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7日，马蒂·班农坐在简陋而拥挤的家中，惊恐地盯着电视屏幕上美国股市大盘跳水，拉低他持有的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股票。马蒂·班农在这家公司工作了50年，这些股票是他为自己精心准备的养老金。

他生于大萧条的时代，育有五个孩子，其中包括现任白宫顾问和首席战略家史蒂夫·班农。班农和其他孩子经常揶揄父亲，说他宁肯放弃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也不愿抛售手中的股票。这些股票既象征着他对公司坚定的信任，也相当于买给孩子们的人寿保险。

他不断地切换电视频道，几乎所有金融分析师都在警告经济即将崩溃，而华盛顿的政客们与他同样一头雾水。因此他做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抛掉了手里的股票。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股市崩盘

今年95岁的马蒂·班农仍然为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华盛顿当局应对经济危机的方式使他至今充满怨恨。他的儿子史蒂夫·班农说，自己的反建制派世界观从那时起开始变得清晰，随着近十年来美国政治硬化，他得以成功进入白宫西翼，距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只有几步之遥。

“除了他的小屋子之外，我父亲仅有的净资产就是那些AT&T的股票，但（发生这样的事）竟然无人被追责？”63岁的史蒂夫·班农在近期一次采访中说道：“这些公司全都获得了政府纾困，但没有哪个高管的股份被削减，也没有人坐牢。这些公司的杠杆率都高的不像话，但人们却装作视而不见。”

在许多政治议题上，史蒂夫·班农的影响力胜过其他所有白宫官员，他也成为了人们认识特朗普政府的指示剂。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而言，他正在帮助总统先生履行其民粹主义承诺，着重惩治非法移民以及整顿那些向海外转移就业岗位的美国公司。左派把班农描绘成一名孤立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和反移民主义者。

许多因素使史蒂夫·班农成为制造分歧的政治煽动家。但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决定拥抱“经济民族主义”，激烈反对全球化势力和相关机制，都源于他的成长经历、与父亲的关系以及那些AT&T股票对全家的意义。

“后来所有事情都缘起于此”，他强调称：“所有事情。”

自从2016年8月加入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史蒂夫·班农开始主导打造共和党传递的信息，包括尖锐抨击开放边境政策、主流媒体、华尔街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等。除了帮助特朗普撰写重要的演讲稿，他实际上也是特朗普签发“禁穆令”以及敲定内阁人选背后的关键角色。

史蒂夫·班农在特朗普政府中扮演关键角色，甚至有媒体认为他才是美国真正的总统

长期以来，班农对全球各处的民族主义运动充满敬意，而对欧盟则感到嫌恶。2016年11月，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强有力的国家造就强有力的邻国”。

史蒂夫·班农把大公司的黄金时代看的过于理想化，他自己从未像父亲那样体验过那个时代带给人的稳定感。马蒂·班农投票给特朗普，是希望过上安定的生活；而对离婚三次的史蒂夫·班农来说，天下大乱则形势大好。班农曾在海军服役，搞过小额股票投机投资，也曾领导过早夭的“生物圈2号”——一个位于亚利桑那州的人工生态循环系统项目。

在投资银行界获得成功后，班农开始送父亲飞去新奥尔良和加利福尼亚度假。近年来，他每个月都会从华盛顿飞回里士满探望父亲，而且每天都会与他交流。

“他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是遵守规矩的好公民，是为了家庭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好父亲，”班农说：“世界上95%的人可能是像我父亲这样的，剩下5%是我这样的。也许这样才能构成稳定的社会。”

离开高盛集团后，史蒂夫·班农在好莱坞当制片人，并曾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在这个自由派大本营里，他是倾向于自由意志主义的保守派。

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洗礼，尤其是父亲做出抛售股票的决定后，班农的电影作品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党派色彩。他开始拍摄纪录片，包括在2010年正面反映阿拉斯加州长萨拉·佩林的编年纪录片——她曾是2008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这部影片引起了著名保守派、布赖特巴特新闻网创始人安德鲁·布赖特巴特的主意。

在加入布赖特巴特新闻后，史蒂夫·班农开始被扣上“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帽子

与史蒂夫·班农共事过的一名同事说，他将布赖特巴特新闻网视作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机会。2012年，由班农协助重新设计的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成为了保守派狂热者和另类右翼（即各种极右翼意识形态组成的松散同盟）的必读网站。

在班农的领导下，该网站的新闻标题变得越来越具有争议，例如“解决网络性骚扰很简单：女性退出互联网”、“科技公司招聘不存在性别歧视，女性的面试技能本来就很糟”，以及“骄傲地升起邦联旗：宣告我们光荣的遗产”等。

班农希望在非法移民和美国贸易赤字问题上，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是“最先发声、声音最响的”，主编亚历克斯·马洛说道：“他认为媒体正在展开‘圈地运动’，因此想要占据尽可能广袤的领土。”

被布赖特巴特新闻报道抨击的人对它恨之入骨。不久前，纽约州众议员、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团成员哈基姆·杰弗里斯评价班农是个“冷酷的种族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的支持者”，而班农否认了这两项指控。

史蒂夫·班农说，自己的意识形态不在于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党派差异，而更关心中产阶级与精英阶层、民族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之间的差异。他表示这正是自己反对开放边境、政治腐败和所谓“政治正确”的缘由。

在大选后某次返回里士满的路上，史蒂夫·班农的哥哥迈克想要请他吃午餐放松一会儿，而他则忙着在四部手机之间来回应答。

“其中三部手机是班农用来联系朋友的，另外一部手机他一接起来就说‘是，长官’”，迈克回忆道：“我知道电话那头的长官是谁。”

班农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读书时，蓬头垢面的形象总是让他父亲十分操心。前不久马蒂·班农用拖沓的南部口音回忆道：“他的长发就像嬉皮士一样，我有两年一度认为他是个女孩。”

1975年，史蒂夫·班农在弗吉尼亚理工的学生政府协会担任主席

马蒂·班农还拿儿子和他父亲相比，他父亲读完三年级便辍学了。他说：“我爸很聪明，很有生活智慧，能够通过阅读吸收许多知识，也十分关心政治。”

马蒂·班农成长于弗吉尼亚州军事重镇诺福克，在教会学校接受修女的教育。他曾利用闲暇时间给蔬菜称重、配送杂货来赚钱，那时候“天主教徒还把教会当回事儿”。

他认为踏实工作是种美德。九岁时，他开始在附近的高尔夫球场当球童，那时他的梦想是加入纽约扬基棒球队。

他原本希望成年后当牧师，但很快便遇见了未来的妻子并组建了家庭。他放弃了为华盛顿州参议员工作的机会，最终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找到了一份助理接线员的工作，在那里一干就是50年。此前，马蒂的父亲曾在那间公司工作了48年。

马蒂·班农说他开始时干的都是脏活、累活，后来终于爬进了公司的中层。在史蒂夫·班农出生后不久，他们举家搬到华盛顿市郊，1955年终于在里士满定居下来，当时他的第三个孩子刚满2岁。

“我曾经坚定看好AT&T，”马蒂·班农说道：“在顶峰时期，它曾是服务最好的电信公司，从创始之初便是如此，不管发生火灾、洪水还是风暴，一个电话打过来你就得去。晚上不管多晚，都得干完所有工作才能离开。”

在里士满，马蒂买下一栋三室两卫的房子，它带有殖民时期风格，有白色的壁板、黑色的百叶窗和带顶的门廊。他在那里一住就是58年，这是他唯一拥有的房产。

在当地社区，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被称作“金特公园争夺战”（译者注：金特公园是里士满郊区地名），因为这里曾是史蒂夫·班农孩提时代的家，而希拉里的竞选伙伴、弗吉尼亚州参议院蒂姆·凯恩的家就在一英里外。后来，希拉里和凯恩以压倒性的优势拿下了这个选区。

里士满在美国内战时期曾是南方联盟的首都，史蒂夫·班农在那里渡过了青葱岁月。班农家的朋友、前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主席帕特·麦克斯威尼说，史蒂夫在成长过程中和小伙伴们一直心存芥蒂。白人种族背景决定了班农一家能够享受一定的特权，但作为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他们在南方浸信会教徒中显得十分突兀。在他们所就读的本笃会学校，学生的宗教背景并不单一。

“我们面对着大多数人都没有的障碍，”麦克斯威尼说：“也不过就是40年前，那时候我还是里士满头一个在大律师行谋到职位的爱尔兰佬。”他用了“爱尔兰佬”（Mick）这个带有贬义的说法自嘲。

年轻的时候，史蒂夫·班农老是让兄弟们卷入斗殴，但是他也是个“书虫”，阅读面远超学校读书俱乐部的同学。弟弟克里斯·班农说，史蒂夫买书总是一摞一摞买。

史蒂夫和克里斯住在同一个房间，睡上下铺，他们都喜欢打棒球。史蒂夫·班农一开始打不出有力的快速球，他就让弟弟日复一日蹲在后院里替他捡球，直到他的弧线球打得足够好，能够进校队。“就这么一路打进了球队，”克里斯回忆说：“他是一个肯下苦功夫的人。”

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去打工。他去锄草，把哥哥6块草坪的“生意”扩大到了24块草坪。有一年夏天，他呆在废品回收站里，从过境的火车上卸载废铜烂铁。

马蒂·班农说：“每天晚上，他妈妈（即马蒂的第二任妻子多里斯）会让他去后院，把水管递给他（让他给花草浇水）。”

马蒂·班农高度重视孩子们的生活保障，因此他开始积攒公司股票，当时AT&T不时会推出员工持股计划。他倾其所有购买股票，甚至不惜违反保险条例申请贷款来买股票。在他看来，如果自己发生意外，这些股票无异于家庭成员的安全网。

“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他说：“我总是担心离世时什么也没给他们留下。因此我告诉自己绝不能卖掉那些股票。”

因此，孩子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安全的山姆”（译者注：总想确保安全，却反而得不到安全的人物形象）。

迈克·班农回忆道：“有时候，史蒂夫和我发现非常不错的挣钱机会，我们在父亲面前把计划和盘托出，但是他总会反问‘这有什么好处？’如果好处不够充分，他就会表示反对。哪怕你从年薪10万的岗位跳槽到年薪30万的岗位，仍然要把收入以外的好处一五一十地分析给他听。”

随着马蒂•班农的五个孩子一个个学业有成，工作稳定，生儿育女（他如今有19个孙辈和12个曾孙），他把自己的股票视作留给儿孙的遗产，也相当于一堂人生教育课，告诉他们稳定和奋斗的价值。

“我本来准备把股票留给孩子们，帮助他们在其他地方开枝散叶，”他说。

不过不久，2008年的市场动荡到来了。“那天我发现，我曾以为的聪明人是多么愚蠢，”他说：“他们完全控制不了场面，股市一日之内倾泻而下。我对自己说，这事来得太猛，再这么下去我就倾家荡产了。”

马蒂·班农说，那些股票的抛售价低于买进价，因此他亏损了超过10万美元。他做出这个决定，没有咨询证券经纪人，也没有征求家人的意见，两位在投资界工作的儿子也是许多天后才知道父亲抛售了股票。此后不久，这些股票出现反弹，几乎回到了原来的价位。

“我不是赢家，所以……”马蒂的声音逐渐变轻：“我十分羞愧自己做出了那个决定。”

当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时，华盛顿的政客们在讨论如何为华尔街推出一揽子纾困政策。那时史蒂夫·班农每天都与父亲互通消息。

那年的10月6日，金融分析师吉姆·克莱姆对《今日》节目的观众说，如果未来五年里他们还想用现金，就得把钱撤出股市。史蒂夫·班农说，克莱姆的警告让父亲感到十分害怕。

“我能感觉到，他对这个体制的信心彻底破灭了，”史蒂夫·班农回忆道：“他80多岁，年事已高，他们这一代出生于大萧条时代，年轻时目睹过太多悲剧，所以最怕承担风险。我父亲当时简直坐立难安。”

克里斯·班农说，做出抛售股票的决定对父亲而言尤为艰难，因为他对公司有很强的归属感。他从来没有加入过乡村俱乐部，也不怎么打高尔夫。他把所有的钱都投在我们身上。”

在史蒂夫·班农看来，正是那些父亲高度信任的机构背叛了他。他说正是华尔街的贪婪制造了泡沫，使他父亲的投资遭受风险，他还责备华盛顿建制派的不作为，没有阻止泡沫的产生和破灭。

“我们的问题在于，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像马蒂·班农这样的人被硅谷、华尔街和好莱坞所代表的时代潮流所抛弃，没有人关心他们，”史蒂夫·班农说。

“工作对于他而言就是一切，而薪水是他过上正常公民生活入场券。我们小时候，他从来不曾提起AT&T的股价涨了多少，他聊的都是少年棒球联盟世界大赛、教会慈善活动和传统的五朔节庆典。”

史蒂夫·班农认为美国企业应当重新肩负起社区责任。他问道：“为什么不可以回到黄金时代？可以的。”

他的父亲说，与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相比，自己还不是被那场危机伤得最惨的，但他最想不通的是，凭什么精英阶层的“肥猫”们得到了特殊照顾，而中产阶级却被丢在一边任其自生自灭。

“政府制造了这起麻烦，”马蒂·班农说：“精英们得到了政府纾困，而这个国家的其他人却什么都没有得到，灾难发生了就发生了，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走下去。”

（观察者网张成译自《华尔街日报》，杨晗轶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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