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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里拉:美国大学怎样勒死了自由主义

2017-11-14 07:58:00

【观察者网译,译者:武汉科技大学  吴万伟】

学生对身份认同的痴迷已经使他们不大可能参与到自身之外的世界之中。

唐纳德·特朗普当上了美国总统。这个重大事件彻底把美国校园闹翻了天。在他胜选后的那天,有些教授举行了教室静坐抗议活动,有些学生要求请假,现在很多人已经参与或者一直加入游行示威中,或者出席喧闹的市政厅会议。这让像我这样冷漠的自由主义中间派的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但是,需要发生更多的事,而且要快。我们高等教育界的所有自由派都需要照照镜子,询问自己我们是如何把国家引入到当今这种如此不堪的境地。我们需要承担起自己的那一份责任。

任何参与过共和党政治的人都会告诉你美国大学校园里的种种愚蠢做法,右派媒体福克斯新闻为了动员自己的支持者,不遗余力地将其无限放大。但是,我们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容忍了控制言论、限制辩论、欺负保守派并将其妖魔化的种种企图,从而给右翼媒体提供攻击自由派的口实,鼓励了一种在特权阶级之外的民众看来琐碎无聊得有些滑稽的抱怨文化。我们的责任还在于把自由主义思想扭曲到了一种令人看不清面孔的地步。

在罗纳德·里根于20世纪80年代当选总统以后,美国自由派面临的挑战是提出有关国家共同命运的新鲜的和真正的政治愿景,让美国社会适应新的现实,遭受过去失败路径的惩罚。

但是,他们没有做到这些。

相反,自由主义者投身于身份认同政治运动之中,没有意识到我们作为公民的共同体意识和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因素。罗斯福自由主义及其支持的工会的形象是紧握的双手。而身份认同自由主义经常出现的形象是一个棱镜,它将一束光线反射成五彩缤纷的彩虹。这说明了一切。

当然,在美国右派看来,身份认同政治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最近的事件提醒我们意识到这种政治还没有死。引发冲突和导致抗议者死亡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游行不仅是针对少数民族的,而且是针对大学及其所代表的一切。

1933年5月,纳粹学生在夜晚冲进柏林大学校园,他们要去焚烧图书馆中的“腐朽”书籍。白人种族主义组织者在冲进托马斯·杰斐逊校园寻找刺激的时候在“引用”这个先例。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同一主义(identitarianism),是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打着平等和普遍正义的幌子一直在争取的东西。

在里根时代令人吃惊的是明确的左翼身份认同政治的发展,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两代自由主义政客、教授、学校老师、记者、运动积极分子和民主党官员的信条。尤其是在越来越激进化的右派面前,这对美国自由主义的前景一直是灾难性的。

自由主义者将关注的焦点特别集中在少数派身上有很好的理由,因为他们最有可能被剥夺公民权。但是,在民主社会中有意义地帮助他们的唯一方法是赢得选举和各级政府长期行使权力,而不仅仅是做出空洞的承认和“赞美”姿态。

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是提出有吸引力的主张,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但是,身份认同自由主义恰恰做了相反的事,强化了极右派的政治画面,即竞争性身份群体的战争。

左派的身份认同政治首先是有关民众中的庞大阶级——黑人、女性、同性恋者——通过动员民众意识到这些群体在历史上受到的冤屈,并试图纠正,接着通过政治机构的工作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

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已经被考虑自我的虚假政治所取代,其自我就是现在大学校园中形成的越来越狭隘和具有排他性的定义。主要的结果是让年轻人重新关注自我,而不是将眼光投向与他人分享的更广泛的外部世界。

身份认同政治使他们没有准备好用非身份认同的术语思考公共利益,以及要获得这种利益必须做什么——尤其是说服与他们差别很大的人一起努力工作,这一艰巨却并不引人注目的任务。自由主义身份认同意识的每个进步都标志着有效的自由主义政治意识的退步。

很多校园政治应该受到谴责。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在自由主义和进步政治中的积极分子很大程度上来自工人或者农村,往往是在地方政治俱乐部或者在车间工厂形成的。而今天的积极分子和领袖几乎完全都在学院和大学里,主要是自由主义的专业领域,如法律、新闻和教育的成员。如今发生在校园的自由主义政治教育尤其是在精英层次,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地理位置上,基本与国家的其他人都脱离关系。这不大可能发生改变,也就意味着自由主义的前景基本上取决于高等教育机构中发生的事。

回顾20世纪80年代和罗纳德·里根的选举。共和党积极分子着手传播小政府的新个人主义福音,并将其能量转向赢得县、州和国会的选举上——自下而上的战略。你看到从前的新左派积极分子同样走在路上,但采取了不同路径,在生锈的多肤色的大众巴士校车上争取黑人权益。因为没有能颠覆资本主义和军事工业联合体,他们向美国各地的大学城进军,希望在大学实践不同种类的政治,旨在改变受教育者的世界观——自上而下的战略。两个群体都取得了成功。

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左派退却是战略性的。早在1962年,《休伦港宣言》(the Port Huron Statement)的作者就写到“我们相信大学是被忽略的影响领域”。大学不再是孤立的学习领地,它们成为美国经济生活的核心,是进入后工业职业的管道和认证机构,也是通过研究和塑造政党精英而进入政治生活的途径。

《休伦港宣言》的作者——“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SDS)举例说,新左派应该首先试图在大学内组建起来,他们能够自由地辩论,提出更具野心的政治战略,同时招募追随者。最终目的是进入更广泛的世界,“着眼于更少怪异色彩却更加持久的正义斗争。”


但是,随着美国生活的激进转变的希望逐渐消退,他们的冲天豪气开始减弱。许多返回大学校园的人,将精力投入在将沉睡的大学城变成社会进步和环境上自我维持的社区。

这些大学城仍然和美国其他地方不同,仍然是令人愉快的生活之地,虽然已经丧失了很多乌托邦光环。很多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消费主义文化的圣地麦加,周围是高科技办公园区和越来越昂贵的住宅区。在那里,你可以逛书店、看外国电影、买维生素和蜡烛,上高档餐馆吃饭,随后是浓咖啡,或许还可参加研讨会让情绪放松一下。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生活场景,除了无家可归者涌入,没有平民的任何迹象,那些人的工作就是让居民觉得其生活是真实的。

那是故事的喜剧性一面。另外一面——英雄的或悲剧的一面,这取决于你的政治立场——是新左派的退却已经将大学变成了上演道德剧或歌剧的政治剧场。这产生了大量争议性问题如有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文化战争和政治正确,这都不乏很好的理由。但是,这些发展掩盖了更安静却更具深远意义的变化。

大故事不是左翼教授成功地将每年数百万的年轻人变成了危险的政治激进分子。有些人当然尝试,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延缓毕业生进入职业性研究生院并进而进入传统职业领域的进程。真实的故事是60年代那代人给学生传授一种基于自己怪异历史经验的特殊政治观念。

那个时代的经验给新左派两个教训。第一个是运动政治是能够引起改变的唯一参与模式(从前是真实的,现在不是了)。第二个是政治活动肯定有某些对自我来说的真实意义,让妥协似乎成为对自我的背叛(这让平常的政治成为不可能之事)。

可以说,这两个教训的结论是如果你想成为政治人物,你应该不是从加入基础广泛的政党开始,而是寻找一种对你来说具有深刻个人意义的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已经有众多让自我卷入的这类运动——如核裁军、战争、贫困、环境等,虽然不是关于自我的。相反,参与那些议题意味着参与更广泛的世界,并获得有关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科学、尤其是历史的知识。

随着身份认同意识的高涨,参与以议题为基础的运动开始有某种减弱,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对自我最有意义的运动是关于自我的运动,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正如康比河公社宣言(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的女权主义者在其影响力很大的《1977年宣言》中所说:“最深刻和潜在的最激进政治直接来自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与努力终结他人的压迫完全不同。”

这种新态度对美国大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心全世界工人阶级命运的马克思主义逐渐丧失了迷人的光环。身份认同族群的研究现在似乎是最紧迫的学术和政治任务,很快就出现了投身于这些的院系、研究中心和讲座教授的泛滥成灾。

这有很多积极的影响。它鼓励学科扩展研究范围,纳入从前被忽略的大族群的经验如女性和黑人。但是它也鼓励了对族群差异和社会边缘群体的单一性痴迷,以至于学生总是拥有对历史及其当今国家的遭到扭曲的认识。这是显著的缺陷。

在反对者看来,校园里已经形成了自由主义者的“恐怖统治”

想象年轻学生进入当今这样的环境——不是只想找到一种职业的平常学生,而是可以辨认出来的被政治问题吸引的校园类型。她处在一个开始探索意义的年龄,处在好奇心能够被引导到未来要进入的那个更广阔世界的地方。可相反,她被鼓励沉溺于自我中,这似乎更容易。(她很少知道……)

首先她被教导理解自我取决于探索其身份的不同方面,某种她现在发现的东西。她还了解到身份认同总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多样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塑造出来。这是重要的教训,从中她可能得出结论,即教育的目的不是通过参与更广阔世界逐渐变成一个自我;相反,人们参与世界特别是政治,是为了有限的目标,即理解和确认已经拥有的观念。

她就这样开始了。她选修一些课程,在那里她阅读了与她决心要认同的无论何种运动的历史,阅读了与她身份认同一致的作家的作品。(考虑到这是性探索的年龄,性别研究尤其具有吸引力。)在这些课程中,她也发现令人吃惊的振奋和事实:虽然她可能来自舒服的中产阶级背景,但她的身份认同赋予她历史上的受害者地位。这种发现或许激励她加入参与运动的校园群体。

自我分析和政治行动之间的界限现在完全模糊不清了。她的政治兴趣将是真诚的,但受限于自我定义的边界。穿透那些边界的议题现在占据重要地位,她的立场很快变得可以协商;而那些并不触及她身份认同的议题(经济、战争与和平等)则很难被意识到。

这些学术趋势给予激进的个人主义一种思想光泽,而这种个人主义是我们的社会到处都在鼓励的东西。

学生越多地进入校园身份认同心态,她对这个词的不信任就越多,她的教授告诉她的术语是普遍主义者的诡计,用来掩盖群体差异和维持特权者的支配地位。如果她更深入地学习“身份认同理论”,她将开始质疑自认为所属于的这个群体的现实。

这种伪学科的复杂性只是学术界的兴趣。但它将学生引向何方是具有浓厚政治兴趣的议题。

校园自由派越痴迷于个人身份认同,他们就越不愿意参与理性的政治辩论。在过去十年,一种新的非常说明问题的语言风格已经从大学转向主流媒体:作为x发言……它告诉听者,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站在特权立场上讲话。它竖起了一堵墙来回避任何问题,因为从定义上看,它们都来自非X的视角。它将观点碰撞变成了一种权力关系。论证的获胜者是求助于道德优越身份地位的人,也是在被质疑时表现出最强烈义愤的人。

所以曾经的课堂对话可能以这样的话开始:我认为甲,这是我的论证,从x的立场上说,我对你说的乙感到愤慨。如果你相信身份认同决定一切,这就完全说得通。它意味着对话中没有不偏不倚的空间。白人有一种“认识论”,黑人有另外一种认识论。剩下还能说什么呢?

因此,理性辩论被禁忌所取代。有时候,我们的特权校园似乎陷入古代宗教世界而不能自拔。只有那些拥有得到认可的身份地位的人如萨满教徒才被允许在某些事情上发言。某些族群被给予暂时性的图腾式重要性,适当地指定替罪羊,净化仪式在校园内盛行。一些主张要么纯洁要么不纯洁,要么正确要么错误。

那很难说是刚从外部世界真正的政治斗争中出来的新左派的本意,他们返回大学校园是希望鼓励年轻人跟从他们的脚步。他们想象有关宏大观念的刺耳的、无任何限制的辩论,而不是一屋子的年轻人相互怀疑地看着对方。他们想象带有挑衅性,逼迫学生去捍卫自己的立场,而不是得到系主任要求聊天的电邮。他们想象引领有政治志向和知情信息的学生进入世界,而不是看着他们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中去。

保守派是正确的:我们的大学从上到下都被自由主义者操控,教学也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但是,他们得出学生因而变成有效的左翼政治力量的结论却是错误的。

我们时代的自由主义教学法集中在身份认同上,这事实上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力量。与我们一代人相比,它让学生变得对他人更宽容,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推崇团结、灌输义务观念和激发行动的普遍性民主理想遭到迫害,身份认同政治不是制造了公民反而是破坏了公民。最终,这个途径只是强化了我们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原子化力量。

奇怪的是,正如他们倦怠的学生都知道的那样,自由主义教授们将60年代理想化。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位同事提出明显的问题:那个年代的积极行动主义,与他们了解到的中学和大学的情况之间有什么联系?毕竟,如果教授喜欢看到自己的学生遵循左派最伟大一代的脚步,你会认为他们试图重新制造出那个时代的教学法。但是,他们没有。

讽刺的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平庸和规矩的大学孵化了自美国创立以来最激进的一代美国公民。年轻人迫切参与“不那么怪异却更持久的正义斗争”,为校园大门之外广阔世界的每个人争取权利。

相反,我们时代的大学培养的学生如此痴迷于自己的个人身份和校园里的虚假政治,因而对与身份认同没有多大关系的外部世界既没有多少兴趣也没有多少参与,坦率地说,了解的也更少。无论是学习希腊语的女权运动领袖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 (Elizabeth Cady Stanton),还是学习基督教神学的小马丁·路德·金,还是学习西方哲学的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都没有接受过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教育。如果诅咒他们去学习身份认同教育,很难想象他们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的狂热反叛表现出教育对其视野的扩展程度,并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一种当今美国人很少看到的民主团结情感。

无论你希望对60年代的政治流浪者说些什么,他们毕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出爱国者的本色。他们关心同胞身上发生的事,在美国的民主原则遭受侵犯时,他们表达关心。

他们在一种鼓励观念辩论、培养坚强的情感和坚定的思想信念的环境中,获得了一种相对没有党派偏见的教育,这个事实肯定与此密切相关。你仍然能找到这样的人在美国大学里教书,有些还是我的朋友。很多仍然是立场比我还左的左派,但是,我们喜欢表达不同意见,并且尊重基于证据支持的论证。我仍然认为他们有些不切实际,他们认为我没有看到梦想有时候是所能做的最具现实意义的事。(年纪越大,我越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是,当我们谈到校园中的政治活动时,我们都一起摇头。

培养像他们一样的一代公民并不是糟糕之事。除了少数调整外,从前的模式是值得遵从的:不仅充满激情和承诺,而且有知识和论证水平。对自己头脑之外的世界和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有浓厚的好奇心。关心这个国家及其公民,关心所有人,并愿意为他们做出牺牲。他们有一种雄心壮志为所有人想象一个共同的未来。

任何讲授这些东西的教授都是在参与最重要的政治工作,那是在培养有效的民主社会的公民,而不仅仅是思考权利的公民。只有在拥有这样的公民时,我们才能希望他们成为拥有自由思想的公民。只有在拥有自由思想的公民时,我们才能希望让国家走在更好的道路上。

马克·里拉(Mark Lilla),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教授,本文选自他的新著《曾经与未来的自由派》(Harper出版社),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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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里拉

马克·里拉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经与未来的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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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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