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本人当庭表示不上诉，针对原南京市长季建业的一审判决已可视为“终审判决”。

法院最终确认季建业受贿总量折价人民币1132万余元，季建业一审被处有期徒刑15年。这一量刑相对较轻，法院作此裁决的法理依据是季建业在到案后，有主动坦白悔罪、认罪情节。

季建业从1990年10月担任江苏吴县县委副书记兼太湖度假区工委书记，到其在南京市长任上锒铛入狱，时间跨度长达20余年。季建业首次受贿到最后一次受贿的时间跨度与入仕的时间跨度恰好重合。

审判现场

季建业入仕之初，拉动苏南首轮大发展的“苏南模式”（以地方县乡两级政府“公司化”为主要时代特征）正如日中天。“苏南模式”的一大动能是大胆启（重）用各类“能人”，包括出身草根的“经济能人”和脱颖于官场的“经济能官”。两类“能人”托起了当年气势如宏的苏南“能人经济”。同时亦伴生出企业家拿票子换取代表（人大）、委员（政协）政治地位、官员凭GDP换取官位晋升的特定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

笔者注意到，季建业一审时，检方对其多项犯罪指控并未涉及其向上级买官（行贿罪指控）。尽管社会舆论在事中、事后对季建业的工作能力贬褒不一，季被查后舆论对其评价更呈一边倒的否定。但1975年即进入江苏沙洲县委宣传部做办事员的季建业，在1992年能从《苏州日报》副总编之“虚职岗位”转任吴县县委副书记之实权岗位，并在1997年至2002年期间出任迄今仍系全国县域经济标杆市——昆山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若说季受此重用全凭官场关系及投机钻营而无工作实绩，显然难以说通。就是在杨州市长和书记任上，尤其是转任南京市长之后，季建业的“大拆大建”尽管广受诟病，但随着杨卫泽落网及“大拆大建”客观上带给南京交通与市容的大改观开始显现，部分南京市民回头又追忆起季建业干事的气魄来。

季建业任职苏南期间，国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合情与合法、合理与合法的边界与尺度都呈模糊混沌状，伴生出两类“能人腐败”实乃必然。前一类“经济能人”之腐败，以行贿无孔不入为特征；后一类“经济能官”之腐败，则以放肆受贿为特征，名曰“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官员多占多得点不算啥”。而就在那个阶段，季建业贪腐之手腕，已比明火执仗者文雅得多，季建业堪称“权力期权”的最初玩家之一。

而置于一个更开阔的观察视野，“能人腐败”现象“异军突起”并迅速蔓延，在当年并非苏南地区所独有。在整个东部沿海的浙东南区块，在东南部沿海的厦（门）漳（州） 泉（州）汕（头） 区块和珠三角区块，情况亦大同小异。

中共十五大之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厦漳泉汕模式”和“东莞模式”相继式微，赤裸裸的“能人腐败”亦出现了新的嬗变。由于发展资源永远是稀缺的，这一阶段“经济能人”的行贿目的，不再为了追求“我独干”，而是寻求“我先干”，以及“谋取比别人更便宜的资源确保我先干”；“经济能官”受贿时的心安理得，则基于“大家都可干，但我能确保你先干”。至于受贿的方式，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仿效保险系数相对较高的“权力期权”来日方长式的细水长流。

一言以蔽之，这类受贿的主要特征是，替你办事时我不收好处，当我分享你好处时则不替你办事甚至我已经退位。至于“权力期权”具体兑现方式则同样一路发展嬗变至今。从股权赠予、亲朋关联性经商、曲线投资、家属旅游购物、子女出国深造、代购商业保险、文物古玩收藏、摄影、音乐、书法、出版专著、学术研究赞助等等不一而足。总之，“权力期权”兑现方式没有行贿者想不到，只有民众想不过来。

昨日，《新闻1+1》援引反腐学者之观点，把季建业类比为“非典型性腐败”（相较于当场兑现的权钱交易）的一个典型。这一类比未必贴切形象。季建业应该是一个玩弄“权力期权”的高手。在一审法院锁定的向季建业行贿的对象中，没有一个不是与季建业相识、相交、“相知”多年的商界朋友，这是季建业细水长流兑现“权力期权”的心理安全基础，亦是季建业一路贪腐一路升迁的成因所在。

季建业虽系玩弄“权力期权”之高手，但在同级别高官中绝非惟一。仅近期，河南人大党组书记、副主任、“著名摄影家”秦玉海，安徽省副省长、“玉石鉴赏家”倪发科等一干贪腐高官，都堪称季建业的同类。若要区分出差别，只在于兑现“权力期权”的方式各显所长、各有千秋。

擅长玩弄“权力期权”亦非高官们独有之专利。在官场的各个层级，大大小小的“季建业”不但早已成群结队，而且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尽管习大大主导的整肃官场贪腐之风越刮越甚，但针对官场“期权玩家”们的反腐肃贪适才触及皮毛。循此观察，对季建业绳之以法，与其说是反腐肃贪的又一重大战果，不如先看成对官场上大小“期权玩家”们的一个警告更为客观。季建业在“权力期权”的阴沟里翻船，说明当下反腐肃贪的范围在持续扩展，习大大的决心和意志，再次令断言“习式反腐”不过是“选择性反腐”论者们大跌眼镜成为笑柄。

以事实和战果为凭，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相信“习式反腐”具有全方位和“永远在路上”的双重特征，继而赢取亿万民众发自内心的支持与欣慰。不过，除了最高领导层的坚定反腐意志和民意的强烈支持，“天助”习大大亦是确保“习式反腐”步步为营的外部条件。

所谓“天助”仅从技术保障之角度体察，过去十数年互联网技术的大发展，“互联网+”开始在反腐斗争中综合应用，大数据分析由虚趋实，存款与资本账户实名制，官员家产内部申报及抽查核实制，不动产登记试点联网监控等一系列建立于技术进步之上的制度安排，开始呈现反腐之联动式威慑效果，无疑为“习式反腐”的不断深化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撑和“时代条件”。

由于“权力期权”形成发展时代久远，“期权玩家”十分普遍，大量的犯罪证据早已被时间沉淀而洗白。于今，要对过去20余年所发生的“期权腐败”逐一作出清算，在定罪必需要有证据为凭的当下，就算把各级纪委的办案人手再增加百倍也已无从实现。查办季建业案的最大官场警示价值是：第一，世上最不靠谱的朋友关系数官商关系，季建业最终遭一帮商界朋友“出卖”，就是最新的讽刺加诠释；第二，对那些迄今仍抱有侥幸心理顶风播种“权力期权”的官员，现在收手还不算晚；第三，对于仍然有心仿效和羡慕“权力期权”前辈玩家，处心积虑欲步其后尘的新一代官员，则当赶紧断了此非分之想；第四，从央视昨日多频道、大时段、多角度播出季建业一审的现场视频和专家解读可作判断，对证据有望做实折“期权玩家”开刀，将是未来一个阶段深化反腐的新指向。

办结季建业案，“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这一政治忠告再次得已应验，它既取决于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政治意志，还取决于技术进步促进反腐手段更新带来的“时代变迁”。有媒体总结提炼出季建业案的“五大看点”——窃以为，让那些“不安分”的官员们认清形势，才是季建业案的最大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