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共同体Vs.特朗普主义谁先进？国际社会正在热议-罗思义-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罗思义】

中国在全球思想领域的领导力崭露头角，已经成为国际共识，G20汉堡峰会又将这一进程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生活水平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且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高达80%以上。

正如《金融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指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奥巴马第二任期间，就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按照美元汇率计算，在下届总统任期内，无论执政党是谁，中国可能超越美国。”

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必然带动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正如下文所示，甚至西方分析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使得全球思想界为之侧目。换句话说，中国正在全球赢得人心。因此，分析个中的原因非常重要。

通过分析个体事例和论据可以发现，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优于西方。特别是中国近来提出的重要的全球倡议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讨论便是明证，比如习近平在近来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演讲赢得满堂彩，以及美国拟参与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

图片|新华网视频截图

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清楚地了解习近平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所提出的理念。这些理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这也是为何非马克思主义者也能听懂的原因。

总之，正如下文所示，2017年习近平所发出的中国好声音赢得国际社会一致喝彩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优于西方。

中国国际影响力急剧上升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后，白宫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曾对中美两国元首发表的两次最有影响力的讲话评论道：

“比较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和特朗普总统的就职演讲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你可以从中发现完全不同的世界观。”

事实上，西方媒体普遍认为，近几个月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实用的政策倡议和思想领导力之立场，发生重大转变。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西方最有影响力的记者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在5月底就所有国家正在讨论的问题直言道：“他们疑惑的是,向中国靠拢难道不是更明智的做法吗？”

马丁•沃尔夫

西方最有影响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则指出：“从习近平在达沃斯的讲话反响来看，不管从中国成功的关键指标——表现突出的实践能力，还是理念层面，中国都‘取得了全面成功’。”

下面按照时间顺序，列举中国影响力急剧上升的一些里程碑案例：

• 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投行（AIIB）获得巨大成功，甚至英国和德国等美国的亲密盟友也积极参与其中，拒绝支持美国抵制亚投行的呼吁；

• 西方普遍分析，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取得了巨大的战略成就。除上文所引述的布雷默的结论外，波士顿咨询集团主席汉斯保罗•博克纳(Hans-Paul Buerkner)指出：“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习主席强调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以及增长与公平的重要性。”

巴林经济发展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哈立德•艾勒•鲁迈希(Khalid Al Rumaihi)则说道：“习主席坚持深化全球化、增强经济增长，以及对孤立主义的警告非常令人欣慰，对当今世界来说不啻于一针强心剂。”

• 近来召开的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重要性在西方得到足够的认识。《金融时报》在其文章《欧洲必须回应一带一路》中分析道：

“打一个非原创但具有启发性的比方，中国懂得经济引力和物理法则，正竭尽全力地利用它们来把世界经济塑造成它喜欢的样子。这个有关引力的比喻来自所谓国际贸易‘引力模型’，后者讨论贸易流量与‘质量’（经济规模）和贸易伙伴之间距离的关系。物理距离在国际经济中仍然非常重要，这是毫无争议的……这解释了为什么国际供应链发展了数十年，但最复杂的供应链都是区域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

“另一个重要的物理学比喻是摩擦。引力在真空环境中对所有物体的影响都是相同的；然而摩擦可以改变物体下落的速度。因此，在经济学里也一样，这里的摩擦是贸易成本。这些成本可能是物质方面的，比如，基础设施落后的内陆国家，也可能是人为造成的。如今做跨国生意最重要的人为贸易成本不再是关税，而是监管、行政管理和文化障碍。这些成本仍然居高不下。”

“相比之下，中国对引力和摩擦都理解得非常好。‘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减少摩擦来克服引力的束缚，同时利用由此释放的吸引力让中国成为越来越多全球经济活动的中心。”

• 长久以来，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就颇具影响力。但《金融时报》指出，中国正在扩大对美国传统盟友的影响力。

比如，中国现正与中东欧16国紧密合作。欧盟官员私下里抱怨中国搞“分而治之”，尤其对中东欧16国集团成立这件事感到不满，因为这其中许多国家是欧盟成员国。这些拒绝公开身份的官员表示，该集团有时被用来阻挠欧盟做出可能对中国不利的决定。

至于美国的另一个传统盟友新加坡，《金融时报》就近来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分析道：

“上周末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在香格里拉大酒店和出席此次论坛的各位将军、外交官和政策专家会谈时，显示出愿与北京交好的渴望。他只字未提新加坡长期以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的担忧，而对‘一带一路’计划大加赞赏，同时对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贸易协议予以抨击。”

“黄永宏形容TPP为特朗普‘对本地区贸易规则和实践进行重估’的‘最大受害者’。相比之下，中国正在加速推进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贸易领导者的计划。”

爱德华•卢斯则就美国的另一个传统盟友澳大利亚指出：“特朗普胜选前，澳大利亚人也讨论过他们的国家是否应疏远美国，靠拢日益崛起、比美国更为重要的经济伙伴的中国。现在这种论调成为主流。比如，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Paul Keating)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将重心向中国转移。”

美国自残神助攻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急剧上升无疑离不开美国自残似的神助攻，比如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甚至在美国国内，特朗普的这一决定也受到攻击，因为这将削弱美国。

美国建制派核心——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发布了他的第一条推特：“今天的决定是在环境方面的倒退，也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削弱。”

显然，特朗普此举将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则将大大提高。正如爱德华•卢斯总结道：

“世界在特朗普当选前就已作出调整……英国脱欧公投的近两年前，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殷勤铺设红地毯迎接对英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英国急赶着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也激怒了奥巴马的白宫……澳大利亚和德国等其他国家犹豫一阵后，也随英国加入了亚投行。几乎每一个西方强国都派出代表团参加近来召开的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其中包括29位国家元首。当中国讲话时，外国政府只有听得份。”

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所写的文章《一带一路让中国人的世界观不再局限于西方》从中国国内发展的角度，对全球倡议和思想的中心转移至中国的分析，充分印证了西方媒体自身的分析。

“特朗普主义”是个啥?

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影响力上升，美国外交政策观念受到的质疑增加，是继特朗普首次外访，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McMaster)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 Cohn）在《华尔街日报》合著的一篇文章阐述了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原则后。

鉴于文章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特朗普的授意和认可，这样的文章不可能出自如此高位的人之手，也即是说这篇文章基本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思路。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左）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右）合著文章，阐述了特朗普主义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评论员之一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则就此指出：“我们现在有特朗普主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理念与特朗普政府的施政理念，是当今世界上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对这两种施政理念的核心政策——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麦克马斯特和科恩所阐述的“特朗普主义”，进行系统性分析。

如下文所示，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的详细分析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优于西方。

为何其他国家更青睐“命运共同体”理念？

麦克马斯特和科恩的出发点是再次声明，以及试图在国际领域捍卫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社会只是简单地由个体单位组成”的观点。

正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宣布道：“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有的是个体的男人和女人。1”

或者正如麦克马斯特和科恩就国际事务指出：“总统带着如下清醒认识踏上了他上任以来的首次出访之旅：世界并非一个‘全球共同体’，而是国家、非政府行为人以及企业争夺利益的竞技场。”

两人还就个体单位之间的竞争得出结论：“美国优先是美国重塑国际领导地位的信号，我们政府在海外的传统角色——运用美国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来增强美国的国防，促进美国的繁荣，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美国的影响力。”

显然，没有特朗普的允许，他团队中的两位最高级别官员是不可能擅自发表这样一份美国外交政策的一般性声明的。

两人所说的“世界并非一个‘全球共同体’”，显然与习近平所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双赢解决方案”、“一加一大于二”截然相反。

“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于2012年12月5日提出的，他在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时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

2016年11月9日，习近平在首次致电祝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明确指出，希望与美国实现双赢：“我期待着同你一道努力，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拓展两国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

习近平同样对非洲指出：“我们将与非洲朋友一道携手迈向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这一基本理念正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通俗表述。正如习近平2013年访问俄罗斯时指出：“中俄彼此密切合作、取长补短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4”

当然，正如下文的详细分析所示，习近平的这些理念源自于马克思主义。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不难理解为何其他国家更青睐“双赢”关系理念，而非“特朗普主义”崇尚的“美国优先”，因为这意味着其他国家也可以和中国一道受益，而“特朗普主义”的目的是加强美国地位：“美国优先是美国重塑国际领导地位的信号，我们政府在海外的传统角色——运用美国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来增强美国的国防，促进美国的繁荣，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美国的影响力。”

但国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理念，不能建立在好听的话上，因为好听的话可能是假话或者出于心理战。

众所周知，话是善变的。一项政策只有在其符合真正的利益时，才会有效，进而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客观地论证这两种理念：到底是麦克马斯特和科恩所说的“世界并非一个‘全球共同体’”，还是习近平所说的“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才是正确的？

“全球共同体”是否存在？

麦克马斯特和科恩的“世界并非一个‘全球共同体’，而是国家、非政府行为人以及企业争夺利益的竞技场”与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区别，事实上是国内和国际最关心的的一个重要问题——个人重要还是社会重要？

习近平显然并非主张个人利益之间永不发生冲突——如果真如此，除了组织与其他国家的轻松愉快的茶话会，中国几乎可以不需要外交部了！反正，每个人都意见一致！

事实上，与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得时常处理外交政策差异，比如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冲突、南海问题、与印度的关系等等。习近平所主张的并非个人利益之间永不发生冲突，而是共同利益，共同体是最重要的。

同样，麦克马斯特/科恩并非主张美国从不与其他国家谋求共同利益，相反他们就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指出：“当我们的利益一致时，我们愿意一起合作解决问题，并探索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机会。”

麦克马斯特/科恩强调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远比共同体更重要的。他的原话是“世界并非一个全球共同体，而是国家、非政府行为人以及企业争夺利益的竞技场”。习近平所主张的则相反，利益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共同体是最重要的。

现在可以从最基本的角度来分析哪种立场正确。

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特别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马克思主义，都普遍优越于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和与之相关的最先进西方理念。下文将通过西方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基本问题的详细讨论来进行论证。

回到亚当•斯密：除了天性自私，关心别人的命运也是人性之一

如前文所述，特朗普主义，试图在国际领域捍卫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社会只是简单地由个体单位组成”的观点。那么，分析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来追溯现代经济学的起源——回到亚当斯密。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不仅包括经济学，而且还包括伦理道德和外交政策问题。事实上，这是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分析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详细研究现代经济学的起源，不仅有助于了解其意义，而且也能对上文提出的问题给出一个最好的答案。不客气地说，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思想远比麦克马斯特和科恩深刻！

斯密被人铭记得益于他早期发表的传世经典：《国富论》。但斯密自己似乎更重视《道德情操论》，该书初版于1759年问世，后来又历经五次修订改版，直到他逝世前的最后几年里还一直竭尽全力修订这本书。

这篇关于伦理学的文章写于他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之前。斯密早期的职业是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讲座教授。

《道德情操论》的开篇第一句话就精确地指出：“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5”斯密写这本书旨在调查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麦克马斯特/科恩和习近平分析的问题，只不过他是用18世纪中期的语言表达他的想法。

尽管他的整本书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对“为什么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夺取别人的利益”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他只是得出结论，这是“天性”6。

由于《道德情操论》未能回答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除了历史学家，这本书现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与此同时，《国富论》被认为是斯密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密在他真正的杰作中解决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提出的问题。问题是，斯密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这源于他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均是运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分析自利行为和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解决了亚当•斯密的“头足倒置”

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了人类社会彼此之间交换产品的事实所带来的影响，从而创立了现代经济学。但斯密旨在从人类如何产生此种意识的角度，去解释有目的的商品交换，究竟这些理念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使然，还是源自于“理性和语言”：

“给人类带来许许多多好处的劳动分工，其实只是人类天性中一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这种倾向就是要求物物交换，以物易物，相互交易。这种倾向是否是人类天性之一,对此我们还不能进一步做出分析。或许更可能的是，它也是理性和语言功能的产物，只是它不属于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范畴。”7

当然，事实恰好相反。人类社会的有目的的产品交换，并非因为人类天性使然，或是理性和语言最终促使人们去交换，而是人类社会交换产品的实践最终启发人类产生交换的理念。当然，社会现实创造理念也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

马克思本人随后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通过“头足倒置”这个词形象地描述了他自己与黑格尔的关系，即马克思推翻了黑格尔的观念——这与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关系如出一辙。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指出：

“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

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过程同样适用于斯密。斯密曾认为，产品交换源于理念。但事实上，人类社会交换产品创造理念。但一旦“倒置”被推翻，就像马克思解决黑格尔的“头足倒置”一样，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关系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即马克思解决了斯密的问题。

通过仔细研究斯密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以及马克思的重新阐述，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麦克马斯特与科恩外交政策的错误，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缺陷，以及习近平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和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的优越性。

斯密：个人福祉取决于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

《国富论》的标题包含斯密想要分析的事实，为什么他所处时代的欧洲先进国家的平民享受的生活水平高于世界其他许多地区？简言之，为什么欧洲先进国家比世界其他大多数地方富裕？斯密在完成《国富论》的很久以前就开始思考这个重要问题。

在《国富论》问世的13年前（1763年），他用当时极富偏见和种族歧视语言的语言在《法理学讲义》中指出：

“原始人独立的生产，无论如何也不能产生现今即便是最穷困潦倒的艺术家的必需品，以这样来看……通过对比英国或荷兰的普通工人与一个原始部落王子的生活方式就可以知道。王子可以支配1000或者10000个奴隶的生活和自由。那些错误的认为这些工人过着简单而朴素的生活的当代人，与原始社会的君主相比，他们拥有的更多。”

“普通工人衣服、平日用具以及食物来自于无数人的合作分工，而且这些人再次又会需要更多的工具来完成他们自身的工作。因而没有大约1000双手的合作，即便按照简单方式也无法取得他生活所需的日用品的供给。这正是我们称之为的所谓简单方式。”

“实际上，当我们将普通工人的生活与一个欧洲贵族丰富且奢华的生活对比，普通工人的生活显然是简单的。但是至今为止，现代社会最富有阶层的奢侈生活与普通欧洲农民之间的差距，也比不上原始社会欧洲君主和普通农民的差距。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当代欧洲社会即便是底层人群也拥有如此之高的生活水平。”8

斯密的《法理学讲义》对他所提出的“为何欧洲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问题给出了答案。正如《国富论》的开篇第一句话所示，现代经济学的创立得到系统性发展据此而来：“只有众多双手共同实现的劳动分工可以解释这一点。”9

这个问题以及给出的答案，是《国富论》的起点。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中，对《法理学讲义》进行了总结。他在他的伟大杰作中写道：“一个欧洲王子的食宿并不总是比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高出那么多,因为后者的食宿条件超过了同一时期的许多非洲国王。”10

斯密和马克思

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第一句话给出答案，从而创立了经济学，整本书的其他结论也据此推导而来：“劳动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11

斯密在《国富论》开头从别针工厂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分工的这一著名例子。事实上，这形象地说明，这个过程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斯密从量化角度，分析了为何劳动分工使别针工厂生产率至少提高24000%：

“且让我们从小规模的制造业中举出一个例子。就让我们以别针制造业为例，因为经常有人注意到这个行业的分工情形。一个未曾受过这个行业训练的工匠（由于分工，制作别针已成为一种特殊行业），如果又不熟悉这个行业里所使用的机器（也许是为了分工，才发明了这些机器），那么即使竭尽所能工作，一整天也许都做不成一枚别针，若想做二十枚，就更不可能了。”

“以目前这个行业经营的方式来说，不仅整个工作已经成为特殊行业，而且它又被分解成若干部门，其中大多数同样也已成为特殊行业。一人抽铁线，另一人拉直，第三人切断，第四人削尖，第五人研磨顶端以便装头；而制作针头则需要三个特别的工序，这里就不逐一介绍了；装头是一项特别工作，将别针涂成白色又是另一项，甚至把别针用纸包好，也是一项特殊工作；于是，制作别针的主要工作就这样大约分成十八个特别工序。”

“有些工厂，这十八个工序分别由十八个特定工人完成，但也有些工厂，一个工人会兼做两三个工序。我曾经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了十个工人，因此当中几个必须负责两个或三个工序。尽管他们很穷，一些必需的机械配备显然捉襟见肘，但如果他们努力工作，一整天下来却能做出约十二磅的别针。以中型别针每磅约有四千余枚来计算，这十个工人每天就可做出四万八千余枚别针。”

“如果以每个人都制作这四万八千枚别针当中的十分之一来算，等于每人每天做了四千八百枚别针。但如果他们每个人都各自独立工作，而且都未曾接受过这个行业的特殊训练，那么他们当中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在一天内做出二十枚别针，说不定连一枚都做不出来。”12

劳动分工的基本原则适用于比别针制造复杂得多的操作，这催生了连接不同大陆的大规模的国际劳动分工。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分工越细化，生产力就越高。反过来，国家越发达，劳动分工，包括国际劳动分工就越细化，这是繁荣和发展的基础。正如斯密指出：

“然而，至今为止在每一个工艺领域，由于分工可以适应不同的场合，劳动力效率会相应成比例提高。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在不同贸易和雇佣劳动中得以体现，这是劳动分工优势的结果。而且这一劳动分工一般可以给那些产业和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国家带来最深刻的影响。”13

这个事实同时解决了个人利益与共同或者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如斯密指出，社会繁荣和个人福祉必然取决于大规模的劳动分工，而非个人的努力：

“在一个施政完善的社会里,分工之后,各行各业的产出大增,因此可以达到全面富裕的状况,将财富普及到最下层人民。”14

因此，个人的繁荣离不开，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劳动分工。意即个人福祉取决于这种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其影响远大于个人自身的努力。正如斯密总结道：

“此外，如果我们也考察一下，各行各业的工人为生产其他许多文明的便利品必须使用的种种工具。我敢说，如果我们仔细追究这一切东西，把生产其中每一样需要动用到的劳动种类都纳入考虑，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倘若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帮忙与合作，根本无法供应文明国度里最卑贱的人目前享有的生活水平，即使这个生活水平真如我们错误的想象当中郡样简陋，也不可能获得供应。”16

结果是，每个人基本的福祉不是取决于他本人，而是这种社会劳动分工：

“在文明社会中，我们总是需要他人大量的合作与帮助。”17

如果没有这种社会劳动分工或者他人的合作与帮助，即没有社会或者共同体，人类可能还会生活在最原始的条件下，没有先进的设施或者生活条件，人均预期寿命约30岁，正如早期的人类一样。自给自给的神话不过是纯粹的神话而已经事实上，个人最基本的福祉取决于社会。

或者正如斯密在其早期发表的促成《国富论》问世的《法理学讲义》中指出：

“在昨天的演讲中，我努力解释推动人类迈向工业化的原因，这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别之处……原始人能够以某种非常简单的方式来找到生存手段，但是，想要实现现代社会中好的政府统治下的那些东西，则没有可能。”18

没有这种社会劳动分工和社会，个人短时间内只能活得非常糟糕。因此，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并不相悖。相反，个人福祉取决于社会劳动分工发展。

马克思与劳动分工

马克思通过颠倒斯密的“头足倒置”（斯密曾认为，产品交换源于理念），解决了斯密提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的问题。

这同时说明，自我利益与社会利益并非根本对立。所以，马克思根据因果关系，颠倒斯密的“头足倒置”，解决了斯密正确地提出但却无法回答的问题。

如同斯密一样，马克思以斯密所研究的别针工厂的例子分析了劳动分工原理，并指出：“劳动分工，不是由一个人做所有事情，而是由很多人一起做几件事情。19”和斯密一样，马克思指出，劳动分工推动生产发展和生产力大幅提高：“社会力量，亦即多元化生产力，通过不同个体的合作带动生产力提高，而这起因于分工。”20

马克思甚至比斯密自己更清晰地指出，劳动分工引起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关系的问题。这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正确地提出但一直未能回答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指出：

“当分工一旦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

因此，笼统来说，劳动分工必然引发个人利益和普遍/社会利益关系的矛盾：

“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21

但正如上文分析，这种矛盾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只有大规模的劳动分工，才会令发达社会以及在其中的个体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因此，这导致社会每个个体的福祉都依赖于它。正如马克思指出：

“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22

这反过来又创造了组织，包括国家。它们协调个体具体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关系：

“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23

结果是，鉴于分工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根本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化，即：

“劳动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增加了社会财富和完善程度。”24或者，正如马克思言简意赅地总结道：“劳动分工提升了社会文明程度。”25

劳动分工细化创造了全球化，国际劳动分工，或者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26

这样的国际劳动分工的确创造了世界利益共同体，即国家个体的最大繁荣与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息息相关。或者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7

因此，每个国家的个人福祉与其他国家产生相互依赖，首次实现全世界人类真正互通有无。或者正如马克思对这一过程的描述：“随着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28

全球化分工带来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图为生产线上的沃尔沃S90豪华轿车中新网王舒摄

这种国际交往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生产上，而且也体现在观念上：

“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9

事实上，思想领域的国际劳动分工是透明的。没有国家可以垄断思想，所有国家都可以采纳其他国家的思想。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英国科学家（牛顿、达尔文）和德国科学家与数学家（高斯、爱因斯坦）的贡献等等，人类文明不可能达到目前的水平。

尽管这些伟大的个人创造力和发明无疑应受到敬仰，但事实上它们本身是社会劳动分工，以及其他人思想发展（这些对它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的产物。

据笔者所知，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的发明者是谁；意大利人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观察，推翻了“地心说”，证明了哥白尼“日心说”的正确性，而他所用的望远镜是荷兰人于17世纪初发明的；如果英国人牛顿没有发展出微积分和万有引力定律，其他人也会做到，比如德国的莱布尼茨几乎在相同的时间发展了微积分。

由于专心收集物种起源的大量证据，达尔文耗费20多年，几乎错过了以进化论发现者闻名于世的机会。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于《物种起源》发表的前一年，抢先提出物种起源理论，但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华莱士继续完善他的理论，但一直缺乏有力的支持证据。

除了这些重要的社会过程外，斯密和马克思的详细的经济学结论也源自于上文所分析的过程的启示。因为本节主要谈的是劳动分工对国际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因此更详细的经济问题就不在这里展开论述。如果大家对此类分析感兴趣，请参阅拙著《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

习近平与“命运共同体”

显然，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及相关理念，是上文所分析的重要结论的一种更通俗的表述。因为习近平是一国主席，演讲时面对大量观众，包括几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如美国)的观众，而且也不是在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上，他自然不希望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或者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运用冗长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发表演讲。

所以，习近平运用令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观众也能听懂的通俗语言，准确地诠释了马克思的这些理念。

• 习近平演讲中频频出现的“一加一大于二”，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精准表达了劳动分工可提高生产率的重要理念：“通过彼此密切合作、取长补短，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30

• “双赢”理念绝非好听的空话而已，而是反映了劳动分工，包括国际劳动分工，提高所有参与者的生产率的事实——不管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国际层面看，劳动分工绝不只是零和游戏。

上文谈到了习近平对美国和非洲的评语，所以此处加上他对金砖国家的评语：“金砖合作是一个创新，超越了政治和军事结盟的老套路，建立了结伴不结盟的新关系。超越了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观念，实践了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理念。”31

• 这显然源自于上文的分析——中国支持体现国际劳动分工的全球化。习近平在达达沃斯经济论坛演讲中再次用通俗的语言讲道：

“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32”

国际媒体普遍对特朗普和习近平截然不同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正如马丁•沃尔夫所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声称‘保护会带来极大的繁荣和实力。相比这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称，‘我们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对保护主义说不。’”

• 继斯密和马克思的分析后，习近平明确指出，全球越发展，国际劳动分工越细化。正如他在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指出：“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33

• 显然，中国是以一带一路等倡议作为实际举措推动全球化。正如习近平在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指出：

“2013年秋天，我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4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

“丰硕的成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具有广阔前景。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 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34

一带一路重要基础设施中欧专列。图为去年6月13日首趟中欧铁路渝新欧班列平行进口汽车整车专列抵达重庆。

• 这清楚地表明，一带一路或者亚投行（AIIB）等中国所提出的倡议，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与习近平所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及与之相关的理念，存在密切的关系。

当前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依赖于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这反过来印证了中国经济改革理念的正确性。中国赢得全球思想斗争，得益于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所提出的新观念和思想倡议。

这也是为何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所提出的理念，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际讨论中，远优于和比西方正确的原因。

习近平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

上述几点也清楚地说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取得进一步发展，也越来越有活力。显然，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命运共同体”理念、“双赢”、一带一路均源自于马克思，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

但它们并非简单地复述马克思的的理念，而且一带一路、中美当前关系等相关理念并非出自马克思之口。习近平的这些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世界经济新阶段下的运用和发展。

因此，它们正确地顺应了中国和国际形势。上文所分析的国际影响，印证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框架。拙文《IMF预言发达国家陷入大停滞中国怎么走？》对新形势下的一些经济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前往查阅。

“特朗普主义”错在哪？

上述分析印证了习近平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正确性，以及源自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特朗普主义”的错误性。如下文所示，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国际和国内层面：

• 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相反每个人的福祉都取决于社会和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不存在冲突。但就创造个人福祉而言，社会劳动分工远比个人自身努力重要。

没有社会劳动分工，个人的生活将会是原始、野蛮和短暂的。因此，个人最大的福祉只能通过扩大社会劳动分工来实现，即由于社会劳动分工发展而成的共同利益，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而是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就国家层面而言，这证明撒切尔所说的“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有的是个体的男人和女人”是错误的。就保障个人福祉而言，社会远比个人自身努力更重要。

• 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国际和国内水平。单个国家最大的繁荣取决于国际劳动分工。一国越发达，世界经济越发达，国际劳动分工就越重要。也即是说，随着经济发展，各国对国际劳动分工的依赖性就越大。

当然，这并不是说，单个国家的个人利益之间或者单个国家和普遍利益之间不存在特殊矛盾，而是说保障单个国家最大的繁荣和福祉与发展国际劳动分工的共同利益——全球利益共同体一致。

• 因此，人类和世界各国的利益和福祉如何最大化，取决于国际劳动分工的发展。麦克马斯特和科恩所称的“世界并非一个‘全球共同体’，而是国家、非政府行为人以及企业争夺利益的竞技场”的说法是错误的。

• 相反，正如习近平所说：“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5

结论：新自由主义不应在中国大行其道！

以上结论显而易见：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正确的，麦克马斯特和科恩的“世界并非一个全球共同体”的说法则是错误的。

就国际层面而言，麦克马斯特和科恩只不过是重复了撒切尔的“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有的是个体的男人和女人”的错误说法而言。就国际思想的交锋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明显优于西方。

这两种理念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差异，帮助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鉴于这种实际影响将影响其他国家，因此有必要就此对其他国家外交政策和关系的影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 对麦克马斯特和科恩来说，美国外交政策的作用仅仅是体现美国利益：“世界并非一个全球共同体，而是国家、非政府行为人以及企业争夺利益的竞技场。”

因此: “美国优先是美国重塑国际领导地位的信号，我们政府在海外的传统角色——运用美国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来增强美国的国防，促进美国的繁荣，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美国的影响力。”

• 相反，对中国来说，其希望对其自身和人类社会均作出贡献。正如习近平指出：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36

习近平的这些话非常有说服力，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实话。不能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包括经济和知识层面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国就不能最大化地实现人民福祉和经济繁荣，同时也将限制中国最大化地发展自身，进而惠及其他国家。这也是为何中国要与其他国家实现双赢关系，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日益赢得全球人心的原因。

最后，有必要提出一个小问题：西方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是错误的，但为何中国一些高校会在中国已拥有更先进的思想的情况下，继续向学生传授这些错误的思想？在中国日益赢得全球思想领导力的情况下，还继续向高校学生传授这样错误的思想，这相当的荒谬！

这显然印证了我以前所说的“中国不可能被谋杀，它只能被忽悠自杀”！当新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交锋一败涂地，在国际上日益失去影响力时，一些中国高校老师向高校学生传授这种错误的思想是相当愚蠢的表现，这也会损害中国。

但这不是重点。本文的重点想说的是，由于经济实力，特别是由于习近平治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先进的思想，不仅仅正赢得国际影响力，而且正赢得全球思想领域的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英文版完稿半个月之后，《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于7月12日也发表了一篇题为《特朗普：文明冲突VS全球共同体》（Donald Trump’s clash of civilisations versus the global community）的文章，分析了麦克马斯特和科恩的文章，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理念。

马丁•沃尔夫对两人的文章和理念的解读是完全正确的。但他不愿意承认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习近平的理念完全可以替代麦克马斯特和科恩的理念和特朗普主义。

习近平早在马丁•沃尔夫发表文章的数年前就已向世界阐述了这些理念。即中国早已向世界展示思想领导力，而马丁•沃尔夫只不过是个记录者而已。（完）

注：读者如需要，可翻页查看附录中的参考文献及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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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论詹姆斯•密尔,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莫斯科：前进出版社, 1975: 211-228.

[2]麦克马斯特和科恩.美国优先并非意味着美国独行.华尔街日报，2017-5-13.链接：https://www.wsj.com/articles/america-first-doesnt-mean-america-alone-1496187426

[3]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 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出版社,1981(1).

[4]亚当•斯密. 法理学讲义.

[5]玛格丽特•撒切尔.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有的是个体的男人和女人.链接：http://briandeer.com/social/thatcher-society.htmNotes

注释

1，见玛格丽特•撒切尔1987年10月31日接受杂志采访时的访谈“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有的是个体的男人和女人,有的是家庭”：http://briandeer.com/social/thatcher-society.htm

2，见麦克马斯特和科恩2017年5月30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美国优先并非意味着美国独行》。

3，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4，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5，见亚当•斯密所著的《道德情操论》1982年版第9页。

6，见亚当•斯密所著的《道德情操论》1982年版第9页。

7，见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第二章。

8，见亚当•斯密1763年3月29日所著的《法理学讲义》第340-341页。

9，见亚当•斯密1763年3月29日所著的《法理学讲义》第341页。

10，见亚当•斯密1776年所著的《国富论》第一卷第24页

11，见亚当•斯密1776年所著的《国富论》第一卷第13页

斯密更为详尽地分析道：“且让我们从小规模的制造业中举出一个例子。就让我们以别针制造业为例，因为经常有人注意到这个行业的分工情形。一个未曾受过这个行业训练的工匠（由于分工，制作别针已成为一种特殊行业），如果又不熟悉这个行业里所使用的机器（也许是为了分工，才发明了这些机器），那么即使竭尽所能工作，一整天也许都做不成一枚别针，若想做二十枚，就更不可能了。以目前这个行业经营的方式来说，不仅整个工作已经成为特殊行业，而且它又被分解成若干部门，其中大多数同样也已成为特殊行业。一人抽铁线，另一人拉直，第三人切断，第四人削尖，第五人研磨顶端以便装头；而制作针头则需要三个特别的工序，这里就不逐一介绍了；装头是一项特别工作，将别针涂成白色又是另一项，甚至把别针用纸包好，也是一项特殊工作；于是，制作别针的主要工作就这样大约分成十八个特别工序。有些工厂，这十八个工序分别由十八个特定工人完成，但也有些工厂，一个工人会兼做两三个工序。我曾经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了十个工人，因此当中几个必须负责两个或三个工序。尽管他们很穷，一些必需的机械配备显然捉襟见肘，但如果他们努力工作，一整天下来却能做出约十二磅的别针。以中型别针每磅约有四千余枚来计算，这十个工人每天就可做出四万八千余枚别针。如果以每个人都制作这四万八千枚别针当中的十分之一来算，等于每人每天做了四千八百枚别针。但如果他们每个人都各自独立工作，而且都未曾接受过这个行业的特殊训练，那么他们当中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在一天内做出二十枚别针，说不定连一枚都做不出来。”

12, 见亚当•斯密1776年所著的《国富论》第一卷第14-15页。

13, 见亚当•斯密1776年所著的《国富论》第一卷第15页。

14, 见亚当•斯密1776年所著的《国富论》第一卷第22页。

正如斯密详细分析道:“且看文明繁荣的国度里最普通的工匠或零工的日常用品吧。你会发现，和这些日常用品有瓜葛的人数之多，简直数不胜数。虽然其中许多人的工作，只有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和生产那些日常用品有关。例如，零工身上的毛外套，尽管看起来粗糙简陋，却是许多种工人劳动结合的产物。牧羊者、剪毛者、梳毛者、染毛者、粗捻者、纺纱者、织布者、蒸洗者、整布者，以及其他许多人，必须将各种不同工作结合起来，才能完成那件粗糙简陋的外套。此外，想想看，这经常也需要许多商人和运输者，把材料从其中某些工人的手上运至远方其他工人的手上；还需要许多生意谈判与河海航行，需要众多造船者、水手、船帆与船缰制造者，才能从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取得染毛者所需要的染料！而为了生产前述某些最贫穷的工人所使用的最不起眼的工具，又需要多少种不同的劳动！姑且不论一些复杂的机器，诸如水手用的船只、蒸洗布匹用的机器，甚至织布用的织布机等等，哪怕是只考虑牧羊者用来剪羊毛的剪刀。想一想，为了制造这种极其简单的工具，需要多少种不同的劳动？矿工、熔矿炉制造者、伐木者、烧制木炭供熔炉使用的工人、制砖者、叠砖者、照料熔炉的工人、安装或修理熔炉的工人、锻冶工与打铁匠等等，所有这些各行各业的人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做出这种简单的剪刀。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某个零工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衣物与家具，例如贴身的粗麻衬衣、脚上穿的鞋子、用来躺卧的床以及各式各样的家具、烹调菜肴用的厨房炉具、烹煮用的煤炭（这种东西从地底下被挖出来以后，也许必须运过千山万水，才能到达他手中）、厨房中的其他用具、餐桌上的一切用具（刀子和叉子、盛菜和分菜用的陶瓷或白镴器皿）、生产面包与啤酒所需的各种人手，以及用来引进光线与温暖，同时又可以挡风遮雨的玻璃窗。我们也可以顺便想一想，生产最后这种既美丽又造福人类的文明物品（如果没有它，这个世界的北部住起来可就不舒服了），所需的一切知识与技术。此外，如果我们也考察一下，各行各业的工人为生产其他许多文明的便利品必须使用的种种工具。”

15，见亚当•斯密1776年所著的《国富论》第一卷第22页。

16，见亚当•斯密1776年所著的《国富论》第一卷第22页。

17，见亚当•斯密1776年所著的《国富论》第一卷第15页。

18，见亚当•斯密1763年3月29日所著的《法理学讲义》第341页。

19，见马克思所著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333页。

2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6-48页。

2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6-48页。

2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6-48页。

2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6-48页。

24，见马克思1844年所著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240页。

25，见《马克思论论詹姆斯•密尔》，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75年版第211-228页。

2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8-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