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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森·加德尔斯:我们的世界为什么在崩塌?

2016-04-09 08:20:57

当今世界似乎正在进行着一场角逐,一方是新获得赋权者(newly empowered),另一方是刚被剥夺权利者(recently dispossessed)。事实上,这两种现实不仅同时存在,而且相互依存。

世界不但经历着巨额财富的创造,而且处于流动性前所未见、连通性无孔不入的状态,面对不平等现象加剧,社会失位以及身份认同丧失,某些反弹显得既胆怯又可怖(fearful and fearsome),但其本质是对于全球化肆意发展和科技急速变革的叛逆,而我们渐进式的人类天性注定很难接纳这种叛逆。在加速发展的时代中,未来的震荡将在当下对个人、家庭和社区形成反复重击。

总之,浮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是完全陌生的,它与过往的传承彻底断裂,无法建构起一套令人安心的前进叙事(a reassuring narrative going forward)。然而,在哲学家口中,未来的新版图是“可塑的”或“流动的”,它在无形的改变形态,随着每一种破坏性创新和每一种确定性的被抛弃,任何意义感(sense of meaning)刚被接受就稍纵即逝。人们尚未对即将到来的时代产生不祥预感,便已对“下一步将发生什么”产生戒心。在乔纳森·弗兰岑等小说家眼里,社会上笼罩着一层“永恒的焦虑”,他引用马克思的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无独有偶,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也在访谈中引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名言:“头脑中的陌生感”让我觉得“我既不存在于此时,也不存在于此地。”

齐泽克:人类应做好准备去迎接“可塑性”更强的游牧生活,国家主权将被重新定义

很长时间以来,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关注着这种焦虑/受威胁感,以及与反向强化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正如阿玛蒂亚·森在他影响深远的著作《身份与暴力》中所提到的,由于暴力、剧变或受排斥产生的威胁感越强烈,身份认同就越僵化,越倾向于“孤独主义”。紧迫的威胁,或对于受威胁的感知,削弱了个人及社区生活的其他多元影响,并将某个维度的重要性拔高到关乎生死存亡的地位。与此相反,稳定、安全和包容性能够产生包含多元维度的适应性身份(adaptive identities)。

历史印证了上述所言。在20世纪初的世博会上,得益于工业化、城市化、能源、通讯、交通的飞跃式发展,以及节省人力的设备给家庭带来的变革,普遍的乐观主义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随着欧洲旧帝国的固定生活方式被彻底颠覆,人们内心的焦虑与怨愤并未消失,只是被表面的辉煌遮蔽起来。精英和普罗大众涌向民族主义、种族团结寻求庇护,或选择效忠于各自的阶级。接着,一切突然于1914年夏天,以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导致1600万人丧生。而这一切,又为二十年后的另一场大灾难埋下伏笔,二战不但撕裂了欧洲,还上演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和广岛长崎核毁灭等惨剧。

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政治和文化逻辑是深植于同一“族类”的身份及生活方式中的,它们与经济和技术逻辑的发展轨迹有着深刻的不同。

1889年巴黎世博会全貌

我们VS他们

遗憾的是,历史经验一次又一次展示了,实践政治的基本逻辑无关乎理性对话,它是一套敌友对立、“我们vs他们”的逻辑。一切都围绕着维系社群生存和繁荣而展开,而社群本身,是由社群之外的人定义的。我们目前所熟识的政治,是根植于特定地方土壤中的,而非基于全人类普世领域、或“公善”(the common good)之上的。

诚然,文化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不断演化,进而产生新的混合形式,在此过程中,融合与摩擦无法完全相互抵消。从表面上看,不同文化似乎在交叉授粉,但往往只是披上薄薄的画皮,根植于民族或部落生活方式深处的“民族精神”或不相称的价值观,仍然是身份的基础所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人会惊讶于“新儒家”的中国或“新奥斯曼”的土耳其,他们不明白非西方的现代性(non-Western modernity)为何没有按西方的预期发展,这些国家没有“变得与西方一样”,而是在各自的历史道路上探索未来。

经济和技术的逻辑是关乎普世性、效率和理性的。正如法国哲学家雷吉斯·德布雷的洞见,基于这套逻辑展开的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深层次的文化、宗教和部族冲动已被彻底消除,它们仅仅处于失位(displacement)的状态。“在现代政治中,不顺应时代的、古旧的人仍占有一席之地,因为‘现代’无法在时间上对他们定位,只能决定其影响力与决定权的高低:那些人不是陈陋的,只是处于底层;不是迂腐的,而是深邃的;不是过时的,而是被压抑的。”正因为德布雷早在1986年就对人性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他预言21世纪的特征将是“上帝和电脑”共存——彼时,“伊斯兰国”和“脸书”都还遥不可期。深层文化总会回归,对社会进行塑造。文化是下层基础,经济和政治是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颠倒。

布鲁塞尔莫伦比克区哈利勒清真寺内景

现代迷信

对于变化,现代性有一种迷信般的信仰。但与坚持正统、维护传统秩序相比,变化本身并不是一种更纯粹的善。就我们所知,追求纯粹的存在状态(pure state of being)——不论是理想式的过往、乌托邦式的未来、种族,还是宗教信仰——都将归结于极权主义,并与人类天性中的多样性格格不入。

政治伊斯兰(观察者网注:又称伊斯兰主义)认为世界已被玷污,因而渴望获得幻想出来的身份纯洁性,其防御型意识形态由此走向残暴的极端。自奥斯曼哈里发国崩塌以来,伊斯兰教始终缺少一个权威中心,各种教派,尤其是近年来的“伊斯兰国”,都坚持自身对伊斯兰的解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些教派将长期与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作战,其规模至少堪比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三十年战争。

我们已经在布鲁塞尔、巴黎等地见识了这种对于身份的防御型主张,它对于未同化的欧洲穆斯林移民儿童具有吸引力。对于那些被异化的、处于社会边缘的、流离脱节的原子式个体来说,他们所信奉的伊斯兰纯粹理想仿佛敞开的子宫,具有一种天然吸引力。今天,来自西方世界内部的伊斯兰圣战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19世纪末俄罗斯的“多余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最终成为了虚无主义的恐怖分子。

这同样是一个规模问题,规范和价值观根植于地方性朴素美德当中。“全球化带来的福利和不同社群的共有价值观存在矛盾,”曾于2005年至2013年担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帕斯卡尔·拉米说道:“基于经济学的规模经济效应(economies of scale),全球化规模越大,带来的利益就越大。大即是美。身份、合法性和政治的逻辑在于邻近性,我们称其为规模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ale)。小反而是美。”

普世理性和效率导致了趋同,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和技术传播,但文化和政治想象却导致了趋异——人们以各异的途径,在熟悉的生活方式中寻求庇护,这种生活方式流露着获取族类内部认同的尊严,并能够建构身份去对抗各种无名力量的压迫。

经济发展和身份认同遵循着两套逻辑,若不调和两者矛盾,最受伤的将是人类文明(图片来自Asia Times Online)

在人类事务的治理中,当前的挑战在于,如何赶在社会出现严重破坏性剧变之前,调和这两套逻辑,否则我们的大胆跃进将催生一系列反作用,导致社会倒退,陷入20世纪那种战争和分裂当中,甚至坠入后现代版的中世纪黑暗时代。

除了巴别塔式的、缺乏融合的单一性未来,以及回到部族、宗教互不容忍的过去,教皇弗朗西斯口中“调和的多样性”(reconciled diversity)不失为一种新的治理哲学。它应当在保证人类尊严的同时,普惠式地传播善。建立这样的世界需要各方齐心协力,它要比撕裂世界困难得多,但我们义不容辞。

(观察者网杨晗轶、青年观察者王欣译自《世界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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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森·加德尔斯

内森·加德尔斯

《世界邮报》主编,伯格鲁恩研究院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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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杨晗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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