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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幼垣:再论北洋海军人才之庸劣

2013-07-28 11:03:47

【编者按】:5月27日,《上海书评》发表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著名《水浒》研究学者马幼垣访谈,略论其对北洋水师的最新研究,其中一些观点引发了不少争议。观察者网特约军事评论员施洋随后也在《上海书评》发表评论文章《黄海海战:器与人之间的迷思》,在肯定马幼垣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其部分思路做出了质疑。今日《上海书评》刊发马幼垣《再论北洋海军人才之庸劣》一文做进一步回应。以下为全文:

承编辑先生惠示姜鸣、施洋两位对甲午海战访谈的读后感,并嘱回应。姜鸣先生是治海军史名家,且为多年老朋友,所言中肯切要,命留意何以刘步蟾、林泰曾留学而不入学,自当视为指南,会全力以赴。施洋先生前未尝拜读其作品(未知是否这次用笔名),此篇读来有热心有余,复从民族意识看海战之感。回应得考虑回合一旦增加,势必愈扯愈远,时间、精力、篇幅均不容奉陪,是故得声明仅此一趟。商榷之事亦自限三项,余则基本上是访谈的补充,即纵使无读者所言也会乞编者赐篇幅来多说几句的。

一、Jeune cole 的汉译

La Jeune cole一词的标准,且向无异议的英译为“The Young School”,汉译之为“少学派”有何不安?法文Jeune 并无“新”的含义。若立此学派者图标举创新之义,为何不干脆取名 La Nouvelle cole?

二、中日双方射击准确程度的比例

自愧孤闻,不知黄海海战时中方射击命中率高出日方四分之一说,出自何原始文献。所知者仅为黄海战后中方能回返基地诸舰艘艘中弹百多两百发(中方得存各舰中弹累累、损破目不忍睹的照片数目多至一索即有)。那么当场被击沉,或伤重离场以致搁浅告毁者,中弹数怎么也不会低过每艘两百发吧。日舰中弹最多者三十发,最少者五发。我非数学专家,说不出双方中弹数的准确比例,但相信不下于十五比一。双方舰只中弹数的殊别,和中方射击命中率优胜的说法,串连起来看,其间矛盾得待数学天才去觅解答了。

三、北洋海军拥有的蚊子船和鱼雷艇的可用性问题

指器物为废物,主因可以有二。

其一,为设计缺点或制造过程失误使之不敷用。这是本质使然。北洋海军拥有的、数目不少的蚊子船(Rendel gunboats)即属此类。其二,为器物本身并无严重缺点,惟使用者不得其法,降可用之器为废物。这是劣质人材使然。这正是鱼雷艇在北洋海军的尴尬处境。两者均得解释始能说明这判断。

蚊子船是体小、炮巨、吃水浅、甲板低、速慢、平舰底、形似熨斗的怪物,可期望其为作战利器吗?英人发明这玩意之初,原拟与沿海炮台配合,增强海岸防御的流动性(所拟作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曾一度流行欧美的铁路炮近似)。英海军拥舰多,可容有特效舰种的分配。李鸿章大量购入和助其他沿海省份置备是用来作主线战斗单位的。这些蚊子船就是北洋海军开基之所赖。待甲午战争爆发,蚊子船除原有的设计缺点外,还另加上历年维修欠佳带来的损退。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少弱海军国争相购置这款舰,心态均在企图用低资博得舰只备巨炮的美名(日海军对此虚局无兴趣,从未购入,不能不说是高明)。

以上所说,尚不是蚊子船的致命伤。舰首那门巨炮竟是沿舰的中央线固定的,可以上下有限度地调整,却不能左右瞄准。拟选用某一射击角度,就得移动整艘舰来求取那个角度!相信海战可以如此慢条斯理、自定条件地进行者,岂非痴人说梦!难怪要在世界海军史里找任何一国的蚊子船曾在作战中发射过一两炮的记录,就比登天还难。就算用最宽的尺度去下废物的定义,蚊子船仍无疑是废物。

说话要公道。李鸿章购入大批蚊子船和那两艘舰上满布木料,一旦着火便烧个未完的雏形巡洋舰“超勇”、“扬威”,皆因听从并无海军背景的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的怂恿。明白了个中道理后,他便不再让赫德参与购舰的程序,并转以德国为采购的主要门径。走入的却是另一灰暗地带。这就是误购“定远”、“镇远”两铁甲舰的远因。学不了外文的李鸿章绝无可能洞悉新式海军,更无可能在当时千奇百怪造舰主意争相出炉的环境下作出明智的选择。

良器落入废人之手,难免也成废物,事情的性质与蚊子船的情形相同。鱼雷艇何以在北洋海军屈居为废物可以从一戏剧化之例求答案。

前容闳携美幼童蔡廷幹率领的“福龙”号是北洋海军最大的鱼雷艇。黄海海战开仗后好一段时间,“福龙”号才驶赴战圈,在极短的距离向商船改建的日舰(即体积不小)“西京丸”尽射艇上所载的三枚鱼雷,均不中,其中一枚竟在日舰舰底滑过去!何以演出荒谬如此,解释起来不外:(一)平素训练劣,(二)临阵慌张失措,(三)鱼雷存护不周,(四)发射前鱼雷潜度调整错误。其他鱼雷艇更是连影子也见不到。况且鱼雷艇是结队运作的舰种,怎会单一艘独闯战圈,横冲直撞!简直不知何所为而为。这岂非良器遭降为废物的明证?

然而操作鱼雷艇者不必负全责,还得问属于北洋海军系统的旅顺口鱼雷学堂的教学素质如何,以及有无传授专供鱼雷艇使用的战术。按目前看得到的资料来说,答案恐怕都是负性的。

天津水师学堂于光绪十年刊行的译本《船阵图说》用至民国初年,长期为海军操练阵法的教材。这事本身就是莫大的笑话。书中讲述阵法一百一十种之多,但看不出其中哪款阵是专为鱼雷艇作战而设计的。这也难怪,1884年刊行的译本,所据的英文原书起码也会是十年前之物,甚至还要前的时段,可能性亦存在(看似这是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在英读书时学校所用的教材)。

书中所讲的海军事物再近期也不可能后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段。那时尚无可用于实战的自走鱼雷,自然谈不上配合自走鱼雷而设计的鱼雷艇。待这两种相辅的利器面世,旋为各国海军所争置,兼迅即接连更新改进,配套的战术便应运而生。迄未见江南制造局的编译部和各水师学堂曾于甲午前选译过此等战术和阵法的记录。总不能期望个别鱼雷艇的管带既能自觉地通晓在作战中该扮演的角色,复能组织成可结合出战的队伍吧。

还得在此续说这本《船阵图说》所反映的严重弊病。此译本所基的原书开列的阵法数目虽多,其实早成大而无当之物,即使在中法战争时段也不该选之来译作教材(如果选用的决定出自严复,罪名大矣),入民国仍用简直匪夷所思!

自十九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即空军未改变大势之前),海军是进步神速的兵种,几年即够带来面目全异的变化。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译充其量仅能反映七十年代中期海军状态之书为教材,启蒙也许足为一时的理由,但到了甲午时期,北洋海军仍是用这种古董训练出来(到了民国,连古董都称不上,是化石了),该舰队即使拥有最前卫的硬件(事实当然远非如此),仍是不堪一击的。这不是困于国策或资源,全是受制于豆腐渣般的人才软件。无法吸纳新知,却长期居崇位的提督,配上舰队高层充斥以前真放洋、假留学之徒,这样的舰队还容后人奉为必赢该胜吗?长期采为教材的《船阵图说》足令人见微思著,看透这外未必强而中必干的把戏。可是近年来治清季海军史者几必循例向这班人奉送“爱国将领”的廉价纸造冠冕。再这样搞下去,还容有多少希望能终整理出真相来?

这条写长了的商榷说了不少这次本拟说的话,即补述北洋海军“器”和“人”俱劣的特征。访谈约定以硬件为主要讨论范围,软件仅在几处顺笔讲讲而已。这次也就免不了趁机多说几句。但上面说的那些旁及之言仍嫌不足。何以长居提督位者无法吸纳新知(不是指他个人前未得闻的旧知识,而是指全球前卫性、突破性的新知识)会害事如此之烈,便是得适当解释的一例。容我在商榷之外,续说下去。

然而商榷部分还是得有结语。这话说来难措辞客气,先请各位原谅。施洋先生所言多是为虚设的问题找空想的答案(替蚊子船的价值辩护便是一例),以致说得真假相混,而假多真渺。最大弱点在阅读范围狭窄。他未读过《靖海澄疆》吧,根本不知道首次(远在1994年)揭发日人耗巨资去建造的三景舰是废物的人就是我!北洋海军后勤工作之劣,早经(前后约二十年了)苏小东诸位屡次撰文披露无疑。他读的恐不过是近年在大陆上赶市场出版,鲜见清楚交代史源的一般普及书刊,而那些所谓史源即使讲出来也恒常不是原始史料和确够斤两的学术报告,尤其是早已数目繁多的西方和日人著述。这样搬出读后感难免无事自扰(罗马人称之为 multo turbamini de nihilo,亦即莎翁所指 much ado for nothing)和自曝其短。不过我怀疑这现象在海峡此岸通常得很,故值得费劲为启蒙服务作一次(下不为例)回应。

处理过这手续,补充的工作便可全神去照料了。这工作尤以前未多顾及的人才软件为重要。

最象征这集团人才弊端者莫如久居其首的丁汝昌。长居提督之位后,管理、补给、维修、操演等方面终似能应付过去(其实也未必如此,甲午接战时,北洋各舰均速度大不如前,就分明是长期维修欠佳的结果),并不反映他称职。他不是司令的副官,更不仅是一舰之长,他际此历史关键时刻领导全国最强舰队,职责不止于舰队的日常运作,更得负起新局之任。传统陆军国企图开拓海军新局面,首代领袖必出自陆军,中国、日本、德国均如此。新局面会否来临,视乎领导者有无超越本行和外文的局限,进而吸取前卫性新知的能耐。丁汝昌不是经理,他是行政总裁(李鸿章是董事长)。丁始终驾驭不了刘步蟾、林泰曾等群闽,单谈管理层面也难算他合格。那些曾出洋留学,自以为了不起的跋扈闽人管带,眼见皖人丁汝昌在洋人面前结结巴巴地说不出几个单字,事事得靠翻译,费时失事(译错了,他怎知道),十数年如此,从来改进不了,又怎会信任他、佩服他、乐为其部属?帮主李鸿章委向不从事海事的亲信奴才任海军提督时,显然没有考虑过组织健全所系的人事关系。

就当日的世界环境而言,吸纳新知以便一旦情势允许即把握机会来提升舰队,兼扩及全国海军的素质,必然的步骤是通晓外文外语,以求保证研读无困难和交际顺畅(带同翻译去参加舰上酒会岂不变成捣蛋之举)。光是这一尺度,不管若无甲午战争丁汝昌可续当北洋海军提督多久,他终仍停在门槛之外。不满足此语文条件,他就永不能检读海军的专业书籍和期刊,新知何由能掌握?如果他有及时追查的本领,就早会发现单在甲申、甲午之间那十年,配合鱼雷和鱼雷艇进展而发表如何在战场上运用此等利器的建议已有不少选择。不过那些意见少用单行本的形式发表,而是藏在学报内,不真正入了行,就怎也找不出来。

丁汝昌既如此糟糕,他手下的将领,特别是那些前留英学生又如何?那些前留英学生虽外文无问题,但迄无法证明谁在返国后仍不断增进海军新知。实情料为他们当中并无任一人采取在海军学识上可容循序进阶的行动(严复续读经济、文化的洋书不算数。此举反证明他身在海军,而心不在海军。海军界却迄今仍奉他为海军巨人,真够讽刺)。负面的证据倒有。萨镇冰是自光绪末年咸鱼复活后至北伐成功这时段里红透半边天,可左右朝政的海军大员,他的海军知识却是差到连渣滓也不存的程度,若图证其曾刻意增新知,更是茫无痕迹可凭(我曾考其事,所获部分已发表,主要之文则尚是未刊稿)。

北洋海军领导阶层悉皆不际,并非国家秘密,连同李鸿章委以训练接班人才重任的严复癖好阿芙蓉,这令他不得不接受的痛苦事实,李全知道。屡次购外制舰过程均积年累月,李鸿章从不征求北洋海军诸人的意见,而宁愿和有关驻外使节往返讨论。每次向外购舰总是到了新舰快建成,来华在即,才通知北洋海军,命他们担起接舰这最终程序。何以必然如此处理?够明显,李鸿章明白北洋海军诸人缺乏有关知识,选舰过程中问他们意见说不定会带来反效果。东主这样重复表态是很不留情面的。

要证明北洋海军人才庸劣,举例不难,不妨再看两事。

甲午战争前三几年间,日本海军和北洋海军(加上南洋和粤洋海军派来参加的舰)分别举行过两次演习。两军处事态度和人才品质之异,从这些演习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表露无遗。日海军两次均历时多天的演习有很明显的备战成分。参加的舰只分作“敌”、“我”两队,投入攻战,还配上陆军,有胜负之分才停手。明治天皇也临场鼓励。规模之大,态度之认真,从记录其事的专书,以及当时日本各报的详细报道(不少附地图)看得出来。北洋海军的演习则似小学生、中学生的早操,选了阵式,依章上演!练靶如同儿戏。按在场参观的斐利曼特(Edmund Robert Fremantle)的记录,“定远”射击表演所用的固定靶放在约一千米的短距离,免射不中丢脸也!总之所谓演习不过务求在王爷和李鸿章面前保证皆大欢喜而已,了无备战意味。中日两海军的品质何异天渊之别!

不少人辩说,按中方诸舰炮械的安装位置只宜布横阵。这样说既正亦误。中方诸舰之间设计殊异,未先掌握这些个别舰只主炮和副炮射界范围的详细数据,便没有下判语的基础。篇幅不容在此细析,故仅简说若干。中方诸舰速度殊慢兼参差,确难用纵阵。但横阵不止一式,采用者怎也不该是丁汝昌诸人所选之法:两铁甲舰居中,最弱的舰置两翼之端,其余以姊妹舰或近似姊妹舰组为单位,各舰射击用直射法,行动依旗舰马首是瞻。这是笨透的愚人之策。双方一经接战,各舰位置即易,而且还会恒变,行动如何能只管依随旗舰!这种乱七八糟的所谓战术,颇疑出自刘步蟾、林泰曾等以前出洋假留学,返国后又不追求新知之辈,因骑兵出身的丁汝昌可能连低层次的应策也想不出来。

中方诸舰性能的局限令够佳之阵殊难摆出来。但仍可试与丁汝昌之策背道而行的横阵:只会拖累大伙的“超勇”、“扬威”留下来,不要出阵。组阵时,把不成系统的“济远”和“广甲”放在中央,“致远”和“来远”置于一翼(即拆开姊妹舰),“靖远”和“经远”组为另一翼,两铁甲舰分居两翼之端。到了十九世纪末,横阵是过时已久的玩意,中方逼得用横阵,最佳之法亦仅能是妥协。上述的阵是据斐利曼特的意见演衍出来的,在若干程度下估计可收掩短扬长之效。但后人不能改写历史,中方摆出劣阵所反映的正是人才软件的品质。

类似的软件之例不必再举了。

硬件方面的补充虽仍有不少,为了篇幅不失控,还是集中只讲主炮的炮塔。

炮塔斜置法(en échelon)是意大利舰只设计家布连(Benedetto Brin)发明的,第一艘采用此法之舰顺理成章是意舰。第二艘意舰亦同日启工(建造过程较慢,故两舰有先后之分)。面对此局面,英人才急急推出艘仿制品(启工日期慢了整年)。当年订购“定远”、“镇远”的徐建寅和现今之施洋都把意创英随说成英领意跟。自设计观念诞生至今,一百四十年过去了,施洋仍掌握不了主要消息,反映的是个人知识的局限,关系不大。倒是徐建寅在订购时连基本情形也不理解,就问题大了。明年是甲午一百二十周年,不少地方会举办研讨会。我已摩拳擦掌,准备撰文以应。其中一篇计划重考徐建寅的订舰程序,会特别注意他究竟是怎样上当的。

我另有一较长远的查考计划,就是检讨全球各国海军舰只历年如何采用炮塔斜置法。涉及的舰有几十艘(分用此法于主炮炮塔和副炮炮塔两大类)。资料我收集了二十多年,尚仅达半。不过有一事已够清楚,即用此法去装置炮塔之舰必受害于炮口火花灼伤自己甲板或上层建筑,无一幸免!人类思维有时竟可以如此集体长久笨透!这种设计观念,不管曾经有多流行,绝对是蚕虫师爷策。至今治中国海军史者仍不断盛称“定远”、“镇远”如何伟大,实则当了百多年冤大头而犹未察觉!

前在访谈所说“定远”级舰射界的局限,还可以讲得更清楚。前后直射时,右炮塔的左炮以及左炮塔的右炮均不应用,因过近自己沿中央线装置的上层建筑,灼伤的可能性甚高。因此安全的有效射击仅有用左炮塔的双炮向左(或斜向左)射,和用右炮塔的双炮向右(或斜向右)射。合计起来,岂非等于自缚手脚去打架。

这样也有幸运的一面,意图最后摆出,以两铁甲舰居中的一字长蛇阵,因各舰速度悬殊,而终成雁行形。如此就免了刚接战时在两铁甲舰最佳射界内出现者尽是己方之舰。

至于日方何以没有一仗便尽扫北洋海军,除了两铁甲舰护甲够厚,捱得了中弹以百发计外,还在两个主因。其一为日方没有用鱼雷。伊东佑亨的解释为距离远,没有击中的把握。后在威海之役,“定远”中了两枚鱼雷便迅即坐搁。日方用不用鱼雷,分别很大。其二为备弹不足供长久拼杀。日方以三艘三景舰和“吉野”为最大,各艘仅四千吨而已,余舰更不达此吨位。日舰悉皆载弹有限,又无法预料激战何时结束,遂难尽情射击。中方除两铁甲舰较大外,其他平均体积尤在日舰之下,故载弹量是双方都得面对的难题。

然而竟有不顾逻辑者宣称舰只沉毁多艘,速度本就不如日方的北洋海军会在拼杀近五小时后追赶离开战场的日舰好一段时间,而日人又不掉头回应。政教挂帅地治史确可以莫名其妙。

说来说去,结论始终够明显。北洋海军硬件软件俱劣,送之往前线无异制造牺牲品和国际笑柄(事后西方评论即绝多自此角度而发)。

西方人士(俄人除外)研治海军史,恒持实事实报的态度,弱点照宣,不会回避,藉故虚耀者稀,曲说弱点为优点者更渺。职是之故,记炮塔斜置法之害的记录,俯拾即有。这样治史分明是值得效法的,而不是继续过往那种盲目抬捧,逢人逢事逢物必然伟大的处理手法。

马幼垣

马幼垣

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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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书评 | 责任编辑:梁哲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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