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当地时间1月25日，腾讯新闻原子智库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在达沃斯联合举办午餐会，以“增长的责任·中国助力世界的未来“为主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午宴上作“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何来”主题演讲。

林毅夫说，到2025年，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经济总量按市场汇率计算将超过美国。中国将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个，由低收入转型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并将以其经验，贡献发展的思路，助力其它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

中国经济动力何来这个题目被提出是因为自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持续高速增长。四十年前，中国是全球第三个最贫穷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5美元，比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三分之一还低。但是从1978年开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年到2017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5%。以如此高的速度，在一个人口庞大的贫穷国家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的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凭借这样的增长速度，去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9400美元。这四十年间，超过七亿人口脱离了贫困。

展望未来，到2025年，中国很可能人均GDP达到1.27万美元，成为二战以来，继中国台湾和韩国，第三个由低收入转型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

现在回归主题，究竟什么驱动了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对此有如下解释：首先，中国人民为自身生活的改善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企业家为盈利展现企业家精神抓住各种获利的机遇，以及中国各级政府官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其任期内为繁荣做出的努力，无疑都是动力之一。不过，这些动力在1978年之前也有，并且，在其它国家也同样存在。

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任上，我去过非洲、拉丁美洲、中亚、南亚等许多国家。那里的人民也有着同样意愿和渴望，企业家和社会精英也有着同样的聪明才智和追求，那里的政府也同样想促进国家的繁荣。所以，我觉得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何在，而是什么造就中国四十年间的迅猛发展。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个我正在倡导的经济发展理论，那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在我看来，经济发展无疑意味着收入的持续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点，则需要持续的结构变迁，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技术和产业不断创新和升级，以及降低交易费用的软硬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才会不断提高，生活才能不断改善。

这个结构性变迁需要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发现新的获利的增长点，并冒风险来创新新技术、发展新产业。同时，政府的作用也十分必要。政府要给予先行的企业家必要的激励，同时，完善新产业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费用，使新产业得以变为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所以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发挥各自所应有的作用的结果。这个公式不仅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适用，对高收入国家也适用，比如在美国和欧洲。

有一点不同，对于高收入国家来说，这些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已经在世界的最前沿，开发新技术，创造新产业，需要自己发明，投入很大，风险也很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和产业水平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借鉴先行的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和产业，成本和风险较低，从而有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加快速地发展。二战以后，世界上有十三个经济体找到利用这个潜能的秘密，取得7%以上、持续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1978年以后的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所以，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源于多方面的因素，后来者优势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

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哪里呢？首先，中国有不少产业已经站在世界前沿，比如腾讯公司。对这类产业和发达国家的产业一样，发展所需的新技术、新产品来自于自主的研究和开发。不过，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是9400美元，而美国则是60000美元，代表在许多领域中国的产业和技术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在未来不仅要以自主创新作为发展的驱动力，同时也还可以利用借鉴学习，以及在科技方面的追随来推动经济发展。

因此，中国是有潜力比发达国家发展快，迈过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个潜力有多大？怎么去衡量呢？我认为，最好的衡量方法是比较人均GDP,因为人均GDP意味着一国平均的生产力，也就是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1%，这个数字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中国台湾和1977年的韩国。这些都是上述十三个经济体之一，在这个差距水平它们都取得了连续20年的8%-9%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从美国的21%变为美国的50-60%。

根据这个分析，我认为从2008年开始，中国有20年实现8%增长的潜力。当然，要实现这个潜力，需要其他方面的条件，比如国内各种改革的深化，同时也需要有稳定的、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由于发达国家并未完全从2008年的危机中复苏，有可能陷入长期的增长疲软，会影响中国的外部增长环境，不过，利用国内有利的增长条件，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很有可能取得6%甚至更高增长率，届时中国就是按市场汇率计算也将会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每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30%，甚至更多。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这个午餐会的主题是“增长的责任·中国助力世界的未来“，当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又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时，对世界也将负有更大的责任，中国在发展自身时，也需要助力其它国家的发展。

对于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说，研究经济增长的动力，每个国家其实大同小异。人们都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企业家都想实现其才能创造更多财富，政府也都想为其国家带来繁荣。然而，大多数国家都没能摆脱中等收入甚至是低收入陷阱。我想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1978年以前，中国有着同样的动力，当时的状况却差强人意，到1978年，中国仍是世界第三个最贫困的国家。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要把人们、企业、政府的动力用好以实现经济繁荣，需要市场竞争，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提供土壤，也需要政府的努力，不断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改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让企业能发展壮大。

过去，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实践，不是片面强调政府的作用，就是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来自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成败经验总结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能这样每个国家都可以消除贫困，实现繁荣。思路决定出路，向还深陷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贡献发展的思路，助力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梦想，这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也是中国对世界和平和发展能做的最大的贡献。

（本文原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