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里的人们这样描述他：当斯宾塞说话的时候，整个硅谷在倾听。

比尔.盖茨在哈佛读本科时，曾经选修了斯宾塞的微观经济学课，多年后他在回忆中描述：“迈克尔.斯宾塞教授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想象之门。”

那是1976年，斯宾塞只有33岁，他在哈佛的经济课堂上向学生们讲述了自己的研究——“信息不对称原理”。

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上，信息的持有者（sender）往往需要通过一些暗示来向自己的对手（receiver）传达自己所了解到的信息，而receiver将以某种形式对这一暗示作出回应。因此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会在其薪水上有所体现，一家公司业绩的好坏，也从它的分红水平中可见一斑。

最开始提出这一理论时，斯宾塞只有29岁，2001年，他凭借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诺贝尔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对于迈克尔.斯宾塞的评价则是：“他揭示了当代信息经济的核心，他的洞察力引导我们更深地理解现实世界——从通过价格竞争而获得的资本积累，到那些信息明显匮乏的广告，而这些洞察力是极为罕见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Spence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可能扭转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他曾提出中国和印度将率先带领新兴经济体追赶上发达国家的脚步，可持续增长是它们面临的一个重要战略性问题。

受到自然资源与环境的限制，如今的新兴市场已经不可能再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老路。为了实现这一增长目标，新兴市场国家必须探寻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这刚好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中不断在做的事情。

不管是否愿意，40年高速发展的中国，已经改变了之前国际间的经济运行系统，进而改变了世界格局；不管旧格局是否高兴看到这个状态，都必须面对客观事实——中国很大，很重要。一只大象迈进水池，无论以怎样轻巧的步伐，都会溅起水花，搅动波澜。

中国本身也需要意识到这一点：会有潜在对手防备你，会有新的关系和责任需要去承担，怎么做才能让世界了解，这个国家还是那张包容开放，平和友善的面孔？这不仅是政府层面的思考，对每个谋求发展的中国公司而言亦是如此，华为应如何想世界发出信号，他是值得信任的伙伴？

Spence带来了他的回顾，思考和建议。

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必然是难走的，但它也赋予了世界无限的可能。

It’s better to walk than curse the road.

谁来为中国买单？

见闻特约记者胡刚：每当一个国家进行技术转型、产业升级的时候，总有人要买单：为日本汽车工业买单的是美国汽车工业，为韩国半导体工业买单的是日本人，中国有13亿人，如果他们进入（中等收入发展国家的阶段），那么谁来买单？中国和美国能否在非常相似的增长路径和增长模式下共同发展？

斯宾塞：我认为中美可以共同发展，虽然目前两国的互动方式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先来看中国。当一个国家被称为中等收入的收入水平，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可以继续保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我们在战后时期观察到的，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时期，像接力棒一样，出现了日本、朝鲜和中国台湾经济。中国也出现了生产模式的转化，这样一个体量的经济体出现变化，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个重大事件。

现在中国正在退出这种增长模式。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它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在迅速转移。中国经济更多地是由国内需求驱动，而不是由外部需求驱动。早期多数发展中国家非常依赖外部需求，且每个部门的需求曲线都向下倾斜（恕我用经济术语），就无法很好的发展。当一个国家经济体量小的时候，它可以为全球经济提供服务。如果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需要政府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去投入，或者支持这方面的投资，然后能够获得更高水平的创新，中国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

很多发展中国家往往会在转型过程中放慢脚步，遵循旧的模式。例如在认定本国货币将贬值、国际收支将增加后，该国家就可以安心地做一段时间生意，这不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它唯一导致的就是让这个国家保持原来的经济结构，中国没有犯这方面的错误。

我从许多发展中国家总结到的经验是，经济增长过程与结构性改革息息相关。需求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工作发生了变化，全球供应链的运作发生了变化，人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结构性的变化到处都在发生。那些在中等收入转型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国家都想实施一些政策来保持他们的经济结构，但同时，这也会抑制经济的增长。显然，中国没有这样做，中国将实现目前为止最大的、最成功的、相对高速的中等收入转型。

江苏省连云港某服装出口企业

见闻特约记者胡刚：处于中等收入转型期的国家往往也正处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驱动型的经济过渡期，这势必给其他国家带来竞争压力。那么中国的成功转型是否意味着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美国的直接竞争对手？

斯宾塞：是的，当一个国家发展的同时，它对其他经济体有着不同的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影响起源于中国开始发展之时，特别是2000年以后以及“多种纤维协定”失效后。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协议，我来解释一下。

这是冷战时期的遗留问题。当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发达经济体生产商品的时期，发达经济体占到全球的70%以上，而不是现在的45%。国际贸易就是在一个国家里生产，然后到另一个国家去销售。“多种纤维协议”基本上是在纺织和服装领域的一套配额。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在做生意，当生产者达到配额时，买家就会停止购买。这一协议使得重要产业分布在世界各地，但是，到2003年-2004年，这个运行了很久的协议停止了，结果是，纺织和服装行业集中到了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这给北美和欧洲国家的纺织品产业带来重大打击。

中国早期的发展打击了其他经济体，取得了进步，开始创新，制造更多不同的东西，在不同的产品市场参与竞争。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和孟加拉国或埃塞俄比亚竞争了，它已经成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竞争对手，并开始和德国与美国竞争。这是目前贸易摩擦产生的部分原因，以前从未有过这种贸易摩擦。

国际关系格局正在重塑，华为这样的公司该如何自处

见闻特约记者胡刚：我们注意到，有时两个国家之间会相互对抗，在另外一些时候又是相互合作的，他们的关系在两极之间来回胶着。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斯宾塞：是的，他们的关系经常出现反复，合作和竞争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来思考我们正在经历的重要转变，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国的崛起所推动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因此我认为，未来经济结构的一大特点将是顶级大国之间成为在战略、技术和经济多领域上的竞争对手，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回顾二战后国际合作的主要形式就会发现，这种合作结构从那时起就已经在支持并促进经济复苏——它始于《贸易和关税总协定》，即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国际合作的核心。它开创了长期的开放全球经济，促进了世界经济复苏，也确实启动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促进发展的进程。

美国当时的领导人，我们称之为“最伟大的一代”，老布什也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他们经历过战前那段可怕的大萧条时期，也经历过二战，他们认为无论我们在20世纪早期做了什么，我们如今都不应该重复当时所发生的事（指对抗与战争）。

这种架构在当时主要围绕着发达经济体而建立，因为当时它们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这些发达经济体中有私营部门，有市场，还有一个“小政府”——作用比较有限、某种程度上只是对市场经济作出补充。

有时候市场经济对财富的分配比较糟糕，应该由政府出面干涉，进行监管并补偿各种各样的市场失灵，这很有效，发展中国家总有一天也会这样配置的，中国就是一个对中央计划经济做出重大转型的很好例子。

当国家经济体量足够小，国家干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的（如产业政策），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就能找到自己的道路。中国没有那种精确的组织形式、治理形式，甚至没有那种潜在的价值观，国家的作用可能更大，不过这种模式在中国实行得相当成功，所以我没看到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会结束这种发展方式。

中国很大也很重要，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看到中国的发展对系统的冲击。我认为，那种旧格局未来将不复存在，如今发展中国家已经占到全球经济的55%，中国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国家，而且还在不断发展。我们不知道中国的结构未来还会怎样演变，但是在重新设计合作形式时，需要包容这些差异。有人会说，随着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富裕、人民收入更高，它们的组织形式会越来越像发达国家，然而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必须改变全球经济的多边结构和规则。

任正非在深圳总部接受媒体采访 @视觉中国

政府在中国拥有大量的公司资产，在经济的其他领域也有更多样化的涉足。从私营企业的角度来看，十年前，我在中国还没有看到那么多跨国公司，但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多对外的投资。当一个国家这么做的时候，就会面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冲突和摩擦。有一种观点认为，发生摩擦的国家会相互融合，但在我看来这是完全不对的。互联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十五年前每个人都认为互联网是完全开放的，非常精彩，但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网络安全、隐私数据安全、垄断、专营等等。所以现在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互联网会受到监管，但它不会在国际层面上受到监管，而只是在国家这一级别传播，各国的制度将是相同的。现在中国用特殊的方法来处理网络安全问题，欧洲也已经介入了隐私方面的讨论，但这一切都令人困惑，似乎有什么力量在引导我们走向部分碎片化的市场，经济，以及投资。

也许现在有一些美国的大型平台在中国运行的并不好，因为他们的规则和中国的规则相矛盾。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有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激烈。华为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可能还有英国都收到了制约，所以华为必须要讲清楚，他们在海外发展项目时并不受其他因素控制，而且，华为必须发出可信的信号，证明他们是拥有市场准入权的。这意味着我们现在还处于发展国际合作的早期阶段，也是未来的挑战所在。那些说贸易摩擦终会结束，国际关系将恢复到过去状态的观点，我认为是不现实的。

见闻特约记者胡刚：您刚才提到，在一国经济规模很小时，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发展方式，但如今中国已经成为GDP第二大国，您认为此时的中国在全球经济体之中肩负着怎样的责任？这些责任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斯宾塞：中国在很多领域都背负着责任。这对中国非常有挑战性，因为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都非常庞大，收入水平比以往任何一个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要低。

这就意味着中国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中国正在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收入水平仍然相对较低。中国已经基本上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在体系结构演变方面也有着绝对的发言权。让我感到很有趣的是，中国想建立一个有利于小型贫穷经济体的开放多边结构。中国似乎希望通过行动造福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得到他们的尊重，同时大力进行海外投资，如“一带一路”计划以及在非洲的投资等等。所以我认为中国基本上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无论如何，当人均收入上升到一定高度后仍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我们看到的一些贸易摩擦，我认为是中国的发展方式引起了部分国家的怨恨，这也说明了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必须注意技术转让。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阻止思想的流动，有很多办法可以让它放缓、可以让它更难，但我们不能阻止它。技术转让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认为，中国正在寻找一条路径，有一点让它变得更加困难，那就是技术问题。数字技术被认为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发展数字技术似乎和经济利益无关，而更像是不想落后于其他国家。我不会说它是零和游戏，但它有着不同的特征。这一议程正在跨越经济议程。

我认为，国家之间可以更容易地建立有益的经济关系。因为专业化和比较优势等等原因，无论人们在美国和欧洲发展得如何，他们都可以有效地进行贸易，有效地进行相互投资。但如果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他们对潜在对手会比较防备。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发生。

【本文作者华尔街见闻路琰、高姝睿，依据访谈内容编撰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