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奉行美国印太战略就要沦为二流国家,印度能忍?

来源:观察者网

2017-12-11 08:16

毛克疾

毛克疾作者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印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毛克疾】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8月公布的“新南亚政策”中,用罕见的强硬口吻抨击巴基斯坦庇护极端主义组织。这份报告虽然对于印度着墨不多,但仍重点强调了与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并邀请印度在阿富汗发挥更大的作用。

10月18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出访南亚之前,在华盛顿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题为《确定下一个世纪我们与印度的关系》的演讲,除了将“印太自由开放(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作为主题外,也把印度同日本、澳大利亚一道列为美国区域战略的支点国家,同时也赋予了印度在其南亚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尽管印度并没有出现了特朗普亚洲之行长长的行程单上,但这并不影响美印两国媒体和智库对于美印“新蜜月”憧憬和期待。

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印太自由开放”的提法究竟体现了什么样的战略认知变化?这种变化会怎样影响美印之间的共同利益?多年不温不火之后,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如今能否有所突破?

当地时间2017年6月26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印度总理莫迪在白宫会晤。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印太自由开放”是“亚太再平衡”的“南亚加强版”?

2010年10月11日,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标志着美国“印太再平衡”战略粉墨登场。在此文中,希拉里明确指出美国已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投入过多资源,而亚太才是美国最需要关注的区域,因此美国必须“重返亚太”。

在这一论断的背后,其实是华盛顿对于美国主要威胁的判断变化:对于美国利益和安全构成主要威胁的已经不再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而是国力不断上升的中国。正是在这种逻辑下,奥巴马政府做出了在中东战略收缩,制定伊拉克、阿富汗撤军时间表,并围绕中国加强在东亚的防务投入和经济协调的决定。

如果说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是把美国的焦点从中东、中亚移到亚太地区,那么包括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内南亚地区就是“亚太再平衡”的最大盲点,并因此在域内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许多矛盾和扭曲。例如,虽然“亚太再平衡”战略已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者,但是印度作为美国对抗中国的重要潜在伙伴,奥巴马时期的印美关系与布什时期相比不升反降。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美国反恐主要盟友”的地位也没有因为“亚太再平衡”而被动摇,反而因为美国的阿富汗撤离和重建计划而受到更多关照。

与其说“印太自由开放”是特朗普政府对于奥巴马“亚太再平衡”的反动和颠覆,不如说是继承和加强。“印太自由开放”继承了“亚太再平衡”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的判断,只是在如何应对这一威胁的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将奥巴马忽视的南亚因素也考虑在内。换句话说,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印太自由开放”,使其南亚政策能更好服务于美国主要战略任务:平衡中国崛起。因此,美国南亚政策焦点也自然从巴基斯坦偏转到印度——在印巴对立难以调和的背景下,与其支持与中国亲近、且和极端组织关系暧昧的巴基斯坦,美国不如支持与中国龃龉不断、且坚决反恐的印度。

自阿富汗反恐战争以来,美国对巴基斯坦施以数以几十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特朗普认为巴方不仅对境内极端组织的清剿不力,还与阿富汗极端组织保持暧昧联系。因此,在维持巴基斯坦不崩溃成为恐怖主义新策源地的基础上,美国希望在援巴问题上及时止损,并希望中国对于巴基斯坦的援助能够帮助保持巴国内稳定。

目前,中国已经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对巴基斯坦开展了可观的援助,这大大减轻了美国对于巴基斯坦国内局势的顾虑。根据与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南亚事务主任约书亚·怀特的访谈,中国对巴援助客观上使得美国得以从巴基斯坦抽身转向印度,而不必过于担心巴基斯坦国内秩序崩溃。

因此,可以说同“亚太再平衡”战略相比,“印太自由开放”着力理顺美印关系,使其南亚战略得以从孤立的国别政策,转变为美国全面区域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美印战略协调的三大基石

平衡中国、反恐和阿富汗是美印战略协调的三大基石,也是“印太自由开放”背景下美国南亚政策向印度偏转的推动力。目前,在这三个问题上华盛顿和新德里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战略共识。

首先,对于美国和印度来说,平衡中国的共同利益显而易见。美国担心中国在经济、军事、外交上挑战其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霸主地位。而印度不仅担心中国在其边界造成压力,还担心中国势力不断向中亚、南亚、印度洋地区扩张,压缩其战略空间。就具体举措而言,美印签署然《后勤保障协议》、美国同意帮助印度增强军、扩大情报共享等都体现了双方对于这一共识的信心。目前,已经就先进战斗机、无人机、航母技术等技术采购达成意向,还有可能从单一采购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的深度合作方向发展。

其次,美印同受中亚、南亚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威胁,因此反恐也是两国合作的重要基础。特朗普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对巴基斯坦采取了空前严厉的口吻,指责其为“窝藏恐怖主义的天堂”,这一说辞无疑与印度指责巴基斯坦长期支持“跨界恐怖主义”论调相契合。无论莫迪和特朗普在反恐问题上会对巴基斯坦采取什么样的实际政策,印美至少在舆论口径上面对巴基斯坦占据了道义制高点。此外,目前美印在反恐问题上着力构筑的这种道义制高点,也常常被两国用来指责中国“袒护”巴基斯坦。

第三,阿富汗也是美印两国潜在的合作领域。在阿富汗重建问题上,特朗普明确希望印度进一步介入,这正精确契合了印度对于插足阿富汗事务的渴望。在今年8月份公布的美国“新南亚战略”中,特朗普表示更愿意在阿富汗采取一种“开放式结果”,既通过“增加利益相关方”的方法,规避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面临的潜在风险。

印度则希望介入阿富汗事务,进一步利用阿富汗国内对于巴基斯坦的不满和积怨,对包括普什图民族主义者、地方实力武装、阿富汗政府等施加影响力,继而在阿富汗培养亲印势力,企图达到从北面挤压巴基斯坦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宣布投资的伊朗恰巴哈尔港今年10月底运送了第一批物资前往阿富汗。显然,美印在阿富汗存在共同利益,但由于伊朗与美国关系并不明朗,恰巴哈尔港如何在美印协调中发挥作用目前仍有很大不确定性。

客观而言,美印战略协调的三大基石中,“平衡中国”具备的是战略层面的重要意义,而其他两者则更多在战术层面上。正因如此,决定美印关系走向的关键就是双方围绕“平衡中国”展开的博弈。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但至少美印得同心协力

美印战略关系的局限性

虽然在“印太自由开放”的大背景下,美国南亚政策重心已经明显向印度偏转,且美印关系进一步拉近,但是这离两国进行实际的战略协调还有很长的距离。

美印之间存在对于彼此的战略预期差,这可能也是两国之间最难以逾越的合作障碍。美国希望印度能够直接发挥牵制、制衡中国的功能,但是印度却不甘心做美国的棋子,而印度希望美国将其视为平起平坐的大国伙伴。这一战略期待差的直接结果就是美国对于其对印政策的成果转化机制产生了怀疑,不愿贸然推进其的对印亲善政策:

一方面,如果美国向印度大肆让利(如布什时期的美印民用核协议),印度往往不会感恩戴德投桃报李,而是显出一副照单全收的“大国”架势,令美国无功而返,颜面扫地;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不对印度进行让利,印度由于国力差距很难发挥主动性,因此美印之间所谓的战略协作就只能流于口头。这一矛盾在布什和辛格、奥巴马和辛格时期都没有解决,而今在锱铢必较的特朗普与强硬坚定的莫迪之间,解决战略预期差可能性并不高。

印方对于美国策略可靠性也满腹狐疑。虽然特朗普上任初期大量印方评论对其寄予了极高期待,认为强硬的特朗普能够在安全、贸易等多个方面奉行对华强硬,扶印抗中的政策,但是特朗普的商人特性使他不但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软化了立场,而且还不顾印度对于“G2”的敏感性,在访华期间还大谈“中美联手可以解决世界上大部分问题”。

无疑这些表现都使印度感到顾虑,毕竟美国手中对中国可打的牌远多于印度,因此印度在处理对华问题上必须要比美国更加谨慎,贸然跟随美国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成为牺牲品。例如,一些印度媒体就注意到,虽然美国和印度一开始都表示不会参加今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但美国在最后关头却“背信弃义”,仍派出官方代表团参会,这就使得印度成为少数缺席高峰论坛的大国。

值得注意的是,美印之间的战略预期差与战略信任问题并非不可调和。理论上说,在美印势力对比不发生逆转的情况下,只要美国纯粹支持印度而不求回报,或印度心甘情愿和日本、澳大利亚一样让渡部分主权成为美国的马前卒,那么就自然消除了对于战略预期和信任的不确定性。

然而,这两种情况在短期内发生的可能性都不太高:一方面,除非遇见紧急情况,历来奉行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的印度不会放下大国矜持而沦为他国附庸,成为尼赫鲁口中不屑一顾的“二流国家”;另一方面,自诩“交易高手”特朗普也自然不甘心做美国做单方面向印度让利的冤大头。由此可见,“印太自由开放”虽然理顺了美国南亚政策和其主要战略任务之间的关系,为美印深度协作做了一定的铺垫,但两国关系因此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可能性不高。

【本文首发于《世界知识》2017年第23期,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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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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