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迈克尔·斯宾塞】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始终在变动和发展。尽管过去40年的改革免不了犯错误，但中国政府通过有益的内部政策辩论，展现出不断适应新形势的意愿和引领复杂转型的能力。未来，随着外部条件给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挑战，中国发展模式将如何发展？

国家（state）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不断演化，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明显特征。对此中国国内也存在着争议。一些人认为，党和国家必须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才能维护社会安定，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另有一部分人则表示，要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激励创新，而国家应减少直接参与市场，在经济和社会优先事项中多发挥裁判、监管和仲裁的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认为，即便中国推动市场化改革，中西之间的张力不会迅速消失

毫无疑问，国家的作用在中国发展中不可或缺，它不仅给基础设施和技术等领域带来投资，还为刚刚起步的新生市场和私营部门机构提供了稳健的支撑。单靠市场无法控制贫富差距、确保普惠性增长，这些领域同样需要国家的介入。

除此之外，国家还能解决分散化市场所不能轻易或高效解决的协调问题，这个问题在市场制度与行政能力水平不相当的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在各个五年规划中，中国政府都明确了优先事项和预期，以确保补充政策和投资同时或有序进行。

即便是那些呼吁让市场和私营部门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也基本对以上事实没有异议。他们所强调的是，创新、生产率提高和整体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日益扩大的私营部门。这一模式的关键在于维护思想市场的活跃。他们担心对私营部门和对经济的干预可能影响对市场活力和经济增长。

由于国家在私营部门中的角色没有得到明确阐释，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已经因此遭遇了阻碍，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和网络安全（随着世界经济体纷纷迈向数字化，网络安全正在迅猛发展）的行业。如果中国在关键领域恢复到国有资产模式，可能会因为缺乏竞争和试验而导致这些领域发展停滞不前。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公司治理从未采取长期在西方居主导地位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模式”——当然，西方现在可以说正在朝“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转型。与西方不同，中国当局认为企业（和金融市场）是达成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工具。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采用的向来都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式”。随着西方越来越重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衡量公司投资可持续性和伦理影响的因素），中国和西方的模式可能开始趋同，而主要差异在于——在中国，党和国家作为非所有权利益方，代表公共的利益。

在中国经济里，国家和市场的相对角色尚未最终敲定。这一模式的细节可能取决于实践中的具体考量和方向修正。但明确的是，要达到在《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中提出的技术目标，中国需要一个充满活力且相对自由的私营部门，国家的强大支持应该体现在上游投资方面，例如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

国家主导型创新激励加剧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但是中国能采取一系列采取措施缓和此类批评声，尤其是承诺尊重知识产权，拆除跨境贸易和投资的非关税壁垒，并消除对私人跨境投资的合资要求以确保技术转让的非强制性。

更大的挑战在于，在技术和国家安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的国家应扮演何等角色。在海外投资的中国私营企业必须可信地表明他们的目的是纯商业性的，不追求国家安全等其他议程。中国国家如果能保证将私营跨国公司与此类议程区隔开来，将大有裨益。没人指望各国政府放弃在间谍活动中使用网络工具，但政府可以避免牵连到私营部门。

与私营企业相比，中国国有企业通过外国投资审查程序的障碍更大。中国国有企业可能获得隐蔽的补贴，优先获得低成本融资，在国内竞争中受到保护。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是国企的控股股东，很难可信地将国家目标与商业利益区隔开。

互联网行业跨境投资仍将面临巨大障碍。在这一领域，中国和西方监管体制（包括国家在内容和数据访问中的角色）的重大分歧同样难以弭合。

短期内，中国发展模式很难与变动中的西方模式实现趋同。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张力——尤其是涉及国家在市场中的作用时——将持续存在。但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道路必将有助于缓解张力。更明确地区分国家与市场的责任，将扫清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观察者网胡佳仪译自《世界报业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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