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中国企业向克林顿基金会献金一事近来不断发酵。此前7月30日，梅新育曾在观察者网撰文指出，中国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时有必要去与东道国政界交往，而这种公关工作不应该被视为过错。更应该做的不是批评，而是探讨中国企业捐赠对象、方式、时机选择的得失成败，帮助中国企业提高掌握、驾驭东道国社会政治游戏规则的技艺。同时他还强调称，没必要把商业政治化。

今日，作者再次就此事发表评论，以阿里巴巴和马云为例，指出对任何人的任何批评都应当基于事实，不合事实只能损害批评的力量；在政治性批评方面，更不能用党政领导干部的标准去要求马云这样的民营企业家。除了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我们还应当鼓励企业积极主动在东道国社会编织关系网络，给自己的保驾护航。从目前披露的捐赠者名单中，反而可以说中国企业在掌握运用与美国政界人士打交道艺术方面还不够熟练。

阿里巴巴也于8月1日在其官方微博对此事作出说明。阿里巴巴承认，曾在2005年为了“参与国际艾滋病关怀与治疗”向克林顿基金会捐助了25万美元，并表示其已在2012年“停止了对克林顿基金会的赞助”。】

在克林顿基金会捐赠之争中，就我所见，一些舆论对阿里巴巴集团和马云的抨击较多，而且很多是从政治角度批评。我不是很了解马云在政治、社会问题方面的言论，或许他有些言行不够得体，人非圣贤，这完全有可能；任何人也都有权力批评马云言行不当之处，如果有人不恰当地过度推崇他，声称普通平头百姓没有资格批评马云，这种超越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社会基本原则的说法是把他往炉火上放，相信马云和他的朋友们都能理解这种说法对自己的危害。

但是，对任何人的任何批评都应当基于事实，不合事实只能损害批评的力量；在政治性批评方面，既不能用要求外围群众的标准去要求核心力量，也不能用要求核心力量的标准去要求外围群众，两个基本点缺一不可，总体而言还是应当创造宽松舆论环境。以前对党员干部言行纪律要求确实太过放纵，现在必须整顿政治纪律，但这不意味着就该走到另一个极端。从上述标准来看，在这场克林顿基金会捐赠之争中，某些批评在事实方面有些出入，某些批评是在用党政机关的标准去要求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用党政领导干部的标准去要求马云这样的民营企业家，这对于批评的说服力，对于造就健康社会舆论环境，并没有好处。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某些舆论把阿里巴巴集团说成“外国公司”，把马云说成“外国代理人”，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了事实；只要了解这些年资本市场上围绕阿里巴巴、支付宝发生的一系列风波，知道阿里巴巴是合伙人控制、或曰管理层控制在资本市场上早已众所周知，就会明白上述说法荒唐到了什么程度：

筹备上市时，阿里巴巴为何放弃在港上市，而情愿赴纽约上市？因为阿里巴巴集团从2010年开始在管理团队内部实行合伙人制度，每年选拔新合伙人加入，其条件是“在阿里巴巴工作5年以上，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高度认同公司文化，并且对公司发展有积极性贡献，愿意为公司文化和使命传承竭尽全力”，到上市前夕，包括马云在内的28名合伙人持有阿里巴巴约10%股权，美国雅虎、日本软银两大外国股东分别持股24%和36%。在这样的股权结构下，合伙人制度目标是保持管理层、特别是合伙人对公司的控制权，不受上市后必然发生的股权转移影响。由于港交所要求同股同权，不接受合伙人制度，阿里巴巴才选择了在能接受合伙人制度的纽交所上市。由此可见，不是马云充当了什么“外国代理人”，而是外资股东被他玩于股掌之上。

当年雅虎、软银为什么围绕支付宝股权与马云扯皮？就是因为为了给支付宝拿到牌照，马云在没有形成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正式决议之时就把支付宝股权全部移交给马云控股的另一家中国内资公司，原本持有支付宝七成股权的雅虎和软银心有不甘，最后是签署协议，用现金补偿了结了这番争议。

进一步追溯，早在阿里巴巴公司起家初期迫切“等米下锅”之时，马云就确定了不出让控制权的原则，因为对方想要阿里巴巴的控制权，马云曾连续拒绝了38家风险投资公司。在这类博弈中，马云提出了一句说法：“投资者只是娘舅，客户才是父母”，一再表达相同的意思：“你要买我股份没问题，但一定要我来掌控这家公司，否则的话我不也需要你这样的投资”，“永远不能有任何人控股这家公司”，……阿里巴巴这种治理结构利弊如何，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可以确认的是，从控制权来看，阿里巴巴集团不是什么“外国公司”，马云也不是什么“外国代理人”。

无论是阿里巴巴集团还是马云个人，都不能要求脱离正常监督的特权，但监督应当基于事实，批评应当基于合理的标准，不能干扰损害正常的商业环境。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对我们自己没什么好处。要知道，产业空心化和资本外逃已经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风险，要靠改善商业环境来消除这种风险。有容乃大，万商云集才是一国兴旺气象。

而且，阿里巴巴作为骨干企业的中国电商产业规模已经发展得极为庞大，仅后起的跨境电商业务，在短短7年时间里，年交易额就从8000亿元人民币猛增至5.2万亿元人民币，而且表现出了强大的抗冲击能力。2015年全球货物贸易出现数十年来罕见的大幅度萎缩，按美元计价，当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萎缩13.5%，中国萎缩2.9%，美国萎缩7.1%，欧盟萎缩12.5%（其中德国萎缩11.0%），日本萎缩9.5%，印度萎缩17.2%， 但中国跨境电商增速仍然高达30%之多。有预测认为今年中资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将突破6.5万亿元人民币关口，明年则将攀上8万亿元人民币高峰。由于中国电商无论规模还是商业模式在全世界都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电商平台很有希望成为世界性的商业平台，赢得类似纽约、伦敦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江湖地位”。这样的发展势头和前景，我们应该珍惜，防止被不必要的社会干扰打断，让企业专心致志发展自己的业务。

而且，电商产业、特别是跨境电商发展还具有重大的经济社会意义。且不提国内电商如何有效降低了创业的门槛，就是市场进入门槛天然较高的外贸，电商降低市场门槛的效果也非常突出。近年来，正是在众多外贸综合服务、跨境电商和国际贸易市场采购等平台上，数以百万计的小微企业和自然人通过做进出口贸易，赚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义乌市现有市场采购供应商户近30万家，提供约200万种出口商品；而阿里巴巴国际站、敦煌网、聚美优品等跨境电商平台上订单小到几个美元，大到几万美元，外贸准入门槛由此显著降低，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这种商业模式创新与大众创业有机结合，既为中国外贸增添了无穷活力，而且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因为中国经济日益成熟也意味着众多产业门槛和市场集中度大大提高，从而无形之中压缩了社会下层自我奋斗向上流动的几率，加大社会阶层固化风险；通过商业模式创新降低创业门槛，通过发展跨国经营为有志者依托中国优势到后发新兴市场经济体开辟创业发展天地，我们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当年的英帝国要用炮舰为自己的平民子弟在海外闯荡上升通道而开路，今天我们要用基础设施建设、海外投资和电商实现同样的打破阶层固化效果。

正是为了这样的发展前景，除了政府通过经贸谈判、日常交涉为企业在海外开路之外，我们还应当鼓励企业积极主动在东道国社会编织关系网络，给自己的业务保驾护航。7月29号夜里，我粗略查阅了克林顿基金会官网上捐赠者栏目从捐赠25万—50万美元档到超过2500万美元档，只发现阿里巴巴集团在捐赠50万—100万美元档，25万—50万美元档捐赠者有Yongping Duan，猜测可能是步步高集团老板段永平，仅就我目前所查询来看，暂时还没有发现上面有民生银行、复星集团、壹基金、中国女权理事会、鸿海集团、和黄的名字，表明社交媒体上的传言未必十分准确，也表明中国企业在掌握运用与美国政界人士打交道艺术方面还不够熟练。从维护中国商品、服务、资本在美市场环境的角度来看，这恐怕未必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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