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笔下“全世界最美妙最华贵的城市”正在召开史上规模最大、层次最高二十国集团（G20）会议，从G20成员国到特别邀请的一批嘉宾国家，从主权国家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到主要国际经济组织领导人，外加同期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从领导人峰会到工商峰会……

9月3日，习近平在杭州会见前来出席G20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庞兴雷|摄

在这场即将揭幕的世界性论坛上，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重申倡导自由贸易，将是一个重要议题；而发挥自由贸易旗手作用，中国责无旁贷。

自由贸易体系对中国尤为重要

为什么？首先是因为自由贸易体系对全球经济稳定与增长至关重要，对中国尤其重要。

让我们回顾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1929—1933年大危机，是什么急剧放大了这场危机的杀伤力和传染性？是贸易保护主义。

1929年，正值源于华尔街投机狂热的金融危机阴风凄凄之际，美国国会通过极端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爆各国竞相报复的关税战，触发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终于将在危机边缘挣扎的世界各国推向创纪录大危机的深渊。

今天，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世界贸易黑云压城，“反全球化”呼声高涨，国际经济有重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覆辙之虞，对此风险我们不可低估。

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作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顺差大国，作为1990年代至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对中国的潜在杀伤力更大，我们对此给予比其它国家更多的关注，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呼吁自由贸易和抨击、遏制贸易保护主义风潮蔓延，自是理所当然。

同时，作为一个对现行国际经贸规则不公正性体会日益痛切、并拥有独立利益的大国，作为一个不能也不应仅仅满足于被动地“与国际惯例接轨”、而是力图主动推动建立更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家，我们本来就还需要站上更高的层次，审视由此而凸显的国际经贸规则问题。

正值山姆大叔扮演自由贸易旗手越来越力不从心、也越来越不乐意之际，无论是于本国国家利益还是于国际社会利益，中国都需要高高举起自由贸易的大旗，至少在当前这一时期扮演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贸易业界人士已经将中国视为当今自由贸易的旗手。

为什么中国成了自由贸易旗手而不是首倡者美国

为什么当前扮演自由贸易旗手的是中国，而不是二战之后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首倡者和主导者美国？因为这个老自由贸易旗手打的小算盘太多而严重渎职了。

今天的山姆大叔虽然仍然保持着对国际贸易规则发展演变最强大的影响力，但它运用这一影响力所做的不是全力以赴推进广覆盖、非歧视、无差异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不是主动向所有贸易伙伴进一步削减贸易壁垒，而是拖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后腿，同时全力推进排挤其它主要贸易大国的区域经济小集团。

最典型者，莫过于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缩写为“TPP”）基础协议，中国这个当今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却不在成员国之中。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呼声之高涨，更是达到了多年未见之水平。

反观中国，选择与山姆大叔迥异。中国不仅早已跃居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不仅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努力推进多哈回合谈判，而且持续主动向所有贸易伙伴降低贸易壁垒。

中国也搞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制定了“一带一路”规划，但中国的目的并不是利用自己的优势拉拢一批小伙伴组成半封闭的圈子而扮演“老大”，而是寻求更加开放的竞争环境。

正因为如此，中国连续数年部署外贸工作都把扩大进口放在突出地位，中国近两年接连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对象并不是后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而是人均国民收入大大高于中国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仅仅2015年12月9日一天之内，中国就宣布了三条充分体现中国寻求更开放贸易环境决心和诚意的消息：中韩自贸协定、中澳自贸协定将于20日同时生效。

2016年1月1日起调整部分进出口关税，特别是扩大进口日用消费品降税范围，降低部分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关税以鼓励其进口，降低、取消一批商品的出口关税。

就是对明显含有排挤中国之意的TPP，中国的公开反应也是强调要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同时提出了中欧自由贸易区等构想。

当前的世界经济之所以需要中国来出演自由贸易旗手，还因为从政治体制来看，在当前这个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不确定性高涨的时期，中国体制更有助于其发挥自由贸易倡导者作用。

各国民间都存在强弱不等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中、美、欧、日、俄各国皆不例外；是否将民间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转为政府的实际行动，这是政府（这里指的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内的广义政府部门）的决策。

而在同等民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下，是否采取保护主义行动，取决于该国政治体制赋予保护主义势力的政治游说能力、政治决策者本人对保护主义势力的需求，以及该国“玩弄”国际规则的能力。

正是在这一点上，不同国家体制和表现迥异：

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本身就更容易使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取得与其实际经济实力份额不相称的政治能量，美国宪法将对外贸易政策决策权授予国会，这种体制使得美国那些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或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利益集团，比在行政主导的国家更容易左右国家贸易政策走向，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更刺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道德风险恶性膨胀。

须知，当年二战结束后，正是美、英等主要西方国家国会埋葬了当时的“国际贸易组织”构想，最终不得不推出“关贸总协定”来替代。

今天，由于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演变，1980年代以来尤甚，他们更有能力“玩弄”以世贸组织规则为代表的国际经贸规则，在纸面上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前提下行保护主义之实，以至于2009年次贷危机高潮期间美国在经济刺激法案中塞进“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世贸组织总干事却不得不捏着鼻子认可这项条款未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这种能力将激励他们诉诸保护主义手段的道德风险。

印度等视中国为经济发展最大竞争对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同样引进了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致使他们的贸易政策决策常常显得冲动多而冷静通盘考虑少，将意愿当作现实，对中国的“瑜亮情结”更时刻都在干扰印度等国的对华贸易政策。

与上述国家相反，中国政体更有利于强有力的决策者排除干扰，克服一时短期利益诱惑而去追求长期利益目标。

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之所以需要中国扮演自由贸易旗手，还因为长期以来的自由贸易旗手美国，已经深陷过度干预外部事务和过度透支国力的泥潭，美国需要适度收缩过度扩张的战线，保养国力。但这种有利于美国长期可持续稳定发展的调整，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在一定时期内压缩美国左右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也无法与贸易保护主义截然区分开来。

在这种传统自由贸易旗手出现一定程度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需要另一个国家至少在当前这个时期内出演自由贸易旗手；当是之时，环顾全球，论德论力，舍中国其谁？

中国如何抵制反全球化浪潮？

无论是中国自身利益，还是多数重要贸易伙伴、国际商界，都需要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杭州会议上扮演自由贸易旗手，那么，中国又该怎样当好当今的自由贸易旗手？

首要的是做好本国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发挥国际作用的基础和前提。

别人凭什么寄望于中国扮演自由贸易旗手？凭的是在这个全球贸易减速的时期中国增速快于全球平均水平，而萎缩幅度反之，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本已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还在继续逐步提升。

根据世贸组织数据，以美元计价，2014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增长0.3%，中国增长6.1%，美国增长2.6%，欧盟增长3.7%（其中德国增长3.4%），日本萎缩3.5%，被许多西方舆论捧为赶超中国希望的印度增长2.5%。

2015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萎缩13.5%，中国萎缩2.9%，美国萎缩7.1%，欧盟萎缩12.5%（其中德国萎缩11.0%），日本萎缩9.5%，印度萎缩17.2%。 

当前全球贸易继续萎靡不振，今年4月份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报告预计今年全年世界贸易仅能增长2.8%，继续低于过去30年来的平均增速（5%），连续第五年低于3%，创下1980年代以来连续低速增长和萎缩时间最长纪录，且市场预计今年全年全球航运业将有1000艘、5200万载重吨船舶遭到拆解。

正是基于中国市场份额连续提升的趋势，市场参与者不能不对市场份额提升的数一数二贸易大国寄予更多期望。

也正是由于本国国内经济增速在大国中继续领先，就业、消费等指标总体形势良好，中国才有底气进一步开放市场而不是诉诸贸易保护主义。

须知近两年中国许多商品进口额降低源于通货紧缩下的价格暴跌，进口量实际上出现了较大增长。2014年全年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下降3.3%，仅原油、铁矿砂、铜矿砂、铜材、橡胶、化肥、大豆和谷物8种商品进口额就因此减少约485亿美元。

2015年我国进口价格总体下跌11.6%，许多大宗商品进口量继续增长，其中铁矿砂进口9.53亿吨，增长2.2%；原油进口3.34亿吨，增长8.8%； ……而这些大宗初级产品进口增长是与国内同一矿产采掘业不景气同步发生的。

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2008年以来G20成员共采取了1583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至今仅取消了387项（世贸组织报告）；而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2008—2016年间对贸易伙伴实施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平均4天一项（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最新《全球贸易预警》报告）；……

中国却持续采取措施扩大进口和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8月31日，商务部长高虎城宣布新设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9月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153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压倒多数通过修改《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的决定，扩大对外资等市场准入和便利化，把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从自贸区推向全国；

……

中国之所以能够坦然面对国内一些产业的不景气而坚持扩大进口，而不是诉诸贸易保护主义，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经济形势总体好于其它大国，可以通过劳动力跨行业、跨地区流动而解决相当大部分不景气产业员工再就业问题。也正由于中国国内景气程度相对较好，才得以保持较高的进口需求，其它贸易伙伴才因此寄希望于中国。

其次，中国可以推动建立新的组织框架，限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建立“紧急进口限制措施相关委员会”之类机构，世贸组织成员方全部或绝大多数加入；但不搞舍此即彼的霸权争夺战，而是提供新的选择，开展公开公平的竞争。

我们呼吁重启多哈回合动力，但如果一时不能实现，我们也不会强求；我们不阻挠贸易伙伴寻求参与TPP，我们只是发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而且相信这个启动时间晚于TPP的区域自贸协定谈判，最终可能比TPP更早开始落实。

尽管山姆大叔对它眼里的贸易霸权竞争者分外警惕，百般防范；但中国对这种霸权不感兴趣，不会主动去争夺，更不会去搞新形式的“两个平行世界市场”。

问题是美国自己，如果你寻求的目标不是在开放的市场上展开公平的竞争，而是企图利用自己无可匹敌的政治影响力，去寻求建立类似1930年代英国建立的“帝国特惠制”，从雄心勃勃推进全球多边自由贸易，退缩到乞灵于区域性的特惠安排，又怎能遏制住“自由贸易”旗号从自己手中滑落？

读史可以明志。回顾英国及其帝国特惠制的历史，看到这个工业革命的祖国、上百年来“自由贸易”的旗手丧失了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的雄心，退缩到了乞灵于英帝国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特惠安排，还有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保驾护航，有英镑集团等一系列配套安排，英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仍然无可奈何花落去，“帝国特惠制”这个英国用以维持其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的体系最终还是失败了，山姆大叔是否可以从中汲取点什么呢？

第三，中国需要推动主要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以实现各国和世界经济稳定、复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削弱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在动机。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国际贸易政策协调。同时，贸易政策也不能取代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作用。

第四，在寻求改革国际经济协作机制、完善全球治理的时候，中国应重视公平与效率兼顾。如果说原来的国际经济协作机制话语权过度集中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其它国家主要充当被动承受者，因而不甚公平；那么，现在的一些国际经济协作机制革新则存在效率低下、因而无法发挥实际作用的风险。

我们毫无疑问必须高度重视二十国集团（G20）机制这个平台，但这个平台参与者非常多，其国内经济政治情况差别巨大，政府政治治理能力有天渊之别，因而诉求相去甚远，协调困难，效率低下，若要把太多具体事务决策职能赋予这个平台，那肯定是做不好的。

看看欧盟决策效率低下而且存在许多逆向选择的决策，英国脱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如此，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对我们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取得代表世界多数人口的国家支持、实现国际合法性的渠道，是达成原则性共识的地方，并不适合承担太多的具体决策职能，具体决策更多地可能需要通过中美G2机制达成，再加上中国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对话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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