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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义:看懂中国,需先破除三大误读

2019-04-09 16:59:15

4月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第40期重阳论坛暨《别误读中国经济》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新书作者、英国前高官罗思义(John Ross)在会上发表了相关演讲。本文由观察者网根据速记稿整理而成。

【文/ 罗思义】

我今天要讲的是些总结性的概念。

中国是否还在执行社会主义道路?答案是毫无疑问的。尽管中国在1978年之后有市场的改革,但有一个基本的持续性,改革开放前的1949-1978年,及1978年之后一直到现在,这两个时期并非是割裂的,实际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直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

1949年以来西方对中国的误解

尽管中国现在发展快速,但也要强调,美国和西方国家有非常大的影响。

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做出承诺,要“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多西方议会制国家借此批评中国,因为大家觉得中国是通过自己的方法——坚守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没有说建立类似西方的议会制度。

目前,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存有各种各样的误解,一些误解在中国媒体上有时也会出现。我这里罗列三点:

1.误将中国70年经济发展历史阶段划分为两个时期,忽略了两个时期之间的关联性。

2.对苏联后期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存在误读。

3.对西方经济学早期的错误视而不见。

第一种误读,没有看到中国两个发展阶段的关联性。

中国有一个说法“为人民服务”,而中国的发展也已经实现了为人民服务。

平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社会总体状况的最佳指标,因为它的延长需要好的消费、好的医疗教育、好的环境等一系列优良条件为基础,反之,寿命预期是非常短的。所以,我们用平均预期寿命做指标。

中国和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基本是在相同的时间实现了政治的稳定——1947-1949年,印度从英国手里获得了独立;中国于1949年成立。这时期,中印两国的预期寿命几乎在同一起跑线;而1960年代起,中国的政治有些波动,但预期寿命与印度差值开始拉大;至1978年,印度的预期寿命已落后中国近12年;之后,中国预期寿命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

再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比,比如巴西、印尼。本来中国的预期寿命在1949年是落后于这两个国家的,但后来超过了。此外,1960年,58.6%的世界人口预期寿命高于中国;但到2016年,这一数据降至22.9%。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因为2016年,30%的国家人均GDP比中国高,但只有22.9%的国家的人均寿命高于中国。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进步已领先经济的发展。

为人民服务,首先生命要延长。从这角度来讲,中国肯定是实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目标的。

第二种误读,关于苏联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邓小平和陈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设计师,他们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且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本质。邓小平在很多重要讲话中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事后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后来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继续谈道,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高级社会主义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很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无法在短期内被除去。邓小平在其著作中也诠释了这样的观点。

在邓小平的演讲和著作中,有个非常有名的概念,即“按劳分配”。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如果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那是最好的;但当时阶段这一设想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分配必须和劳动相关。这代表一下子消灭不平等是不可能的,要完全满足人民的需求,社会经济需先高度发达,而中国距离实现经济高度发达、最终实现按需分配的要求,还需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如果我们研究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文章和理论,就会意识到,他引用了非常多的马克思理论。比如,他判断“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只是“初级阶段”这概念从未在别的地方——如前苏联的文献——被引用过,是中国独有的体现。中国创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由此衍生而来,中国的经济政策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结合。

那么,为什么会被误解背离马克思主义呢?1928年,前苏联提出了另一个思路,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前所未有的经济体系。

过去500年中,世界上主要有三大经济体制:

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不是由个体发明出来的,而是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分析总结出来的体系。

第二大体系,即是斯大林在1928年推出的经济体制,有人称它为计划经济,但我把它总结为“管制经济”。因为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所有细枝末节都是受到国家管制的,比如卖一只铅笔,前苏联相隔几千公里的两地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的价格差异。

第三大体系,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

西方认为,苏联所采取的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体系,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念中,要转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需要一段非常漫长的过渡时期,而当时的苏联是希望能一步到位地实现社会主义。这体系下,包括小餐馆、小卖部在内的一切都是国有的。整个经济与世界经济相隔绝,无法融入世界经济,同时也无法影响国际经济。“管制经济”规定了经济体系中的每一个要素,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体系其实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

我发现很多人,包括中国一些媒体,在解读中国经济的时候有误读,说“因为中国和苏联不一样,所以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体系”。这论断是错误的,苏联的制度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出处究竟是哪里?“社会主义”源自于社会化、大型一体化的生产过程。马克思也做出如下分析:社会主义是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他在后来也不断延伸了这一理论,而且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延续了在《共产主义宣言》中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专门添加了一段《共产党宣言》里长段的引文,就是重申这个观点。

前苏联所推行的制度是一种“极左”的冒险行为,当时打算一步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甚至高级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按照马克思所强调的,经历长期的过渡期,逐步迈向社会主义。

第三种误读是由西方经济学家早期提出的,现已被西方重要经济统计机构纠正了,但我发现这错误在中国也依然会重复出现。

我们要继续探讨这个误读,得先回到一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这个词源于社会化的大型生产,而马克思最天才的地方就在于,他认识到了经济学的范畴,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这也是整个马克思理论衍生出来的基础。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很多是从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讨论中进一步延伸来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指出劳动分工的重要性,而马克思表示劳动社会化是最大生产力,体现了“1+1>2”的力量。这个理论,习近平主席也引述过的,指两个人在现代化社会中协作,所取得的生产力超过这两个个体单独的生产力加起来的总和。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生产中,1000个人的生产力总量,要大于一个人的生产力×1000的简单叠加。

马克思的理论以更广阔的历史、社会视角把经济的过程概念化为劳动的社会化。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联系不断增加的过程,在经济范畴里,社会关系不过是劳动分工的一种体现而已。

最简单的生产是直接的劳动力投入,而在社会劳动范畴中,也会有别人的劳动力投入。比如汽车的方向盘是由别的生产厂线生产出来的,同时,生产汽车的机器也是别的生产周期(厂线)生产出来的,这部分被马克思称为固定资本。

此外,劳动力可以细分为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前者通过社会化进程可以实现劳动力的熟练化,其中包括教育培训——教师教授知识,帮助学生成为熟练的劳动力。马克思还说,如果生产能进一步社会化,就意味着投资对于生产力的重要性,相对于直接投入,更重要。

我们来验证下马克思的哪些预测是正确的。

第一,中间投入(流动资本)。如果研究这个因素,会发现它的增长在生产中的贡献是最大的,尤其是对美国GDP增长的推动。我也研究了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等经济体,发现资本流动在生产中贡献最大,增速也最快。这种情况在国际贸易中也非常常见,体现出间接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劳动社会化。

资本密集型生产随机器发展呈上升趋势。就现阶段来讲,不同的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比不同:资本投资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GDP增长的贡献率是62%,而对于发达国家的贡献率是74%。

劳动力、技能投入也是劳动社会化的一种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投入对国家GDP增长的贡献率非常小,大概占34%,很多人的劳动时间也是非常长的。在发达国家,大部分增长来自于技术技能和教育方面的增长。

早期西方边际主义经济学的错误在于,不如马克思主义有理有据。现在在西方,这一认识被广泛接受。

中国经济放缓背后的原因

我这儿讲点比较技术的内容。

“增长核算法”是由索洛所创建的,但索洛的公式范了两个错误:一是他是按小时计算的。比如韩国农民的劳动力质量和韩国工程师博士的劳动质量,后者肯定高于前者,你不能用小时来算他的劳动价值,我们要看他的质量;二是他计算资本的方法都是一样的,这并非是合理的。一座桥可以用几十年,而计算机两三年之后就不好用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资本是有不同的折旧率的,也就是电脑的折旧率要快于桥梁。

增长核算法是如何测算GDP的?增长核算法是根据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TFP)三种投入计算GDP的增速,计算公式是:GDP =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 TFP。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现在有所放缓?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来诠释背后的原因。而增长核算法介绍了三点:

第一,国有企业或市场机制是缺乏效率的,如果这点属实,主要表现为TFP增长放缓和效率低下的问题;

第二,和人口要素有关,工作人口数量不再增加;

第三,和资本投入减少有关。这三点测算的话,都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有必要指出,中国经济的放缓是高度相关的数据。按照人均来算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非常快的,1990-2017年中国经济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

现在稍微详细谈谈。

1990年代有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中劳动力确实有一定的放缓,但影响非常小,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的投入在下降。这对于政策制定有指导意义。所以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能通过全要素投入。按照国际标准,全要素投入的成本非常高,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有可能让整个经济刹车。此外,全要素生产力是“后周期”的,要看它的周期性。如果经济放缓,全要素生产力也会下降。中国GDP增长与TFP增长之间有极高的相关性。

至于人口因素,中国人口有很小的增长,但对中国经济放缓影响有限。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资本投资的下降。中国净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从2009年开始有个巨大的下降——2009年时的占比是30.5%,在2016年,数据变成21.5%,基本下降了1/3。净固定投资下降与GDP增长放缓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数值达0.76%。经济起飞,没有净固定资本的投资是无法实现的。

此外,中国的净储蓄量,2007年是39.3%,2009年是36.7%,2016年则降至24.9%,这都展示了中国经济放缓的速度和经济当中资本的形成放缓有关。净储蓄和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是非常非常高的,达0.88。而总储蓄和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也是非常的高,达0.8425。

在西方,在大萧条时期,投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固定投资出现了下降,造成投资的整体下降。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国有企业占了很大比例。如果国有企业继续这种投资,可以不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只要中国的投资在上升,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在快速起飞阶段。

结论:中国经济理论是非常贴近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的经济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发展,这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从1949年开始到现在——我强调1949年,不只是1978年——都是非常正确的。现在西方经济体也是这么认同的。

通过关注事实,我们就会认识到,其实中国经济理论是非常贴近马克思主义的,但凡看事实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个结论。

除此之外,我解释了常在一些媒体上出现的三点误读,即:

要把1949-2019年中的两个时期看成一个完整的大周期,虽然可以按照历史阶段划分,但不能忽略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关联性;

对于苏联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应该有准确的认识,中国的现状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其观点是非常贴近马克思主义的,但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照搬,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和发展;

西方早期经济学中的一些错误已被纠正了,但媒体没有注意到。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罗思义

罗思义

观察者网特约作者,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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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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