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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硕:西方是否应该为中国崛起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威胁而感到忧虑?

2018-07-27 07:05:33

【翻译/观察者网马力】西方是否应该为中国崛起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liberal ideology)造成的威胁而感到忧虑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走向终结——我当然不希望如此——那也并非由他者谋杀(murder)所导致,而是自由主义本身自杀(suicide)所造成的结果。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8年6月8日在其网站上进行了一场网络辩论和投票活动,辩题是:西方是否应该为中国崛起对自由主义价值观造成的威胁而感到忧虑?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春秋高级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院长、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Kishore Mahbubbani)教授在本文中发表了否定观点

一种意识形态的生命是否能够得到延续,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它的表现如何,而非取决于其理念所具有的抽象美感(the abstract beauty of its ideas)。当苏联的表现短暂地超过美国时,比如“斯普特尼克时刻”(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率先进入了太空,这激发了美国人的危机感。美国政府意识到,苏联的运载火箭可以把核武器投送到美国的任何地方。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担任白宫科学顾问,全国开始推动数学和科学教育,并成立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负责航天开发事业。此事后来被美国人称为“斯普特尼克时刻”。2007年,俄罗斯纪念“斯普特尼克1号”成功发射50周年,美国人也举行了隆重的缅怀仪式,以感激前苏联所带来的“刺激”——观察者网注),人们还是吓了一跳。当时人们十分担心由国家管理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表现会超过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但当苏联解体之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也随同那个国家一道进入了坟墓,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也是为何中国会如此热情拥抱市场经济的原因。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展成就,8.5亿人因中国的发展摆脱了极端贫困。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冷战结束时达到了高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那篇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论文中向我们阐释了那个时代很多人共有的一种心理。他指出:“我们所见证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仅仅是‘二战’后一段历史的结束,我们所见证的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过程的终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终极形式”。福山做出这样的表述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美国和欧洲思想界竟然抱着极大热情、丝毫不做批判地接纳了福山的结论。我在拙著《西方迷失了吗》一书中曾非常尖锐地指出:福山的文章对西方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脑损伤(this essay caused tremendous brain damage to the West)。

如果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将消亡,未来的历史学家应该不会遗忘福山那篇文章所起的历史作用。福山的结论在上世纪90年代的西方社会引发了严重的自满情绪,而上世纪90年代正是中国和印度逐渐苏醒的时候。为何中印两国的苏醒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数千年来,直到1820年,中国和印度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但此后他们双双走向了衰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印两国重新苏醒过来是注定要发生的。巧合的是,当中印苏醒时,西方却主动接受了催眠。

西方所犯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两者是互为因果、密不可分的。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关系。有趣的是,中印两国的不同表现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一直坚守自己的政治制度,不过当邓小平解除政府对经济的一系列管制之后,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印度的政治制度虽然符合自由民主原则,但该国经济由于受到政府过度干预一直表现不佳,1991年甚至因此被卷入了金融危机。上世纪90年代,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担任印度财政部长期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改革,打破了束缚印度经济增长的行政枷锁,印度经济也实现了起飞。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势如破竹,原因在于北美和欧洲建立了经济繁荣、秩序井然的现代社会,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越了世界上其他地区,其他地区的国家无法为其民众提供欧美国家民众所享有的高质量生活。1965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水平与非洲的加纳相仿。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新加坡人对欧美国家高质量的生活都十分羡慕。

不过现在,这种羡慕的心理已经不存在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近几十年来,美国和欧洲的政府不再有能力照顾好自己人民的生活。令人震惊的是,美国就业人口收入中位数停滞已久。从1979年到2013年,美国小时工资中位数仅提高了6%,平均每年还不到0.2%。63%的美国家庭甚至无力偿付500美元的急诊费用。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几个主要经济体,政府已无力解决社会上的大规模失业(尤其是青年失业)问题。多项问卷调查显示,与欧洲同龄人相比,中国和印度的年轻人对未来更加乐观。

自由民主制度实施自杀行为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该制度为特朗普等民粹主义领导人和意大利等民粹主义政府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就是自由民主制度光环不再的主要原因。的确,并非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表现不佳。北欧国家仍然在稳定地发展,不过其他几个主要欧洲国家却都已麻烦缠身。去年,德国的默克尔总理勉强当选;而英国的特蕾莎·梅首相在脱欧问题上依然步履蹒跚。面对英国脱欧,其他国家的人感到十分意外,像不列颠这般理性的民族怎么会在公投时做出脱欧这种自杀性的决定呢?面对这一事件,人们很容易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自由民主制度还能正常运转吗?

中国并没有能力扼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国也没有意愿这样做。聪明的中国领导人很清楚,在这个全球化的地球村里,繁荣的美国和繁荣的欧洲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并不具有那种向其他国家推销自身意识形态的传教士般的热情。中国人是有智慧的,他们认为,在中国可行的制度在西方或印度、印尼等其他地方未必可行,而印度和印尼都是在亚洲非常有活力的民主国家。

如果西方认为中国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威胁,那么他们就做出了非常严重的战略误判。他们这样做不过是在为自己的问题寻找替罪羊。西方思想界应该向自己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何西方社会在20世纪下半叶表现如此优异,在21世纪却表现得如此糟糕?西方不应向中国去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应站在镜前审视自己并做出反省。

下面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读者在网络辩论和投票活动后的部分留言,观察者网翻译如下,仅供参考:

billliu:将自由主义的失败归咎于某一个国家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思想领袖们应该辩论一下:为何实用主义会在当今世界如此大行其道?

edzimmer:正如其他读者所指出的,这个辩题出得不好,很难用“是”或“否”来简单表态。我们应该“为威胁感到忧虑吗”?当然应该,这世界上没有人不为“威胁”而感到忧虑的。可是如果你将辩题理解为“你认为中国崛起会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造成威胁吗”,用“是”或“否”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明确多了。通读了各位读者的留言,很多时候我都是一头雾水,甚至要猜留言的读者到底是在哪个问题下面站队。

peteweeds:毫无疑问,中国所走的道路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走的都不同。对于西方来说,相较于指出竞争对手身上的不足,接受现实是更加明智的选择。如果西方能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制定国家长期目标这两方面进行批判性思考,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就还能延续下去。

mandres:1、中国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与西方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并不想改变西方社会的运作方式,比如改变西方的政治体制或经济体制,因为这样做并不能给中国带来更多利益。2、西方一直在利用崛起的中国,把它当作替罪羊以掩盖自己的问题,西方将一直这样做,直到社会大众意识到西方衰落问题出在自身为止。3、如果西方的经济停滞和政治腐败继续下去,在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将出现要求按照中国道路(China's path)进行激烈变革(radical change)的呼声。4、对霸权的迷恋、政治的腐败以及乏力的经济增长将促使美国产生一种偏执症状将发展势头强劲的中国视为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威胁,并进而产生中国会严重威胁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想法。

sitluxetfuitlux: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世界上从未出现过像西方文明这样的一个持续了几百年的主导性文明。西方的主导地位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常态,而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情况。这个世界终将回归常态,届时自由主义等西方意识形态将面临来自其他意识形态的竞争。也就是说,我们不必为中国的崛起感到忧虑。如果说冷战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苏联是从内部解体的,苏联的意识形态是自己破产的。西方应该集中精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应该对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展开反思,为了回应自由民主国家当下面临的那些问题,我们应不断修正自己以适应新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种意识形态就像一个生物物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永远的铁律,奉行实用主义的中国就是在与时俱进中获得了发展。现在,西方也该走上这条道路了。西方应该真正接纳世界的多样性,尊重不同的政治制度。西方不应在这个问题上秉持“不是民主就是专制”的二分法,而是应该将其视为一个由不同政治制度组成的光谱。判断一种政治制度优劣的标准应该是该制度是否能催生好的政策并最终产生好的结果,权力来自程序正义是错误的观念。

jkjustusson:马凯硕认为西方的地缘战略专家们在冷战结束后陷入了沉睡,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他认为我们当下应集中精力处理内部的民粹主义问题而不是应对外部的中国威胁,这不是让我们再一次陷入沉睡吗?他的这一观点是毫无说服力的。内部的民粹主义与外部的中国威胁,这两件事并非毫无关联,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民族竞争等问题互相缠绕在一起的。中国从未拥抱自由市场经济,中国只是拥抱了“自由”贸易,却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掩护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令人感到充满讽刺意味的是,马凯硕认为西方在上世纪90年代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在崛起的事实,而如今又认为我们应该将注意力转向内部,这与上世纪90年代我们所犯的错误又有什么区别呢?

hgsung:读过所有留言之后,我发现所有主张“不应该担忧”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他们都认为“中国人不会伤害我们,他们不过是想赚点钱,西方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内部处理好自己的问题”。马凯硕先生声称,“中国并没有传教士般的冲动去向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论调要么是过于天真,要么是没有注意到中国一直在南中国海展示肌肉,欺负台湾、越南、菲律宾和日本。中国一直威胁外国私营公司要尊重中国在人权和领土纠纷问题上的官方立场。此外,中国还逼迫外国航空公司将台湾标注为中国的一部分,逼迫奔驰汽车公司为在广告中引用达赖喇嘛语录而道歉。即便中国无意挑战西方的价值观,但无视中国的极权政体和他们侵犯人权的行为,这在道德上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我恳请每一个西方人扪心自问:仅仅为了我们自己的短期经济利益而无视13亿中国人民的福祉,这是道德的吗?很多人留言称中国有13亿人口,数量太过庞大不便通过民主方式进行治理,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央集权体制治理国家是有其合理性的。那么我想问问,“究竟民主体制可以适用的一国人口上限在哪里?”如果13亿人口的中国不适合采用西方民主体制,那么你该如何解释民主在印度的成功呢?中国人比印度人纪律性更差吗?

sergiotren:我同意,中国的确只关注自身,它并不像西方一直以来那样热衷于向外输出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过在另一方面,西方每两年进行一次的选举(总统大选或中期选举)的确也让政府部门倍感压力,他们必须在选举前拿出政绩,而中国执政者却可以按部就班地做好工作以让自己的老百姓生活地更好。西方真正应该担心的其实是自己的民粹主义政府可能会产生集权倾向,中国并不会为此做什么,但中国的成功也许会为西方树立一个榜样。

lkhan.cnsa: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灾难性的环境状况恶化、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呢?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在2020年之前将投资3600亿美元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因此,中国在扭转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投资将继续高于美国,而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其实所有先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都是有责任的,而中国能尽到自己的那一份责任,这是十分值得赞赏的。另外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2016年中国人均GDP增速为6.1%,而1961年为-26.5%。中国正逐渐缓解贫富差距问题,这是其他国家难以做到的,仅上面提到的投资就将创造1900万个工作机会。至于其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个人口过度膨胀的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还缺乏饮用水、食物和电力,如果能有更多亚洲国家执行同样的政策,当地人的生活就能获得更大改善。

jfcarli: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的因素已经不再是潜在的了,它已经是一个现实,而且并非来自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政府已经把我们这个体面的民主社会变成了充斥着金权政治的腐败社会。贫富差距在西方四处蔓延,这种荒谬的现象已经腐蚀了我们的社会机体。对富裕阶层和极端富裕阶层持续不断的减税措施是社会不稳的根源。与中国构成的挑战相比,西方富人对穷人的吸血其实对当下的世界秩序构成了更加严峻的威胁。当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或法国旅行去看当地最有名的景点时,你会从景点的历史背景中意识到,对我们最大的威胁其实就是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正是金权政治导致的社会不公引发了法国和俄国的革命运动。上一次经济衰退过后,我们在在银行家们的身上已经可以很明显地嗅到这种味道。西方的中产阶级看不到任何收入增加的希望,而那些富豪却在使自己的财富不断增值。中国并不是西方的威胁,当下的金融体系以及在这个体系中获利的罪犯们才是西方的真正威胁。将矛头指向中国不过是在转移焦点,这样就可以避免让人们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问题。上世纪50至60年代,当时在美国上缴个人所得税的人数占全部就业总人数的90%,那个美丽、强大的美国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才是威胁所在,中国并不是我们的威胁。

phil:中国发明了脸书社交媒体吗?中国发明了谷歌搜索引擎吗?中国建立了亚马逊购物网站吗?中国研发出了苹果产品吗?中国没有。中国不过抄袭了上述公司的产品,中国不过是复制了西方经济中诸多成功要素,这就是中国经济。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才能培养出开拓性的企业家、催生真正的创新。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那也不过是因为它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并对前第一大经济体进行了抄袭。除非中国将自己的政治体制完全自由化,否则它将永远只能抄袭那些政治经济实现自由化的国家。

dialogue:西方一直在“白人的负担”(这个说法来自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的一首诗《白人的负担》。该诗试图将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行为正当化,认为白种人当时是怀着高尚的目的来到非洲和亚洲国家的,他们试图将当地人民从愚昧中拯救出来,而拯救行动甚至成了白种人的负担——观察者网注)那种传统心理的影响下执行着非常令人不齿的政策。《经济学人》杂志主办的这场网络辩论其实就是出于“白人的负担”的传统心理,他们从人为臆想出来的西方例外主义出发来评价其他国家和文化。我们渴求的西方文化中独有的自由其实正受到我们自己的政府和安全部门的威胁。

wiseman698:西方尤其是英国应该关心一下自己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担心其他国家未来可能给自己造成的问题。如果希望我们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能够变得更有生命力的话,那就必须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由自私贪婪所导致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的问题;第二是决策拖延问题,我们总是就一些问题进行旷日持久的讨论,有效决策无法做出,伦敦希思罗机场扩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dean:恐怕这个问题本身体现了一枚硬币的两面。的确,中国对西方造成了威胁,但这种威胁更多地体现在经济竞争层面,他们并没有威胁到我们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而且,很多“自由民主国家”的确患上了机能失调症,但这个病症是自己造成的,工薪阶层收入增长陷入了停滞而那些社会精英的财富却迅速膨胀。西方未来是否能够实现经济机会和财富分配的平等化并从此走出衰落的阴影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更值得讨论一下。很感谢《经济学人》主持的讨论,进行这样的讨论的确很有必要。

anniexixi:美国在数千英里之外的东亚维持主导地位是应该的,而中国实力有所增长就对世界构成了威胁。这双重标准,真是太荒谬了。

ethan.horsfall:我认为持肯定观点的一方存在几个问题。下面我就国际金融机构、地区安全和国际贸易这三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在谈论上面三个具体方面之前,我想先讲一下我的基本立场。

那些认为“应该感到忧虑”的辩论嘉宾实际上过于草率地将美国与西方混为一谈了。美国军事上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一定有利于西方价值观的传播吗?我看未必。另外,他们还认为中国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对西方的恶意,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颇为草率的。以中国的国有企业为例,我发现一些西方观察家通常会使用十分怪异的笔调来介绍中国国有企业对高盈利产业的主导。如果说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十分低下的话(从股东权益回报率来看是这样的,2016年中国国有企业的股东权益回报率大约是私营企业的三分之一),那么这些国有企业就不应被视为中国的一项优势。此外,我们有必要将中国的政治情况纳入考虑,中国国有企业控制了该国经济大部分领域,而且这些企业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的,这就意味着这些企业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因此,与其认为中国国有经济的长期存在具有反西方的恶意企图,不如说这是中国人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做出的安排。在此辩论中持肯定观点的一方有义务证明下面这个结论:与满足于处理好国内事务相比,中国能够从与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中获得更多利益。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并非向外输出自己的政治模式或意识形态,而是致力于做一个能够在中国长期执政的政党。以西方在意识形态上传教士般的热情来揣度中国是错误的,中国这个国家走的是另一条路径。接下来我就三个具体领域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国际金融机构。按照购买力评价标准计算,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然而中国的这一地位并未在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中获得体现。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中国的投票权仅占6.09%,而日本的投票权占6.15%,美国的投票权甚至高达16.52%。因此,中国创建自己的国际金融机构便毫不奇怪了,因为中国在其中可以有更大的发言权。我们不应将中国建立亚投行等机构的行为视为对西方的一种“挑衅”,那不过是中国致力于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影响力的具体举措罢了。而且,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也是那样做的。

二、地区安全。我并不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中国的崛起对以国际法和美国军事优势地位为基础的全球安全秩序构成了挑战。而且,美国在军事上仍然在全球处于主导地位,这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不要将美国与西方混为一谈。由于军事力量过于强大,美国一直具有单边主义传统,国际法也因此经常遭到美国的无视。而中国在军事上完全贯彻自我意志的行为对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优势地位构成了挑战。因此,持肯定观点的人实际上认为“自由主义价值观”与“美国军事上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是同一回事。可实际上并非如此。持反对观点一方的论述反而更有说服力:西方最强大的武器其实是其在内部取得的成就,也就是使普通西方民众过上高质量的生活,这关乎软实力,而非硬实力。当年使中国在经济上打开大门的并非美国的军事力量。另外,导致前苏联最终解体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其社会内部的失败。因此可以这样说,与中国硬实力的崛起相比,美国此前对国际法的无视以及惯有的单边主义做法对西方价值观其实构成了更加严重的威胁。

三、国际贸易。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current account surplus)规模低于其GDP 的2%。因此,虽然人们经常就中国市场准入问题发一些牢骚,可也不能说中国对世界贸易状况构成了多大威胁。西方真正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其实来自就业领域,科技进步已经夺走了很多原来由人类占据的工作岗位,在Econ Talk的podcast音频节目中有一期对此发表了很好的见解,我非常推荐大家找来听一听。虽然工作成本(job costs)不低,但它也可以被视为一项“沉没成本”(sunk cost)。考虑到中国的GDP规模,中国目前的经常账户盈余并不多,甚至还在不断收窄,因此不能将之视为一种现实的威胁。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与大规模资金流入和由此导致的较低的贷款利率现象是相伴相生的。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在自身内部的治理方面到底表现如何?或者具体点来说,美国政府是否善用了自己的廉价信贷呢?其实,美国并没有善用自己低利率的优势来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出了问题。西方不应再指责人均收入仍大幅低于美国的中国,我们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fadipeb:奖赏应归于胜利者;胜利者应该是最棒的人;最棒的人应该是最杰出的人;最杰出的人应该是最支持全球化的人;而最支持全球化的人就是全世界人民的朋友,这个世界上已经有70亿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当中。

davidmoriarty93:允许中国成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一个错误。西方内部的政治分歧发展得有些过分了,这伤害到了我们内部的团结,而且人们似乎在任何事情上都充满了消极情绪。左翼的自由主义者们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日益显著,这使得我们面前的道路更加崎岖不平。我上面所说的这些现象都已十分明显,以至于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临床执业心理医生、英语网络世界里极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他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上传视频的点击量已经达到了4000万。他在视频里经常结合现实分析经典著作并对时事和政治发表评论——观察者网注)甚至为了一个毫无针对性、不具恶意的加拿大地方性立法发表了评论,因为这条法律有可能被用来压制反对声音。反观中国,他们就没有此类内部失和的问题。考虑到中国处理自己的发展问题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这个国家应该不会太过执着于向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不过,鉴于中国对周边国家飞扬跋扈的态度,我们的确应该对中国有所提防。我们不应忽视一点,中国有着巨量的人口,相应地,其军队规模也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已将自己的经济触角伸向了世界各地,如果它愿意的话,就有能力对世界造成伤害。最后,我认为西方应该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要让我们的经济更加强大,让社会更加稳定,我们应在内部统一思想以抵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所带来的威胁。当然,我并非强烈主张什么,这不过是我的一家之言。

ehtangen: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竟然还在讨论弗朗西斯·福山那些美国例外主义言论。一国治下的和平已在历史上被多次证明是无法长期维持的。不同的帝国崛起又衰落,他们执着于自己的想法,充满了傲慢,又不知变通。对照历史,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会有任何不同。也许我们更应该讨论一下,在科技发展导致范式发生变化(一般指人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和判断标准所发生的变化——观察者网注)的背景下,当下世界各国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各自都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呢?

jzhuang87:我投了反对票,但并不是因为我是华裔,而是因为持“应该”态度的人数之多实在令人震惊。我本人并不是共产党的粉丝,但有一点我感到很好奇,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个像今天这样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而是个西式民主国家,大家还会为中国的崛起感到忧虑吗?你们也许会说,“不,那样就不会有什么忧虑了”。不过,对于这种回应,我是很怀疑其中到底有几分诚意的。中国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个很不一样的国家,民主也好、专制也好,无论这个国家采取哪种政治制度,它都是独特的。要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要记住。

renditer:我本来想投票选“应该”的,但当我读过反方意见之后还是改了主意。其实西方面对的很多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中国是否破坏了贸易互惠和市场开放精神?中国产品是否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西方市场而中国却不允许西方产品享有同样的市场准入待遇?当然。可西方为此又做了什么呢?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在于,至少在美国如此,就是美国联邦政府一直以来都没能帮助自己的产业工人为充满高度竞争的全球化经济做好准备。美国产业工人如今面临的问题无一是无法预见的。实际上,时任白宫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彼得·彼得森在50年前就发出了警告,他当时指出,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帮助工人们适应未来的变局,美国就会面临很大问题。中国在未来也会遇到很多问题。虽然政府在鼓励生育,但生育率提高并不容易。我是个新加坡人,我亲眼见证了提高生育率之难,而生育率下降却是很容易的。影子银行的债务数额巨大,但具体数额并不容易搞清楚。中央集权模式的确可以运行地很顺利,但也有其局限。西方应该更加关注自身的问题,而不是整天为中国忧心忡忡。

hugh_seaton:我并不同意西方正在衰落而中国已大获成功的观点。就在97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一些新加坡人也曾鼓吹过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仅从几年的经济数据中就得出长期发展趋势的结论是十分愚蠢的。在我看来,特朗普的出现、脱欧的发生以及其他出现在西方的极权主义现象并不是我们虚弱的表征,而是变化的表征。这些现象证明西方社会里大多数人正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证明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向民粹主义社会的痛苦转变。从美国到意大利,很多国家都对移民、全球化、工作机会减少、自动化等社会现象做出了反应,但这远不至于让我们开始谈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个话题。我们不应恐慌,我们应记住——历史是一个钟摆。我希望中国发展顺利,当中国相信某一社会制度最符合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它为什么还要选择其他的制度呢?中国的成功不会对美国、欧洲以及其他亚洲自由民主国家的成功或正当性产生威胁。其实,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大威胁来自俄罗斯,这个国家正非常活跃地发出明显的威胁信号。中国并不太关心其他国家采用哪种制度,与中国不同,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曾明确表示并一直在寻求对在零和博弈中构成威胁的对手实施打击。

13127959861:竟然有这么多人认为中国会对我们构成威胁,这真令人震惊。当一个人、一个国家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他就会对别人或别的国家充满恐惧和羡慕,他从来不会反省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会寻找替罪羊,将责任推给替罪羊,这样就可以避免看到自己身上的毛病了。

chu2:很显然,每当人们谈论起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时,忧虑感便难以避免。西方高举个人价值和个人尊严的大旗,而中国却与之相反,崇尚集体主义价值观。当《化身博士》(英国著名作家罗伯特·史蒂文森笔下的一本哥特风格的科幻小说,书中的主角是善良的医生杰基尔,他将自己当作实验对象,结果却导致人格分裂,变成夜晚会转为恶魔海德的双重人格,最后杰基尔医生以自己的自尽阻止了海德继续作恶。《化身博士》这部著作曾经被拍成电影、被编成音乐剧,流传十分广泛,使得《化身博士》这部小说的书名成为了“双重人格”的代称——观察者网注)被搬上舞台的时候,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两个角色之间的矛盾、对抗将难以避免。是否该忧虑不应是我们辩论的主题,答案再明显不过——我们应该忧虑,而且我们已经很忧虑了。我们的辩题应该是:西方应如何在如今事态已经发展到晚期的时候对中国造成的威胁做出反应呢?我们还能为此做点什么吗?没人喜欢像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那样陷入冲突。那样的话,双方将两败俱伤。可不幸的是,我们正走向这样的未来。

fadipeb:西方应该拒绝那种日渐滋长的、对自身心智构成威胁的偏执妄想症,错误地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唯一化身而其他人都想伤害自己。我们要集中精力投入到有远见的、踏实的长期工作之中,这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一直是我们所珍视的传统,而且这也符合犹太基督教“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原则。我们绝不能偷懒,我们应在上述受到珍视的传统的影响下建立我们的学术根基,并团结一致以实现西方文明的目标。最重要也最紧要的是,我们要让我们的下一代有热情有担当地将这一传统传承下去。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西方人就是最优秀的种族,我们就是胜利者。可若稍有差池没能做到,我们就将在败局中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而这败局并非源于外部的敌人,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成为了自己的敌人。你不能在犯错的同时还保持强大,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pilger: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你是指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纳粹主义、军国主义和特朗普主义吗?

p.fox:我投了赞成票,不过并非因为我反对马凯硕教授的观点,实际上,我很同意他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衰落的原因来自西方内部”的观点。不过,如果认为中国并不想扼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也是将复杂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当它可以从中获益的时候,中国并不会拒绝向世界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

cmani.1982:问题问的是“西方是否应该为中国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造成的威胁而感到忧虑”。简单来说,不应该。因为中国人是个很实用主义的民族。对中国人来说,管用的东西比意识形态更加重要。与此同时,他们的确意识到了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思想,比如说,佛教思想和圣战思想。他们内心是非常反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而从外在行为来看,他们又很鼓励自由主义。中国人为什么要杀掉能下金蛋的鹅呢?

elalish:我投了反对票,因为担心也没用,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永远都是行动。我们的行动应该有助于改善自由社会并且要让我们的社会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而不仅仅是为了压住中国的风头。其实,国家与公司无异,通过压制对手来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是非常短视的战略。这样做最终只会使你自己阵脚大乱。要知道,我们的政府远非完美的政府。我们也许并不喜欢中国做的那些事情,但如果能从中国的成功中学到东西,我们就能做得更好。当然,中国人也从我们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john.forbes:我投了赞成票,而且对此并不后悔。不过,我也很赞同马凯硕教授在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西方或者准确地说作为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一部分的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应将自己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国。中国体制的成功(至少从当下短期来看是非常成功的)之所以对西方构成了威胁,原因并不在于中国有意图挑战欧美的政治架构,而是在于中国模式为其他政治发展尚未成熟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可资效法的榜样。在这场辩论中,有些人意识到,早先的那些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先锋们已经陷入失败,这些自由主义先锋不但无力修复自己的错误而且还无视中国影响世界的能力和意图,这是非常幼稚的。中国正在投入数千亿美元建设自己的基础设施、银行系统并对军事力量加以升级,中国人这样做无疑是希望加强对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必将扩散到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领域。位于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曾被视为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如今我们已经可以在该国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力了。近几年,这个国家不但选出了一个有集权主义倾向的领导人,而且还在中国压力下拒绝了国际仲裁法庭在美国支持下做出的一项对其自身有利的裁决。这些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影响力正在全世界扩散,而且中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图重塑这个世界。毫无疑问,中国影响力快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逐渐式微并陷入了一种尴尬的、被保守的民粹主义绑架的状态。无论如何,中国的雄心和业已取得的成就绝不应受到我们的忽视。

francisco.troncoso:对自由主义原则的滥用正在反过来扼杀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经济本身——希腊加入欧元区、华盛顿共识、不良资产抵押贷款等等,不胜枚举。沃伦·巴菲特曾说过,“我们作为资本一方已经获得了胜利”。那些金融从业者就是将我们的福利、个人隐私、体面的工作和医疗保障毁掉的罪魁祸首。面对这个辩题,大家应该有这样的反应:什么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敌人就是当下已经发疯的资本主义本身。那些有钱的城市掮客和投机者对自由主义的滥用最终导致脱欧的发生。当年在战争中,欧洲和美国获得了教训,认识到社会凝聚力的可贵。也许如今中国的崛起可以让我们重温那些教训。

asfsefgr.d:中国的崛起说明,在经济领域施行自由化政策并且对新观点持开放态度是非常正确的观念。而西方受到中国威胁的现实向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上述观念在西方遭到了唾弃,而在中国却获得了接纳,这令人十分遗憾。很令人震惊,是不是?中国奉行了自由主义价值观,而西方却抛弃了自由主义价值观。就像当年西方陷在中世纪的黑暗时,阿拉伯人却保存了科学知识。那些认为中国构成威胁的人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一方面说中国公司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又说中国钢铁制品席卷世界令西方同行无法招架。他们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其实西方在本质上并不比中国更亲近自由主义。

awsdfbngh:是否有人思考过“民主”一词的真正内涵呢?“民主”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公民对其政府拥有尽可能大的影响力,多党制在“民主”的定义里并不具有很核心的地位。对于美国的政治理论家来说,我下面给出的论述将令他们十分震惊——有50%到70%的美国公民觉得自己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毫无影响力(其实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是如此,民众的需求无人回应),而一党制的中国却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民众的需求,生怕民众的不满会削弱其执政合法性,因此中国的体制是比美国的体制更加符合民主原则的。

turnbull回复awsdfbngh:您说的很在理,只有一点值得商榷——真正的民主制度是在一个多党体制内实现的,这个党执政10年,那个党再执政10年。一党制不可能照顾到社会上所有民众的需求,哪怕只是在较短时间里也很难做到。

wsdfg回复turnbull:你这个论点太奇怪了。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增长了几十年,数亿中国人因此摆脱了贫困。

awsdfbngh:说来也怪,讨论了这么多,竟然没有人谈谈该如何定义“自由主义价值观”(liberal values)。美国大公司的垄断地位是“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体现吗?还是说是一种与自由市场原则相冲突的现象呢?美国的两党体制和复杂僵化的选举制度属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范畴吗?它们难道不是与民主制度(该制度的特征就是民众对政府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截然对立的吗?上面提到的这几个模糊不清的例子应该不太可能被大家视为对“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个名词的准确诠释。“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威胁”是个在意识形态领域被滥用的流行表达方式,这其实体现出我们的讨论已经偏离了西方真正的问题所在。这样做,基本上可以被看成是对我们的一种误导。

awsdfbngh:在这个辩题下无论持肯定还是持否定观点的人几乎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西方必须重新拥抱自由主义价值观、更新我们的基础设施、缩小贫富差距、不仅使GDP获得增长还要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无论你认为威胁来自中国还是来自西方自身的停滞,解决方案都是一样的。西方不可能与中国正面对抗也不可能孤立中国。当西方在经济和文化领域重新进入状态时,便自然能把中国比下去。当西方陷入停滞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国家露出头来挑战西方,即便不是中国,也可能是俄罗斯、印度、伊朗或其他国家。我们不可能与这些国家对抗或对其进行军事打击。西方必须重新找到自我,而且要避免跌入经济停滞和贫富差距扩大的陷阱。

plevin:在这个辩题面前,我想的却是:西方需要行动起来,使我们的民众恢复对自由民主的信心。

tmajordan100:难道大家不认为自由主义价值观逐渐失落是西方自己造成的吗?中国并不应为其他国家自己犯下的错误负责。老百姓都想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不希望什么事都被那些官员们插一手。试图操纵民意,让老百姓接受不合逻辑的观点,这会引发愤怒和不满的。我们都希望由自己做主,不受那些腐败政治精英的影响、不受道德失落的影响、不受政治正确的影响、不受那些旨在帮我们达成自我实现的规范的影响,这样大家都开心。孤立的象牙塔会把人变得既自私又愚蠢。

fpl:中国对自由主义价值观产生了威胁?中国已经有至少40年没打仗了,而且一直奉行不干涉政策。在这40年里,西方颠覆了数不清的政府,杀死了数十万人,导致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而西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都是打着维护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旗号。我很同意马凯硕的看法,西方应该站在镜子前照照自己了。

turtlesallthewaydown:实际上,中国从西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获益良多。如今,中国却向曾为其崛起留出空间的秩序发起了挑战。

sdfbgnhgn:来自中国的竞争会使西方受到刺激,西方经济将在刺激下变得更加现代化。西方将恢复过去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当前的两党制和任人唯亲)和经济上的完全自由竞争(而不是当前在政治权力协助下实现的市场垄断)。如果不能实现上述两点,西方就将在经济领域输给中国。其实,对美国真正的威胁来自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富人们不再关心国家的命运。虽然蛋糕正变得越来越小,但只要他们还能得到大头,这个国家变得如何对他们来说就是无所谓的。

rcalymayorl:跟中国比,其实我们拉美人很羡慕中国中央集权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他们每年脱贫的人口高达1300万。中国的表现要比拉美半民主、每天忙于处理腐败和社会治安事件的政府的表现好很多。中国,把你的成功分给我们点吧!

loowanshan:读了马凯硕教授的观点之后,我改了主意,我也觉得没必要为此担心。看起来,中国的确没有向外输出意识形态的意图。不过,如果中国能证明自己的意识形态比西方意识形态更加优越的话,那么其他国家就会逐渐效仿中国的模式。而当效仿中国的国家达到一定数量之后,那时的世界将变得很难想象。我还是希望西方能赢得自由民主保卫战,自由民主制度应该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谋利益,而不是仅仅服务于少数精英。届时自由民主制度就能够证明自己——它的确能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turtlesallthewaydown回复loowanshan:虽然中国不会公开向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但中国意识形态在世界上的扩散的确会令其受益。大家可以看看柬埔寨,这个国家正在走向集权统治,这也是中国的胜利。如果柬埔寨民众对自己的政府失去了影响力,那么西哈努克市(位于柬埔寨西南部的港口城市——观察者网注)的市民们就无法抵制毫不受限的中国资金的到来。当各国都采纳中国式的中央集权体制的时候,中国的影响力就会上升。

john.forbes回复loowanshan:我并不认为中国无意向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在我看来,他们已经在菲律宾这样做了。这里有一篇《经济学人》的文章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17/02/23/the-philippines-pivots-to-china

kristalynjoy回复loowanshan:我并不认为中国有意向西方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我觉得这绝无可能。中国的意识形态只在中国可以起作用,因为它是深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的。此外,当中国通过其“一带一路”倡议向西进发的时候,中国将受益于自己独特的身份——它的意识形态是独有的,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相同。中国在盘算什么,没人能看得清楚,更没人可以挑战它。当其他国家采用了中国的意识形态之后,那个国家就不会再为中国效力了。

socaltaiwan: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十分独特,中国台湾也在缺乏民主制度的情况下经历了同样的经济追赶过程。民主政治是一个平台,贤能精英政治也是一个平台。而平台不应被视为宗教般的存在,它是可以不断演进以适应新的情况的。一个平台是成功还是失败,它的使用者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还记得德国的希特勒是如何在一个高度自由民主的体制里获得权力的吗?如果你认为西方需要为中国崛起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所造成的威胁而感到忧虑,那么这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adriano.seabra:在我看来,马凯硕教授的分析十分准确。中国并不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作对了什么才使这个国家成为了今天这样的超级大国,原因主要在西方,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将很多工作岗位输出到了中低收入的亚洲国家。很多像耐克这样的跨国公司当时认为:“我可不想在美国付每小时60美元的工资,到了国外,那里的工人每小时只要9美元就够了”。很多生产环节的工作岗位就这样离开了美国。如今,亚洲国家获得了工作岗位、生产能力和需求强劲的国内市场。他们自己的技术水平也获得了提高,设计等更高端的行业也得到了发展。耐克等跨国公司当时之所以做出那样的决定,是因为他们都持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他们如此决策旨在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很显然,这是非常短视的,美国未来几代人的工作机会都因此丧失掉了。有人认为,科技发展将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但这似乎难以满足西方或其他地区的就业需求。

jasim_malik042:中国是否会无意间由于自己的榜样作用或凭借没有附加条件的援助项目在第三世界促进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扩散呢?西方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扶植那些暴虐的独裁政权。在整个冷战时期,如果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共产主义,那么该国就是美国的盟友,无论其政府多么残暴、多么腐败,那对美国来说都是不重要的。智利、韩国和整个中东地区到处都是这样的国家。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独裁政权镇压抗议者所使用的武器都是美式装备。在另一方面,被美国干预甚至推翻的民主政权也不计其数。中国推翻了哪个民主国家的政府了吗?自1945年以来,美国已经对第三世界的自由民主国家造成了太多伤害,如果中国要在这一点赶上美国,即便中国人不断做这样的伤天害理之事,可能也要几十年才行。

werwere14:西方真的有必要为外部力量对自己的价值体系产生的威胁而感到忧虑吗?基本上,我们曾声称拥抱的那些价值观,我们都已经主动放弃了。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对西方国家的社会机体造成了致命的破坏。量化宽松政策使难以避免的末日继续向后推延,而我们的经济其实从未真正恢复健康。当基准利率上调、联邦资产负债表缩减,银行贷款利率因此不断攀升,这就会造成市场的激烈反应,而这种激烈反应正是量化宽松政策意图阻止的。当人们感到绝望时,当人们被笼罩在匮乏和恐惧之下时,他们就会以“这不过是权宜之计”为理由说服自己放弃曾经珍视的那套价值体系。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为了资本的利益,美国政府已经忽视自己的人民太久了。如今小鸡们都要回窝里休息一下了,这是不可避免的。非自由主义政府将会因此崛起,而且数量之多堪称灾难。

carlrodgers.cbr:很显然,那本《孙子兵法》这下会派上用场了,兵不厌诈嘛。

majlava:我们的确有理由为中国的崛起而感到忧虑。尤其在当下这个时期,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制造了混乱,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也让很多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民众开始对自身的体制产生了怀疑,这样一个时间点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完全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来说是个绝佳的机会,它可以对西方的上述问题加以利用并趁机进行渗透。马凯硕教授认为,为了自己的繁荣能够持续下去,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西方。而目前,中国并没有传教士般的冲动去向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马凯硕教授的这一观点给我留下了一些希望。不过,就在眼下,在这个距离中国2900公里的地方,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增多的前哨军事基地建设还是令我的焦虑感有增无减。

tgmoog:我同意马凯硕教授的观点,我们无需为此担心。也许因为我们过于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成就,也许因为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全世界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西方的问题基本都是自己造成的。而中国人却认为,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所谓的“终极真理”(ultimate truth)并不存在……西方此前经历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的经济和人性浩劫就是自己造成的。不过,人们还是认识到了真理,西方在基督教的道路上爬了起来,此后西方又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时代、自动化技术的兴起和信息时代……西方并不需要担忧外部的威胁,衰落之后必有崛起。

takyeon00:我认为还是应该为此感到担心。当然,我并不相信中国人有朝一日能享受到像西方社会今天这样高的生活水平。不过,对于拉美、东南亚和非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中央集权模式会被他们视为一种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成功模式。尤其是那些民主国家,在那些国家,民主曾制造了一些混乱,他们却无法通过辩论等民主手段解决问题。马凯硕教授在这篇文章里认为中国并不想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可中国的确在这样做。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创建的国际金融机构都是中国试图加强对全球影响力的具体措施。通过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中国的意识形态将有望取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或者至少中国会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与西方进行意识形态竞争。

santhosh.girish: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美国在对华贸易中承受了3750亿美元的逆差,这使他们的人民币增强了实力,而且使他们挑战世界银行的计划越来越具有可行性了。如果不加以遏制,中国的人民币最终一定会取代美元成为全球货币。中国政府垄断了那些有利可图的产业,这与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良好声誉被垄断产业所伤害是非常相似的。由于特朗普的上台,中国开始取代美国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这种说法是很可笑的,等下任总统一就任,美国一定能夺回在气候变化和北约等事务上的发言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几年时间不在状况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遏制中国的进步,西方需要像特朗普这样一个流氓人物去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并遏制人民币的上升势头。当美国对不遵守贸易规则的国家进行制裁时,美国的国家声誉也会提升,而其他较大的民主国家也会效仿美国的做法。比如,澳大利亚就已经这样做了。

felix.choquet:如果人人自由和平等是根植于人类DNA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感到忧虑,因为随着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愿望),中国人自己就会主动去寻求这些价值的实现。这样一来,我们西方的价值观将在全人类获得普及。可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希望国家向他们提供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使人免于恐惧的国家保护和集体主义力量,那我们就应该为之感到忧虑了,因为中央集权政府比我们的民主政府在向人民提供上述公共产品时更有优势。

davidtanner:西方并不需要为中国威胁我们的价值观而感到忧虑。不过西方的确应该为中国的经济扩张主义感到担忧,随着西方在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的外援项目逐渐减少,我们的存在感日益弱化,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和加勒比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主要合作伙伴。很显然,接下来那些发展中国家就会模仿中国的政治体制。这本来是个向那些国家普及民主和人权价值观的好机会,而西方却丧失了这个机会。20年前,中国站在门外看着西方主导全球经济增长、投资和金融活动,很快就该轮到西方站在门外看着中国主导这一切了,中国的资金和中国的价值观将对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abraham:“西方是否应该为中国崛起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威胁而感到忧虑”这个问题是有毛病的,答案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为这里所讨论的话题而感到忧虑再正常不过。我们其实可以换一个问题来讨论:在增进老百姓的福祉方面,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和中国贤能专制体制,哪一种更好呢?

juanpablo153:我的答案是不应该。中国人的价值观在西方并不受到欢迎。正相反,中式价值观会受到西方的抵制。对于那些自身制度发展较脆弱的国家来说,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很有诱惑力。中国产品会涌入那些国家的市场,并且让那些国家对中国人提供的基础设施和贷款产生依赖。一个人若想理解中国政治制度并对其产生好感,他需要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有很广泛的了解,但这太难了,几乎不太可能。由于媒体的宣传、日本料理店的大量出现以及与西方相似的政治制度,对西方人来说,日本是个很有魅力的国家。而且,看起来日本似乎对西方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很遗憾,日本的这些“优势”都是中国所不具备的。不过,中国的确很有钱。

philippebopp:在最近这2000多年的历史上,中国重视政治稳定要超过其他很多方面。而“西方”仅仅在过去10年里就推出了脱欧公投、美国总统特朗普、匈牙利总统奥尔班、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很大程度上还有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以及委内瑞拉的马杜罗,而且还不止于此。这一切证明西方并不重视稳定。在过去的50年里(也就是自1968年以来),西方将民主确立为一条压倒一切的原则,这条原则不仅是“治理社会最不坏的方式”,它还适用于每一种情况。“西方”社会治理的另一条原则便是由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人们建立了独立于政府的中央银行,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货币事务不能交给那些“奉行民主原则的政客们”。而其他公共领域的事务也应遵循这一原则与政治脱钩,至少不应受其直接干预。也许我们应该采取中国看待大多数公共事务的观点,将那些事务交予专家们去处理,这样西方政治体制也能得到相应的改进。如今看起来,在科学、经济等领域,中国已经理解了自由主义的价值。因此,中国并不是威胁,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体系。把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法制结合在一起——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

antal:自由主义只是一套理论,它并不是真理本身。在动物世界里,自由主义表现为自然选择,在狮子、鲨鱼和蛇的世界里,这个道理是广泛适用的。不过在人类这个群体里面,自由主义其实不再适用了。用自由主义思维框架思考的人们会为了共同利益团结在一起。而在动物世界里,虽然非洲雄性水牛并不想为了主导权打一架,可它们还是不得不这样做。人类也不喜欢打架。今天的人类不需要为了获得主导权而兵戎相见。人们并不是通过创新、学习或培训来做到这一点的,他们通过建立卡特尔联合体、市场垄断、企业兼并、贷款收购股权等方式来实现对市场的主导。美国陶氏化学公司与杜邦公司合并符合谁的利益?脸书收购WhatsApp呢?辉瑞制药收购惠氏公司呢?其实公司之间并不喜欢互相竞争,大家都很累,压力都很大。最好是能用钱买下市场,这样一家公司就能控制上游供应链和产品价格,实现对市场的主导。在自由主义政权治理的国家,大公司可以控制政府。而在中国,反而是政府控制了大公司。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要大幅领先于卡特尔化的、臃肿的西方经济体。最佳的制度也许介于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社会资本主义。我们可以看一下北欧国家,那些国家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平衡的解决方案。

ponzioo3:当美国武装苏哈托、蒙博托、萨达姆、皮诺切特、诺列加、阿玛斯、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伊朗国王、沙特阿拉伯和穆巴拉克的时候,自由主义价值观就已经被我们玷污了,而竟然没人认真地指出这一点。人们说我们一直坚持自由主义价值观,这简直就是个笑话,我们从未反省自己,我们只是把黄祸的概念重新翻出来,顺势将责任推给中国人。

eaststar:我还没有在这个网页上投票支持某一方的观点。从2002年至今,我一直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我是个对规则和束缚毫无忍耐力的人,而我能在中国生活这么久,这本身就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了。中国并不是一个有向外扩张倾向的国家,这个国家倾向于内守,关于这一点,你看看他们修建的长城就会明白了。中国是一个由“文明”定义的国家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国家以民族为限,这也为中国大陆为何能与台湾和香港在模糊的政治状态中共存提供了解释。

另外,并不是“中国”这个国家使数百万人脱离贫困,准确地说,那是中国人自身努力的结果。正如某些读者指出的,中国人是高度现实主义的,当欧洲人还陷在黑暗的中世纪时,中国人已经在进行非常复杂的商业和政治活动了。中国本土的银联支付系统、淘宝、天猫、京东等购物网站以及顺丰等快递服务要比西方同行领先很多,而且中国的这些公司在企业诚信度、客户服务和透明度等方面要比西方同行带有更多的“民主”特征。中国的微信和滴滴是受到西方同行WhatsApp和Uber启发才产生的,但它们已经领先于西方的先行者。

在英国时,我并没有感受到社会上有广泛的“敌我意识”,但在英国媒体上,这一心态体现得实在是过于明显。的确,缺乏批判性思考也许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但中国人有能力摆脱思维惯性,他们做事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这在世界上是无人能及的。

当脱欧公投结果被视为民主的果实时,民主制度真的还在英国运行良好吗?当英国建筑业巨头Carillion公司的老板们在做出不耻行为之后毫发无损还能拿钱脱身时,英国真的还是一个民主国家吗?中国的软实力就在那里,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但令我意外的是,西方并未能真正意识到中国人“转换思路”的能力。文化差异将各个部落和民族分隔开来,但为了全人类的福祉,东方和西方应跨越文化差异,加深对对方的了解,共创一个东西方和平共存的世界。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8年6月8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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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硕

马凯硕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春秋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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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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