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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迎胜:古代海上丝路衰落的教训与启示

2017-05-03 07:44:45

言及海上丝绸之路,必然涉及明初我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郑和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海洋事业的顶峰,也是谢幕演出,甚至可称为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绝唱,此后竟然是悬崖式的坠落。

回顾当时的世界会发现,郑和生活的14世纪并非中国在演独角戏,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也正在平行地酝酿着惊世之剧,欧洲社会开始向现代转型,告别中世纪进入近代的转变由此发端,而在海洋活动上则主要表现为向外扩张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

第七次下西洋结束之后明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斥下西洋为“弊政”的思潮,中国大型船舶退出北印度洋海域,中国海商活动的范围基本限于马六甲海峡以东,历代中国在亚非海域的优势地位丧失。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70余年以后葡萄牙人来到东方,开启了西欧主导亚洲的时代,繁荣一时的海上丝路衰落了。

因此,为什么郑和下西洋既代表了古代中国海洋事业的成就,也成为由盛入衰的转折点,是许多学者都在思考的问题。笔者考察,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长期在亚洲大陆居于首位,基本没有竞争对手,因此形成了以文明开化自居,以为其他各国只不过是蛮夷的唯我独尊思想,未关注到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产生新社会发展动力,开启社会制度的变革。

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数百年,为当时的中国人了解欧洲提供了窗口,但我们长期未加以利用,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以下分几点论述。

无视西方海上力量崛起

就在明朝决定结束下西洋之后不久,西欧开始了大航海,其造船业也有了重大进步。从15世纪起,西欧各国竞相建造装备火炮的海船,大者载重超千吨,置炮过百门,以荷兰最为突出。其先进性不仅在船舶的吨位与火力,还体现在经济性,造价与运营成本均远低于竞争对手。

明人不了解,偏在世界一隅的小国荷兰的造船业已执世界牛耳。仅在首都阿姆斯特丹一地便有上百家船厂,全国可以同时开工建造几百艘船,订单来自西欧各国。当时荷兰一国的商船吨位便占据欧洲的3/4,拥有商船1.5万艘,几乎垄断了全球海上贸易,堪称世界海上马车夫。阿姆斯特丹是国际贸易中心,港内常泊有2000多艘商船。

明人没有注意到,东来的殖民者有强烈的海权意识。葡萄牙人在迪亚士1487年绕过了好望角之前,就控制了非洲大西洋沿岸要地。1498年达·伽马到达印度西海岸后,葡萄牙先后占据了马斯喀特,控制了波斯湾口霍尔木兹海峡,并在印度南部西海岸的果阿建立殖民地。

1511年,以果阿为据点的葡萄牙殖民者占领满剌加(今马六甲〉,进而控制了连接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水道的咽喉马六甲海峡。西班牙人则进入南海,占据了菲律宾列岛。1494与1529年,葡萄牙与西班牙先后两次签约,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各据其一。这是西方殖民者首次公然瓜分世界的行径。

接踵而至的英国于1600年设立东印度公司,两年后荷兰也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些所谓“公司”被英、荷政府赋予了在海外进行扩张、征服、殖民、贸易、治理及使用武力等各种权力。荷兰人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控制了今马六甲与印尼诸岛,并将其势力伸及台湾。明清两代统治者对此视而不见,从来没有想到他们将有能力漂洋过海来侵略中国。

在世界秩序行将彻底颠覆的大趋势已经显现之际,明政府反而主动作出了退出印度洋水域的决策,致使东南亚逐步脱离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转而为西方势力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与中华文明的落后是大致同步的。甚至可以这样讲,15、16世纪中国与西欧对海洋事业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世界近代史,也塑造了当代世界。

地理观念滞后,缺乏探险精神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达,对人类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就地理学而言,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大地是球形的观念。到了13、14世纪,通过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领导的远征,东西交通大开,西方的地理学也随之入华。元代著名的回回科学家扎马鲁丁于1267年为元世祖忽必烈造了七件科学仪器,其中一件地球仪,《元史》描述道:“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这是史料中首次提及西方的大地球形说被介绍到中国。但当时中国了解西洋大地球形说的学者群体太小,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固有的天圆地方学说,因此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地理学从基础上讲已经落伍了。

而与之相反,大地球形说是欧洲地理学的基础。15世纪葡萄牙与西班牙的航海家们相信,尽管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了中近东,阻碍了欧洲商人通过红海和陆路前往远东的商路,但向南绕过非洲大陆和向西穿越大西洋应当也可以到达印度和中国。他们在此理念的指导下所进行的一系列远航探险活动,证明了上述设想的正确性。

当欧洲传教士把地理新知带到中国时,我国的知识界如何反应呢?《明史》卷326《外国传》“意大里亚国”条记载:“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但明人对利玛窦所介绍之新知识抱怀疑的态度,称“其说荒渺莫考”。同样《明史》在记述“和兰国” (即荷兰)之后,竟称“永乐、宣德时,郑和下西洋,历诸番数十国,无所谓和兰者”。

就在中国地理学停滞不前时,西欧出现了以经、纬度为坐标的海图,开始依据球体记录航线与航程,其中最重要的是1569年创造的球体投影制图法,即墨卡托投影法。其法迭经改进后,成为今天世界运用最广的地图绘制法。16世纪与17世纪,葡萄牙的里斯本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先后成为全球海图印制业的中心。

古代中国的海洋活动,有明确的目的性,或为贾贩,或为出使,其地域基本不超过已知世界的范围内,基本上未有过探索未知、前途不明的远航和探险式的远行。

而与郑和大致同时的西欧,葡萄牙王子亨利在其国西南端的萨格里什角建立了航海科学中心,收集各种地图以及与地理、造船、航海有关的文献资料,网罗各种科学人才,并自任航海学院院长,亲自讲授课程。 亨利王子要求其探险队对新航达地区的地理、资源情况,如海潮、风向和洋流,详加记录。航海家们在探险中发现的北大西洋的西风带,成为葡萄牙宝贵的知识财富,解除了他们向南航行时回帆归国的忧患。这些均是郑和航海活动所不具备的。

郑和航海事业的停止,也是明朝中国远航事业的结束,而亨利王子去世后,其开创的葡萄牙航海事业却继续发扬光大。绕过好望角的迪亚士就是他所设航海学院所培养的航海家。30余年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便驶入印度洋,实现了从欧洲直航亚洲梦想。

南京宝船厂遗址 当年造船的作塘

不注意保护海外华人权益

郑和远航时,代表中国利益的官方机构在海外出现,最著名者为旧港宣慰司和“官厂”。旧港又称巨港,即巴邻旁,为印尼南苏门答腊省首府,扼地处爪哇、苏门答腊与马六甲之间的巽他海峡,明初以前这里已有大量华人定居。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时,在剿灭了当地陈祖义为首的海盗集团后,设旧港宣慰司,授命当地华人领袖施进卿为宣慰使,治理当地的华人。

郑和出洋时,其规模巨大的船队远行海上,成员的生活资料、舰船的修理靠泊、分舯船队的分遣与会聚、货物器材的储存,也必须有特殊措施。明政府是以在海外设立“官厂”,即海外基地的方式来解决的。其中最著名者即马六甲官厂,其遗址近年来已被学者发现。据随郑和出洋的马欢记载,“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设重栅小城,盖造库藏仓厫,一应钱粮安放在内。去各国船只俱回到取齐,打整番货,装载停当,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该官厂随“下西洋”行动的停止而被废弃。

自宋元时期开始,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移居海外谋生的中国人渐多,清中期以前在东南海最集中的聚居地为吕宋(今菲律宾最大岛吕宋岛)、爪哇(今印尼爪哇岛)、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落脚谋生的华人在当地形成聚落,有些还组成具有自治政府性质的管理机构。

《明史》记:“闽人”因吕宋“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明万历间,聚居吕宋的华人不堪忍受西班牙殖民者压迫,连续发生两次起义,遭到西班牙殖民者血腥屠杀,死者数万人。西班牙当时驻吕宋者不过数百人,非常担心明政府可能采取报复行动。但明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不过是敕福建巡抚徐学聚檄吕宋,数以擅杀之罪而已。

爪哇岛明末至清中期华人数量激増。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人的残酷统治激起华人反抗,华人被屠杀数万人。消息传到国内,清廷称之“贪恋不归,自弃化外”,“按之国法,皆干严宪”,“实自作之孽”。

海上丝路的畅通,需要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动员官民两种渠道的力量来保障。古代西太平洋、北印度洋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是自然结成的。这是我国软实力的体现。但我国历代统治者,对国家软实力的认识停留在国家层面。而西方殖民者在东方的活动以私人力量为主导,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荷属东印度公司等,国家则着力于保护这些私营公司所获取的海外利益。

我国明代因倭寇猖獗,长期实行海禁,未意识到民间的海洋活动是国家影响力的延伸,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反而视华人赴海外谋生为自弃王化,不保护遭受殖民者压迫、屠杀的华人,致使千百年来中国在海外积累形成的海外利益在西方殖民者东来之后损失殆尽。不但东西贸易为西方所控,中国在亚非各国心目中富强文明的形象也毁于一旦。

新海上丝路是双赢设想

斯坦福大学史学家伊恩·莫里斯教授认为,1430 年在世界史上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谁在这个时刻抓住了海洋的控制权,谁就有可能主宰未来的整个世界。 “亨利王子抓住了这个机遇,而明朝正统皇帝却将这个机遇拒之于门外。”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近代的西方人正是通过海洋这个“宽阔的跳板”征服了整个世界,从而将全球置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

航海活动古来有之。但到15-17世纪,人类航海无论在规模、范围、作用、影响等方面,均发生了超越以往的变化。在此期间,人类航遍世界各大洋,到达了地球上几乎所有陆地,把分散的大陆通过海上航线联成一体,形成了地球上无论何地,均可以驾船前往登陆的共识。古代海上丝路衰落给当代中国人的重要启示之一是,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古老民族,我们不能躺在祖先的成就上孤芳自赏,而要时刻追踪和吸纳全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成果。

古代的丝绸之路是自然形成的。联系到郑和七下西洋在经济上主要是依赖消耗国家巨额财力,目的在于宣示国威,因而的确是难以持续下去的历史,因此我们应当更多地发挥民间的作用,而政府则转为创造条件、制运规则,协助民间组织起更大作用。

西方数百年来塑造了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从我国所在的东亚大陆到地中海,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数百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把殖民地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奉行的是你输我赢的利己国策。

中国作为一个经历过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是以双赢的思路来看待自己的发展。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在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内,通过和平的途径突破各种枷锁,与有相同意愿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发展的设想,它将为各国找到广阔的发展空间。

刘迎胜

刘迎胜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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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参考消息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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