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典:“301调查”是对华经济战?不,其实是美国内战

来源:观察者网

2017-08-23 08:18

刘典

刘典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刘典 实习生 王禹丹】

 8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白宫。新华社记者殷博古 摄

最近,美国白宫风云变幻,特朗普连搞了几个大新闻。先在8月14日大笔一挥,签署了《行政备忘录》,意图启动301条款对中美贸易进行调查。白宫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前两天还在在接受《美国瞭望》采访时称,“与中国的经济战就是一切。我们必须疯狂地集中精力在这一点上”,结果8月19日就丢了饭碗。

在班农离开白宫的同一天,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声称将根据301条款,在涉及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对中国正式启动贸易调查。特朗普的一系列行动,使得“百日行动计划”之后的“早春”气象迅速降温,为中美经济合作的未来增添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特朗普重提贸易战意欲何为

历史上,美国曾五次发起对中国的“301调查”, 调查的结果几乎都是通过与美国磋商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或妥协。而这次,特朗普再次挥舞“301”大棒,他的目的何在?

首先,从中美关系的大局来看,所谓的“贸易战”对于中美双方仅仅是一个战术层面的议题。对于特朗普而言,重提“301条款”有三方面直接因素:即兑现“美国优先”的承诺拿贸易顺差做文章安抚选民;然后转移国内的矛盾焦点,寻求在经贸问题上有所建树;最后以“301条款”为抓手漫天要价,寻求中国的妥协和退让,赚取政治资本支撑在国内的政治斗争。

特朗普的此番作为并非他的个人特色,而是美国政府一贯的“优良传统”,他的前任奥巴马也曾围绕知识产权等问题与中国展开多次协商与谈判。特朗普与奥巴马虽为政敌,但是在这一问题上持类似立场,他们秉持所谓的“公平贸易”理念,总是觉得长期的贸易逆差对美国而言是不公平的,“占便宜”的中国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吊诡之处也在这,纵观前几次“301调查”,每次冲突都在谈判中解决,美国很少采取实质上的报复性措施。每次来势汹汹的调查之后,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依然在光速增长,仅2017年上半年,美方贸易逆差高达1706.7亿美元,增长6.1%。

这样的现象,使得我们需要思考一件事情,那就是所谓“中美贸易战”核心问题是什么?巨额的贸易逆差真的妨碍美国利益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全球贸易格局的视角切入。

全球经贸格局重组与中美经济新结构

按国际贸易理论来说,一个国家长期处于贸易逆差是不可持续的,将会导致货币贬值,进而影响到国内的经济,最后经济崩溃。但是美国却没有,为什么?

近几十年来,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形成了更便捷的能源输送途径、更高效的物资交换网络和更多元的信息传播方式,而这三者构成人类社会规模空前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创造出巨大的资金流、物流网络和信息流,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形态,使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

最突出的改变,就是美国对外贸易的格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已经无法对外贸易顺差,贸易逆差逐年递增。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增长了近80%,2016年美国的逆差占总逆差的比重是46.85%,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这一进程没有削弱美国的力量,反而使得美国的资本以空前的速度向全球扩张。前期依靠技术优势保持自己在价值链、产业链上游的核心位置,而后站在世界经济的顶端,通过输出不具实际价值的有价债券(美钞)换回大量的资源以及服务,实际是借助强势的金融垄断来实现资源掠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开始从发达经济体转移至欠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提供了窗口机遇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中国依靠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与基础条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迅速崛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2016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是五千七百多亿美元,在30个顺差国(经济体)中,中国顺差占比36.89%。

这一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已经形成了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游地带的核心地位,并且已经居于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世界经济的循环已经超越传统的“中心—外围”式的单一循环,越来越转变为以中国为中介、连接发达国家贸易投资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的“双环流”体系。一个环流位于在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以产业承接与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另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亚非拉等发展中经济体间,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

其中,中美两大经济体间的“内循环”业已形成世界经济中最关键的一个“循环”,中美之间的贸易对于美国的经济与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根据商务部数据,2016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5196.1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1700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看似使中国从与美国的产业与贸易结构差异中获益,然而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使美国得以维持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并获利于美元输出到再次回流的过程。

美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达到1.1465万亿美元,再度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中国使用中美贸易中获得的资金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许多中国著名企业成长的过程中都有美国资本参与、在美国上市,盘根错节的投融关系使得美国跨国公司和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中国企业产生大量利润,从而反哺本国金融市场。

可见,中美贸易在保持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得以从中美经济的现有“循环”模式中获利。如果美国采取双边贸易投资领域的强硬政策或通过贸易战打破环流,无视相互依存状态而追求零和博弈结果,相当于抽掉现有经济基石,无疑会对其自身经济产生“反噬”效果。

谁在代表美国利益?

上述内容在回答前一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既然当今的全球贸易格局中,美国获益匪浅,那么为什么还要每隔几年针对中国在贸易方面搞一些小动作?他的动机究竟何在?

每次针对中国的贸易调查,在美国内部都有“鹰牌”与“鸽派”的不同声音,我们需要先搞清楚这两派声音背后代表着什么群体。

在美国文化的分野中,一直有所谓“新美国”与“老美国”的区分。从经济生活及产业进行区分的话,也可以看到两种叙事逻辑的碰撞。

美国在二战前原本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随着战后技术革命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变化,新兴产业聚拢资本迅速兴起,大量技术精英移民美国,这些“新美国”们把握住了时代的风口,积累巨额财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不断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将制造业主体转移到国外,美国本土则越来越聚焦于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传统产业的生存空间被挤压,而这些传统产业的“老美国”们成长于过去的辉煌时代,面临巨变,大部分人很难实现身份转变投入到新兴行业,对于他们而言,并不能从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获益,恰恰相反的是产业转移的趋势破坏了他们原本美好的生活,大量原本的中产阶级沦落成底层屌丝,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输家”。

就这样,“输家”们构成了“鹰派”声音的基本盘,“赢家们”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他们的“两面性”。从利益上讲,“赢家”们基本立场是“鸽派”,但是“赢家”得表现出来他们在为“输家”鼓与呼的姿态,告诉这些“输家”你们悲惨生活的根源来自有人把你们的饭碗抢走了,回头反过来利用“输家”的愤怒将矛头指向中国,作为“得寸进尺”的砝码。

过去所谓的中美“贸易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虎头蛇尾”。当“赢家”们获得了他们想要的利益,“输家”们的诉求就变得不再重要。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输家”们失语的愤怒一直存在,这种情绪在不断积累,并且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寻找到了合适的载体——新任总统特朗普,而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也迎合了“老美国”们的诉求。

班农在恐惧什么?

在对华贸易的“鹰派”观点中,班农的观点无疑是较为激进的。作为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看到了中美经济此消彼长的大趋势,因此在“贸易战”可能招致中国反制、使美国承受经济损失进而背离“美国优先”原则的情况下,“贸易战”实则作为一种美国为促进其自身诉求实现而采取的威胁手段,对该“战术”本身及其可能对中国带来实际影响的判断离不开对其背后“战略”的思考。

对于班农而言,美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对华的经济战不仅仅是敲诈一点利益的问题,更是未来世界主导权的问题。

美国立国之初的精神是“你一无所有来到这里,从头做起,但只要努力,有才能,你就能实现梦想”,而这一精神的背后,昭示了美国作为一个共同体塑造而成的特征——它是一个“平台国家”而非“民族国家”,它在经济、文化、人口等领域完全是不设防的,在向外扩张“走出去”的过程中未承受明显压力。如今,在经济领域面临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在文化领域陷入了族群撕裂的困境,在人口方面也需谨防穆斯林难民的大量涌入。

这其中,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竞争切中了关键要害,直接影响美国未来的兴衰。对于披着“新美国”外衣的资本精英们而言,美国只是一个利益增值的平台,“新美国”之所以是美国人,只是因为在美国能够实现最大利益,如果将来情况有变,随时可以抽身走人。而对几代人生于斯长于斯的“老美国”们,美国的衰落将进一步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华的“贸易战”弦外之音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贸易问题。面对在当代国际经济秩序中客观形成的中美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网络,需要面对两个对手,一是美国内部的“鸽派”,他们大多是中美贸易事实上的既得利益者;二是中国。

但是面对像中国这样经济上拥有全产业链、政治上有能力驯服资本、未来有望实现价值链自主的国家而言,无法像过去应对半主权国家日本般轻松写意,甚至有无从下手之感。


此前,班农曾在美国保守政治行动大会上提出特朗普政府优先事项的三个方面:国家安全与主权、经济民族主义与解构行政国家,希望通过这“三板斧”整合国家实现一致对外的目的。

为维护国家安全与主权,美国采取修筑边境墙、加强移民执法等措施,体现出美国作为平台型国家而非民族国家对外来压力的敏感性。美国作为一个远离欧亚大陆的平台型全球帝国,而在如今面临别国“走进来”的局面时,感受到了作为非民族国家在人口和经济等方面“不设防”带来的压力并做出相应反应。

“经济民族主义”强调民族立场与在世界经济中的自主权,主要表现为去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发展国家经济而非在全球市场上开放国界的经济,推动资本和就业机会流回美国。

尽管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使得世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整合,使美国部分产业受到影响,然而美国相当量旧有产业的衰弱并非完全由外国挤占所致。“经济民族主义”本质上是美国内部二战前后两拨移民间的对立,而正是后者对本土经济的冲击激发了前者“原住民”抵制心理,从而在全球环境中演化为对自由贸易等的抵制。通过贸易战等途径实现其所谓“民族主义”诉求,由开放经济转向国家经济,不仅会使美国承受巨大成本,也难以根本上解决其社会内部的撕裂问题。

“解构行政国家”的一系列内部调整措施反映了班农的民粹主义立场,而美国不同派系间的立场差异与内部社会的撕裂实则加剧了将中美经济问题升级延伸为“经济战争”的难度,美国社会内部力量整合的困难使缺乏一致对外发动贸易战的必要基础与内在条件。

中美经济战“内化”为美国内战

班农的思考是有一定的战略性深度的,从行政手段上发动贸易战争的同时,建立一个包括左派和右派在内的外围贸易鹰派联盟,他深知一点,如果特朗普政府按照过去的政治轨迹运行,那么将会丧失自己的政治基本盘。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对于美国的一部分人而言,中美之间的“经济战”游戏应该按照以往心照不宣的规则进行,班农过于强硬的立场将影响他们的利益。班农尚未大展宏图,先成为美国内部斗争的牺牲品,黯然离开了白宫。

虽然班农已离开白宫,但是班农所代表的声音并没有销声匿迹,只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暂时蛰伏,针对中国的“301调查”正式启动。随着佛吉尼亚骚乱引发的国内冲突进一步升级,中美两国贸易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实则是美国内部经济、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外延。

可以说,在“301调查”的启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班农,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因为启动调查各派并无太大分歧。但是在“301调查”的过程中,美国方面是否会像过去一样见好就收,还是升级为“经济战争”,这个过程将进一步展现出美国政局内部的张力。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尽管采取调查或贸易制裁等“经济民族主义”的措施可能使美国获得更有利于自身的贸易投资条件,但是全球化时代下以破坏对外经济关系为代价促进“美国优先”原则的实现,既需使美国承担相应的代价又并非根本上解决美国内部问题的良途。对于眼下对于特朗普来说,先扑灭自家后院的火才是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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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京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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