本。

石井四郎,731部队的创始人,之后历任第一军医部长,731部队指挥官。在苏联进攻关东军之前,于1945年8月从哈尔滨逃回日本。之后与美军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达成协议,以提供731部队全部研究资料为条件,使自己免于战犯审判。战后被开除公职,在东京新宿区经营一家小诊所,于1959年因喉癌死去。

板垣征四郎,关东军总参谋长,731部队设立发起者。1946年2月被联合国占领军逮捕,作为A级战犯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1948年12月绞刑。

户田正三,战前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战后成为了金泽大学第一任校长,并连任四届校长职务。1961年死去。

田部井和,731部队伤寒研究负责人,来自京都大学。战后担任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1977年死去。

吉村寿人,731部队冻伤研究负责人,来自京都大学。战后担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1990年死去。

长与又郎,战前东京大学校长,1941年设立日本癌症学会,担任学会会长,世界级癌症研究权威。1941年死去。

我想,看完这部纪录片,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我们的心情应该是非常复杂的:

作为平民百姓,日本人在媒体的舆论诱导下,就可以如此轻易地相信被片面报道甚至是歪曲的时事消息,然后支持军队进行如此血腥恐怖的行为。

作为被迫参战的一名小兵,尽管对遭受非人虐待的俘虏们心存怜悯,却迫于压力无法表达出来。

作为一名科学家,为了研究工作的成功,获得更多的研究经费,或是个人未来的发展前途,就可以下命令进行如此冷血邪恶的活体实验。

战争真的会夺去人心中的一切善良吗?还是说,人本质上就是盲目、懦弱且自私的呢?

李淼

李淼

学投资、金融和管理的理工男,游学日本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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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李淼(threewatermiao) | 责任编辑:韩京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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