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末标志着中国的迅猛崛起，那21世纪初则被许多人认为是印度在全球舞台上赢得关注的时刻。今年一月，世界银行宣布，印度正在超越增速放缓的老对手中国，将成为2018年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全球老牌咨询公司麦肯锡将印度新兴中产阶级称为“黄金鸟”，这个谚语令人回想起古印度繁荣活跃的市场。而IBM更是把即将到来的时代直接冠名为“印度世纪”。

尽管各种预测都笼罩着乐观的光晕，但印度的未来其实远远谈不上有保障。在经济改革、行政智慧和政治领导力（也许还要点运气）的合理作用下，印度无疑有机会在本世纪大面积走向繁荣。然而如果上述条件得不到满足，印度将迎来令人不安的反乌托邦时代，届时数亿印度人的梦想无法实现，可能剧烈损伤该国的社会肌体。印度记者斯妮格达·普纳姆在新书《梦想者：印度青年如何改变他们的世界》中勾勒的，正是这样一种阴郁的情境。

《梦想者：印度青年如何改变他们的世界》

印度梦

关于印度黄金时代的预测，通常都基于两种趋势。首先是城市化：从2010年到2050年，印度城市人口增幅将高达5亿人，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人口增长。从历史上看，城市化通常意味着识字率上升、中产阶级建立、经济活力以及日益认同世界主义。

第二大趋势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口红利”，这指的是当大量年轻人成为劳动人口并促使经济生产率和储蓄率双双上升时，经济体所收获的经济利益。其他主要经济体人口均在逐渐老化，但印度截至2030年以前每月新增劳动力近100万之多。根据联合国估计，未来几十年全球15岁至64岁的人口增长将有四分之一来自印度。

然而另一套悲观的叙事开始浮现，与印度崛起的乐观心态形成鲜明对比——在其勾勒下，城市化与人口结构的合力不但无法带来丰厚的红利，反而将引发社会灾难。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基础设施破旧、服务质量低下、就业机会稀缺，印度的城市化即使能创造星星点点的财富和繁荣，也无法惠及普罗大众。因为新增就业机会远远不能满足急速扩张的劳动力队伍，迷茫的印度年轻人将被迫更加炽热地追逐身份政治，而一味强调身份标识可能加深族群隔阂并为教派冲突推波助澜。

新德里某建筑工地外，一名临时工抱着她的孩子

作为《印度斯坦时报》记者，普纳姆近距离观察了印度北部印地语区中心地带的年轻居民，试图了解他们的愿望和忧虑。与凯瑟琳·布的《美丽永恒的背后》相似，普纳姆将注意力投向印度民主的阴暗面。但相比特大城市，这本书更关注那些更能体现印度复杂性的二三线城镇。在那些地方，无序城市化和就业机会贫乏的体现得最淋漓尽致。在《梦想者》的带领下，读者将深入阿拉哈巴德、密拉特、巴特那和兰契等城市里杂乱密布、潮湿拥挤的巷道。

这些年轻躁动的印度人被普纳姆称作“梦想者”，也是“自印度独立以来最为绝望的一代”。1947年印度独立后刚成年的一代人满足于他们从英国统治下争取来的自由，而如今的梦想者们则期望政府能切实兑现宪法所记载的自由权利，例如消灭社会地位等级制度，降低财富分配不均程度，提供收益较高的就业岗位，确保公民享有社会保障等等。对他们而言，民众赋权不能只是政客为拉票而开出的空头支票，而必须在选举之后得到履行和保障。

普纳姆认为，目前尚无迹象显示印度民主制度能达成这些崇高的理想。今天，印度广大青年人口多数面临以下“三无”困境中的至少一种：无教育背景、无就业岗位或无谋职能力。印度教育体系的问题不在于设立教育机构，而在于提高教学水平。印度小学入学率已接近100%，但超过一半的六年级学生却读不懂给二年级学生看的故事，十分之一的人甚至没法从一数到九。

庆祝排灯节的印度儿童

类似的失败体现在每一个教育环节。最近，非政府组织布拉罕(Pratham)对14至18岁印度人进行评估，发布了一组令人沮丧的统计数据：40％的年轻人看不懂钟表上显示的时间，36％不清楚印度首都在哪里，62％不会计算九折商品的价格。另外，由于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门赚钱的生意，大学急剧扩招。据政治学家德韦什·卡普尔估计，从2000年到2015年，印度几乎平均每天新增6所高等学府。然而除了极少数个例外，这些机构大都质量堪忧。

第二个危机与工作岗位的稀缺有关。印度经济每月需要创造大约100万个工作岗位，才能跟上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但政府评估报告显示，目前印度每月只能创造35万到40万个就业岗位。无法在正规行业谋求职位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只能在非正规行业打点零工，勉强糊口。造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印度采取了与东亚邻国不同的“早熟”经济模式，跳过制造业阶段而直接进入了服务业阶段。

该模式的问题在于，不是每个印度人都能成为软件工程师；实践告诉我们，夯实制造业基础是保证大规模就业的唯一可行战略。印度的不幸在于，它不仅没能实现工业化，反而过早地去工业化。失望的求职者越来越多地寄望于进入公务员体系，但不幸的是，过去二十年来印度政府公职数量一直在减少。正因为如此，2015年才会出现超过230万印度人争相申请政府部门350个低级助理的荒谬景象。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印度尽管劳动力充足，但合格的产业工人十分短缺。2016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全印度15万名工程专业学生竟有80％能力达不到行业标准。

荒凉山庄

印度城市基础设施面临困境的严重程度绝不低于劳动力市场，薄弱的基础设施不仅制约了城市增长，还扭曲着城市的面貌。关于印度北部城市阿拉哈巴德，普纳姆写下了她初来乍到时的感受：“在这座城市，新旧时代的冲突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其严重程度在我去过的其他印度城市前所未见：到处是又堵又破的道路、烂尾工程、露天污水沟，一出火车站厚重的灰霾就扑面而来。疯狂施工、过度拥挤、市政崩溃等问题已使印度二线城市沦为大坑。”

新德里一角

印度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无法使城市成为宜居的空间，这还只是表面症状，真正的恶疾在于国家根本无法履行主权职能。既然事实证明印度政府不能为公民提供基本服务，那么有经济能力的人自然放弃了期待，选择自行聘请私人医生、教师和保安。公民早已不再信任国家有能力、有意愿为人民提供基本便利设施。

缺乏信任的结果不仅是私有部门代替公共部门，而且迫使印度人怀着投机取巧的心态钻法律空子。普纳姆指出，印度许多年轻逐梦者已变成舞弊者。她混入新德里某个用呼叫中心行骗的作坊，揭露出令人十分不安的真相。普纳姆发现，整个街区都在从事欺诈印度年轻人的活动，以某个子虚乌有的高薪工作诱使他们预支一笔款项。 “在德里，你不使点诈，根本不可能出人头地。”一名踌躇满志的“招聘员”笑着向普纳姆解释道。

被警方逮捕的印度电信诈骗嫌犯

普纳姆发现，即使原本品格端正的人也终将屈从于诱惑，去剥削他人，因为他们本身就遭到了彻底的剥削，不得不试图捞回来些好处。穆罕默德·阿扎尔本来是个怀揣梦想的年轻演员，他努力使自己职业生涯走上正轨，却被选角导演一而再、再而三地压榨。在书中，我们目睹了阿扎尔从无辜的失败者慢慢蜕变成不择手段的诈骗犯，而那些受骗的新人与当初的他毫无二致。“他认为欺诈是成功的必要手段，我没法怪罪他，” 普纳姆写道，“因为在他认识的所有人里，没有一个不是坑蒙拐骗致富的。”

不过，无论普纳姆揭示的问题有多令人不安，绝望并没有完全战胜希望，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是莉查·辛格的故事，这位年轻女士敢于站出来竞选阿拉哈巴德大学学生会主席。辛格之所以参选是为了打破学生会具有性别歧视意味的潜规则，即女生不得加入。尽管不少青年男子认为她伤风败俗，不惜威胁恫吓甚至暴力攻击，辛格还是出人意料地赢得了选举。

印度世纪到来了吗？

然而，类似这样鼓舞人心的胜利并不能掩盖印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如果国家政府仍然找不到途径利用城市化和人口结构优势，那将产生两个不利结果。首先，目前已经十分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将进一步恶化，经济学家卢卡斯·尚塞尔和托马斯·皮凯蒂最近发表论文称，自1922年印度开始征收所得税以来，印度最富的1％人口收入占国民整体收入比例已达到最高点。

第二个结果是教派之间的愤怒情绪如癌细胞般扩散。普纳姆展示出令人不寒而栗的现实，在生活中受挫的年轻人已经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狂热捍卫者。她在书中写道：“他们应征加入了一场保卫印度教身份认同的战斗，但实际上他们再也容不下其他任何一种身份。”印度人口结构年轻化不但不会减少人们对教派的依附，相反还会增加这种依附性。在印度各邦，年轻人开始鼓动实行族群配额制度，以确保本社群能获得收入丰厚的公务员工作。最热衷于街头抗议的印度青年并不来自社会底层，而是接近于顶层。他们对政府保护传统弱势群体的平权政策感到不满，于是也要求得到保障。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游行

如何应对城市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双重压力，将决定印度民主的性质。印度公民会把经济增长还是社会正义放在首要位置？他们会坚持自由主义民主传统，还是屈服于多数主义民主的诱惑？读完普纳姆的书，我们很难对这些问题保持乐观的态度。她写道，许多曾经的梦想者不再抱有幻想，因为一件事令他们痛心疾首，“他们在这个国家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也看不到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未来。”

有人把雄心万丈的印度中产阶级吹得天花乱坠，然而《梦想者》一书却把这套光鲜的宣传话语击得粉碎，呼唤我们把注意力投向印度光鲜外表之下腐败、沮丧、幻灭的一面。印度精英们大可以轻率地粉饰这些不合时宜的真相，但普纳姆已向我们证明，这种自我麻痹无异于慢性自杀。

（观察者网黄郁译自《外交事务》，杨晗轶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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