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

“民国范儿”有感 地主农民相亲相爱

2012-12-30 09:51:03

近日有幸出席一民国史讨论会,是所谓高峰论坛,故与会多高人。会上有高人提问:

有没有“民国范儿”?若有,什么是“民国范儿”?

被指定回答的某海外高人称之为“大哉问”,婉转应以其在美国某名校所授20世纪中国史纲目,侧重历史的延续与转变。其他与会高人纷纷发言,多指出了过去与现在的关联,以为立此说者是对现在的人有些不满,有意无意之间,或不免借钟馗而打鬼。

但所谓“民国范儿”,显然又不是凭空创作。正类古人常说的“三代”——任何人也不能说历史上没有“三代”,然历代凡说“三代”,多出于对现实不满;大体上,有多少种不满,就有多少个“三代”。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这正如世上的路;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民国范儿”大概也如此,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说的人多了,或也便成了“有”,但又是多彩纷呈的“有”——我的一位朋友,已是民国史领军人物,曾被媒体提问,举出四位“民国范儿”的候选人请他回答,包括梁漱溟、周作人和张爱玲。朋友肯定了梁,而不认可周和张。媒体显不赞同,径将问答删去不刊。两造皆视“民国范儿”为实有,且均自有其典范,最能体现那“范儿”的张力。

其实,“民国”就像历史上任何时空单位,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说“民国范儿”者,本求仁得仁,各据自己的希望而构建、而塑造,原也不必拘泥。

但“民国”与后来确有一大不同,即斯文不曾扫地,故至少相当一些人(菁英和大众都有),尚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事,即使迫不得已为之,也不能失格。

菁英之中,陈寅恪即是一典型。1948年底北平易手前,陈先生已准备好南下。但却不愿与国民政府部长同行。当得知可以与胡适同行,欣然曰可,却又说还要午休。来接他的前学生邓广铭,只好独返胡家。然而邓先生甫临胡府,陈寅恪全家即翩然而至。可知这一午休,不过是个象征。炮火纷飞之际,还不忘身段,不能失格,此或亦《礼》所谓“临难毋苟免”乎?

民初世局动荡之时,乡村中不少所谓土财主避居城市,成为类似江南的“不在地主”。北京一些送水扫地的苦力,因而得以近距离接触到这些人。最使苦力们吃惊的是,他们自己几乎处于社会最底层,却不时吃细粮,每天以蔬菜下饭。而那些乡下来的老爷,则每日以粗粮就咸菜。从物质层面言,两者的伙食不能同日而语(今人可能觉得粗粮更健康,当年可是以口感为标准,且直接反映在价格上);但就身份言,人家仍是“老爷”,自己仅为“下人”。苦力们实有些看不起地主,惟在轻视之余,仍承认吃粗粮者的老爷地位,并未因这饮食差距而思出其位。

这或许是另一种“范儿”,且有着更长远的传统——几千年来,耕读之家的伙食居处,大都不能与商人之家比。但若双方联姻,前者永远是俯就,后者必承认高攀。盖“斯文”本隐喻着文化秩序,一向有着“非物质”的传统。在一个真有文化的社会里,尊卑自不必以物质为基础。最典型的是过去的乡村教师,可能读书不甚多,伙食也未必好,在物质层面,从来生活在近于穷酸的地步,但所受尊敬并不因此而稍减。他们被誉为“一方圣人”,常有排解纠纷、处理疑难事务的能力。

昔年那些懂得农民的中共人员,每开发一个新区,理论上都说发动贫下中农,实际却非常承认这些地方圣人的影响力。只要看看早年基层的中共文件,就知道这些人的社会影响,及其在中共政策中的实际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情形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下乡的地方,就有公社干部鼓励完小老师说:好好干,明年提拔你到供销社上班。当年的乡间,一般小学仅及初小,完全小学可是高级学校,而老师已不如供销社售货员。斯文之扫地,可见一斑(但在乡民中,村小老师仍较受尊敬)。

当孟子说人皆无恒产便无恒心、惟读书人可以无恒产而有恒心时,就确立了“斯文”的一个标准,即可以超越经济对人的支配性影响和约束。崇尚物质的人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个永存的幻想,但坚持这样非物质的文化思考,虽不一定就能解构市道的冲刷,或也可使人不至于失范,不论其是否属于“民国”。

民国范儿

民国范儿

罗志田

罗志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分享到
来源:南方周末 | 责任编辑:凌木木
专题 > 民国范儿
民国范儿
网友推荐最新闻
切换网页版
下载观察者App
tocomment go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