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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典:为何莫迪成不了“印度邓小平”?

2017-08-15 07:42:58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刘典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陈欣然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生】

印度总理莫迪自上台伊始便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其改革措施赢得叫好声一片,执政三年来,印度经济发展确实出现一些好的改观,莫迪因此有了“印度邓小平”之称。但是,近期印度多项重要经济指标的暴跌,让许多人眼中新兴大国“崛起”的幻象迅速破灭。

经济“雪崩”戳破“崛起”幻象

据路透社消息,印度综合PMI指数报告显示该指数从6月的52.7暴跌至7月的46,创下了2009年3月以来最大跌幅。核心服务业活动从53.1%骤跌至45.9%,为2013年9月份以来最低,2009年以来次低,跌破了荣枯线以下。与此同时,6月印度CPI增幅放缓至1.54%,远远低于央行4%的通胀目标,加之二季度GDP增速不及预期。8月2日,印度央行被迫降息,将回购利率从6.25%下调至6.00%,创7年来最低。

HIS Marki首席经济学家Pollyanna De Lima指出,这次印度经济崩溃受累于莫迪改革,政府主导的消费税改革造成了市场混乱。莫迪改革作为现阶段印度经济表现不佳的直接变量,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万众瞩目下,莫迪改革最终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心比天高的莫迪

莫迪曾在去年的演讲中公开表明改革的愿景:让印度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万亿美元,而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目前经济总量的两倍。这不禁让人发问,莫迪会采取哪些与目标相匹配的改革措施。

莫迪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土地改革。吸引外资企业建立工厂首先要解决土地问题,牵涉到征用或收购土地,私人往往难于处理,而政府主导的交易费用更低。其次是电力问题,印度电力供应不足,农村很多地方没有通电,全国大面积停电。还有交通问题,不便的交通意味着成本增加,竞争力下降。这些都需要政府对土地的统一规划和利用,征收到了土地才能建设公共工程,为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基础设施等前提条件。

而印度实行土地私有制,2013年土地征收法规定征收土地要得到70%或80%土地所有者的同意,此规定束缚了政府征地的脚步,此次莫迪土地改革意在通过修改土地征收法来摆脱束缚。然而由于遭到农民和反对党等多方面的强烈反对,莫迪政府不得不在半年后收回提案,并宣告土地改革的失败。

土改失败后,莫迪在经济领域加大改革力度。去年11月8日莫迪突然宣布,将从午夜开始停止大面额的500卢比和1000卢比纸币,同时从国家层面把控黄金交易,提高黄金交易透明度,力图通过推行废钞令来直接打击长期困扰印度经济的黑钱交易和贪腐问题。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据2012年数据,印度约有86.6%的交易使用现金,现金交易容易滋生黑钱,“黑色经济”目前占印度GDP比重高达20%。有研究认为,仅2002-2011年印度就有约3440亿美元现金非法流出,这不仅导致了大量财政税收流失,还威胁着国家金融安全。目前,14万亿卢比被废止的旧钞已经有超过80%被收回(约合11.2万亿卢比),新币发行数额仅为4万亿卢比,大约7.2万亿缺口转化为银行存款。

从长期来看,废钞令及其倡导的支付非现金化,能够促使现金存款化和地下经济透明化,加强国家对资金流动的监控。然而废钞令也导致了资金流动性降低,直接冲击了主要依靠现金交易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资金运转困难,无法给工人发放工资,甚至陷入停产。而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占印度GDP总额的45%,雇佣了80%的劳动力,这就不难理解废钞令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印度经济,导致多项经济指标暴跌。

继取消大额纸钞改革,莫迪经济改革的另一条主线在商品服务税改革。印度传统税制中,各邦都有独立的课税权力,税收体系错综复杂,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都存在重复征税,过程繁琐,税赋繁重。导致国内市场严重分割,实际税率高企,助长了黑市和逃税,逃税避税观念在印度社会也是根深蒂固。

在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189个国家商品交易便利化指数排名中,印度名列第134位。然而经过层层附加的税收体系并没有带来印度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数据显示,印度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仅为16.6%,是世界占比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

莫迪改革打破了地方上的“团团伙伙”,使得历史上不能由各邦政府征收的商品服务税改为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种,从而创立全国统一商品消费税制度,推动全国统一消费市场的建立。将过去游离于灰色地带的高额间接税负,改为只针对消费环节征收间接税,提高印度经济便利化程度和物流效率,增强企业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利于扩大税基,增加公共财政。

但从目前情况看,税收结构仍较复杂,各行业的商品服务税还未厘定,企业和居民还未熟悉新的报税流程,消费税上调带来的物价上涨冲击了国内消费需求,在税改中如何调节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是横在莫迪面前的一大难题。改革缺乏经济发展的支撑因素,仅仅是一场自上而下式的主观性改革,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程度的干扰,税改导致印度国内供给链和分销链出现紊乱,商业情况极度恶化,达到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最糟糕水平。

同时,莫迪在政治领域展开改革,设立“转型委员会”以取代国家计委,并用“三年行动计划”“七年战略规划”“十五年远景文件”替代原有的五年计划。在原本的制度安排中,印度国家计委有权向各邦分配中央资金和批准中央的资本支出,从而积累了极大权威,依托强大的职业官僚集团,既可以抵抗来自各地方各部门的政治压力,也无需理会市场运行的逻辑,因此就发展出了一个严重影响政府行政的独立小王国。莫迪取消国家计委,意图打破“山头主义”从而加强政府集权,而这项目标明确的改革只是印度政治改革的冰山一角。

印度想要实现工业化,需要发展大规模制造业,就要提供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劳动力,必须破除种姓制度对底层民众争取向上发展的束缚。同时工业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负面影响如征地、廉价薪酬、环境污染等,会引发群体性不满,印度的西方民主式政治架构会使政府被民意裹挟,工业化无法顺利推进。想要破除这种困境,必须改革政治制度,大力推动中央集权,建立强政府。而政治上的重新洗牌则会是一个更为艰难的过程,稍有不慎,阶级间的利益冲突就会引发国内局势的剧烈动荡。

改革“深水区”难以破解结构性危机

综合各项改革措施来看,莫迪改革意愿强烈且蓝图宏伟,意在通过提高印度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但是,莫迪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也缺乏完善的配套措施与之相应,诱发了市场秩序混乱,国民经济遭遇“雪崩”式衰退。目前,改革受到层层阻碍,进入“深水区”后遭遇发展瓶颈,难以破解印度社会的结构性危机。

第一,“买办型”经济结构缺乏内生增长动力。这次印度多项经济指标暴跌并非偶然,而是呈现出许多趋势性下行的征兆。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印度社会存在一种倒挂式的经济发展现象,农业和工业都是处在相对落后的状态,而服务业却十分发达,而且越是高端的服务业显得越是发达。

这种局面的产生来自于印度的服务业主要是承接了西方国家产业链中下游的外包订单,并且服务业发展和分布的状况十分分散,从而形成一个严重依赖外部因素的“买办型”产业结构。

“买办型”产业结构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印度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直接略过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占本国经济比重突飞猛进。相比之下,印度工业产值占比从1950年到1981年,数据从13.6%缓慢上升至22%,而到2006年仅上升至24.7%,也就是说近30年的时间里印度工业的发展基本停滞。

这种情况下,印度服务业的发展缺乏比较强的支撑因素,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第三产业与第一、第二产业之间被撕裂成相互脱节的“孤岛”,无法形成内生性的增长正循环。从这次印度实施废钞令的乱象中看出,印度只有一半人拥有银行账户,平均每10万人只有10个左右的银行网点,全国只有20万台ATM机,主要集中在6个大城市。而在中国,不论城市乡村电子支付已经走向普遍化。印度虽然是IT大国,但服务业的发展并没有真正做大国内市场、拉动国内的消费,无法对国家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

印度当前GDP总量仅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其固有的“买办型”经济结构如同“没断奶的孩子”,支柱产业严重依赖外部带动,致使经济体系结构长期畸形发展,国内潜在的市场规模得不到激发。因此,印度经济的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当国际环境趋于紧张、世界经济普遍低增长的情况下,其本国经济的发展难题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比较长期的问题。

第二,“包养式”国家建构导致治理能力薄弱。而印度历任政府对这些问题也一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需要国家先行,在强政府的引领下乘风破浪。但印度的国家主权建立在英帝国殖民者主权让渡的基础上,直接留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国家机制。

但是对于印度本身而言,国家基础能力建构的过程是完全被“包养”的。没有经历过类似于中国的土地改革、社会改造以及基层政权建构,直接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上嫁接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在中央,议会绑架了政府,束缚了政府的手脚。在地方,各方势力各自为政,阻碍中央集权。政府的动员、吸纳和整合能力受到压制,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经济发展规划都难以实施。

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印度就开始表现出后劲不足,超前的政治模式阻碍了印度应有的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建设,没有基本的治国能力,其他任何努力都举步维艰。印度想要弯道超车,依然按照过去“买办经济”的思路发展本国支柱产业,做大国民经济的蛋糕,显然是困难重重。很多发展阶段绕不过去的,莫迪改革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回头补课。

第三,“静态化”阶层流动深化社会不均衡发展。印度社会的城乡二元机制鲜明,城乡发展非常不均衡,城市经济虽然已经进入现代化,但仍然社会的许多角落依然残留着“封建”痕迹。种姓制度根深蒂固,高种姓以及新兴低种姓的宰制权贵在农村实际上过着大领主一样的生活,由一个家族支配一方水土,地方基层组织处于真空的状态。

这样的基层生态,把印度分割为一个个小单元,缺乏广泛的认同感和价值观,难以达成共识,无法有效进行大规模的资源调配和整合。反映到经济上,印度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本有限,对工业部门的投入已经不多,再加上土地贵族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又抽走一部分资本和政策倾斜,导致工业发展进一步减慢。地方和阶层的分裂现阶段体现出的基础设施缺乏即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缩影:工业要发展需要土地、劳力和自然资源,但土地贵族对土地、人口流动和自然资源的控制阻挠了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造成发展瓶颈。

民众上街游行 抗议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不周@视觉中国

种姓制度的长期存在还使印度社会阶层断裂、贫富分化严重。广大底层民众缺乏上升的空间和可能性,因此丧失了通过努力学习和工作来改变自身命运、争取幸福生活的欲望,社会各阶层流动相对固化,无法形成一个庞大的“人才集群”,使“人口红利”真正发挥作用,最终导致印度难以通过发展大规模制造业向工业化、现代化转型。


莫迪改革未能回应印度转型难题

莫迪改革触碰到了“深水区”的结构性难题,并给印度社会带来了“雪崩式”的经济衰退,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莫迪改革未能找到印度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只练“招式”,不修“内功”。前文提到印度对外部严重依赖,“买办经济”尚未断奶,难以拉动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而莫迪的改革措施并未回应这一经济结构性问题,印度仍然没有找到摆脱外部依赖的经济发展道路,没能建立内生的增长模式,带来新的增量空间。只存在于个别城市且产业链条短小的外包经济,创造不出足够的经济发展推动力,难以支撑印度整体的工业化建设。

其次,莫迪改革未能直面印度社会的“沉疴痼疾”。在改革路线的选择上,不攻坚,只敲边鼓。虽然莫迪在“废钞”、统一财税政策等方面采取“铁腕手段”,但是其暂时回避土地制度、劳动法等核心议题,没有解决经济结构上的问题。根本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再强硬的手腕也是事倍功半,扬汤止沸。

最后,莫迪改革间接导致印度政治的“不确定性”。在政治策略的制定上,屡屡铤而走险。印度人民党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对内利用宗教对立,大规模煽动民族主义和民粹情绪,印度国内不稳定因素上升。在国内改革遭遇挫折时,对外制造国际争端事件,进行政治“豪赌”。60年代尼赫鲁进行土地改革转移国内危机,制造了中印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则是使印度失去了工业化建设的良好时机。当今印度屯兵中印边境,莫迪似乎也有类似打算,无疑这将对印度的未来产生非正向影响。

两年前,时任印度财政部高官杰扬特·辛哈称,印度已经准备好从中国手中“接过全球增长的接力棒”,“用不了多久,印度就将在增长和发展方面把中国甩在身后”。那个时间点上,印度各种“超越中国”的言论大行其道。

然而,两年后的今天,印度经济的表现却给这位先生浇了一盆冷水。而纵观几年来莫迪改革的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并未着力解决印度国内的结构性问题,反而大有剑走偏锋之势,莫迪改革的最终答卷虽然尚未完全呈现,但是可以预期会让各位满怀期待的看官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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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典

刘典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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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宋煜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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