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人民网发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向在哈东干人赠送汉语教材”。咦，问题来了，东干人是谁？

在陕西西安，有一个丝绸之路中亚东干人博物馆，里面珍藏了很多与东干人有关的物件，其中有一副刺绣作品名为“思乡图”，这是怎么回事？东干人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张汉晖大使向东干人协会捐赠教材。（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使馆供图）

捐赠活动现场。（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使馆供图）

与会部分嘉宾合影。（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使馆供图）

5月4日，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张汉晖在哈首都阿斯塔纳会见哈东干人协会主席安胡塞，并通过该协会向在哈东干人赠送由使馆出资订制的500套快捷汉语教材（包括2500册教学书籍和500支点读笔）。

张大使称，在哈东干人作为两国人民友好的重要桥梁，东干人在哈生活一百多年来不忘中华传统文化，较好保留了陕甘地区的方言及风俗习惯。当前，在两国领导人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中哈关系快速健康发展。使馆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在哈东干人开展汉语教学，更好地投入到中哈友好事业中来。

安胡塞对中国使馆一直以来给予哈东干人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介绍称，目前在哈已有15所东干学校，共有约1.7万名学生，他们都非常渴望学习汉语。使馆赠送的现代化汉语教材非常先进，可实现全程语音自助教学。这是给在哈东干人最珍贵的礼物，不仅有助于东干人学生学习纯正的现代汉语，更让大家感受到了来自故乡的温暖和关怀。

“东干人保留了陕甘地区的方言及风俗习惯”？“来自故乡的温暖”？

事实上，“东干人”为中亚穆斯林民族（дунгане,Dungani,Tungani），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众多民族中的一支，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距今130多年前从中国移居至中亚的回族人后裔，少量为之后陆续移民至中亚的回族人及其后人。他们多能操陕西关中方言、和以陕甘方言为基础的新疆伊犁汉族、回族方言。哈萨克斯坦境内还有一个颇有名气的“陕西村”，最近20多年来，中国国内有关东干人的报道、研究逐渐增多。

据悉，东干人现在西安、兰州及北京学汉语的青年人非常多，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到中国学中文。中国国务院侨办曾资助了数百名学生到陕西师范大学学习。“这些孩子到中国学习，圆了东干数代人回故乡学习的梦，很多人知道了自已的家乡在哪儿。”

而上文提到的安胡塞，除了担任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会长外，也是“陕西村村长”，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常委、江布尔州陕西集体农庄主席。安胡赛经常往返中哈之间，热衷汉语教育事业，将在哈东干人后代送回国内学习汉语，他自己也在西安寻到亲人，曾参加黄帝陵公祭活动。2004年，新京报曾对这位满口陕西话的安胡赛进行了一番有趣的对话。（采访见文末）

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陕西村”/资料图

位于西安的“丝绸之路中亚东干人博物馆”是一个了解东干人的窗口。5月4日，陕西日报记者采访博物馆馆长安和平称，“在丝绸之路中亚东干人博物馆里，不仅可以看到丝绸之路上的汤瓶壶，丝路驼队用过的铜水壶，中亚出产的丝绸之路地图，还可以看到具有陕西元素的关于中亚东干人的起居、饮食、住行等方面的物件”，“博物馆将中亚东干人早期的生活起居和风俗习惯等保存下来，也让更多人深入地了解穿行在丝绸之路上的东干人。”

博物馆中，陈列着一副用泥塑捏成的丝绸之路的场景图，拖着商品的驼队、易货的商旅、舞蹈的胡姬等，再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繁华景象。在博物馆的第三层中，收藏了很多东干人生产生活的物件，有色彩鲜艳的服饰、剪纸、绣片、虎头帽、绣花鞋等。安和平馆长特意介绍了东干人的一幅刺绣作品“思乡图”，图中有城墙、鼓楼、石榴树等标志，代表着东干人对家乡深深的思念。

用泥塑捏成的丝绸之路场景图。来源：陕西日报

东干人服饰。来源：陕西日报

中亚皮画/来源：陕西日报

丝绸之路纪念币。来源：陕西日报

最早发现“中亚陕西村”的人

王国杰，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干学专家，被称为“找回10万陕西乡党的人”。1993年，他自费赴中亚，专门考察散居在中亚三国的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后代———12万东干人，著有《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

王国杰曾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称，东干人靠种植业和经商贸易这两项立足中亚，一直都是中亚经济活跃、文化独特的民族，“他们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有生力量，很多东干人可以直接当翻译。”许多东干人自己有企业，他们的其它民族的朋友也有企业，“这些企业可以加入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

王国杰/资料图

王国杰祖籍陕西兴平市，年少时就听老人讲过清末回民叛乱的故事，惨烈的情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王国杰考上陕西师大硕士研究生，专业为俄罗斯问题研究。他的代课老师韩敏、邵宏模在研究陕西回民起义史中遇到一个难题，清末陕西回民起义过程中，有一部分回民起义军被迫西去，但最后到了何处，境遇怎样，没有史料可查，成了课题中一个缺憾。这引起王国杰的注意。

1980年，王国杰从一份杂志上看到定居澳大利亚的俄裔学者葛维达写的一篇关于苏联东干人风俗习惯的文章，文中称他们是1877年-1884年间定居中亚的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幸存者，但文中没有东干人确切地址。

王国杰非常兴奋，他的专业是俄罗斯问题研究，肯定有机会到苏联寻找东干人。机会是要争取的。1989年，王国杰通过考试，被国家教委公派到苏联圣彼得堡师范大学留学。他向国家申报的留学科研课题为“苏联政治制度研究”，但他心里有个更重要的计划：到苏联寻找东干人。

1990年8月到苏联后，王国杰四处打听东干人的消息，很快得知一个同学家在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而且他家里来过东干人。同学非常热情，邀请他到塔什干，住在自己家寻找东干人。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王国杰，没有资本客套，1990年10月，他向学校请了1个月的假，跟着同学去了塔什干。

“你是从大清国来的？”

王国杰没有办理到乌兹别克斯坦的签证，而且当时的苏联对外国人监控的严密，所以到了塔什干，他不敢声张，也不敢随意走动，只能悄悄在街头活动。塔什干有人口上百万，东干族只有两三千人，而且没有集中居住区，与外人交谈讲的都是俄语或哈萨克语，特别是当地还有大量相貌和华人相像的朝鲜人，要找他们并非易事。王国杰到商场、集贸市场去找，见到相貌像华人的就打听。然而找了两个星期也没有碰到，王国杰心急如焚。他向学校只请了1个月的假，担心无功而返。同学的父亲说，你不要着急，塔什干肯定有东干人，东干人还在我家住过，你一定能找到。

听说东干人善于种菜，大多数卖菜的都是东干人，王国杰就找卖菜的问。一天，王国杰到市场上买水果，碰到一名50多岁开“拉达”小车卖白菜的老头，相貌像华人，就上前用陕西话问：“菜咋卖呢？”

卖菜老头说：“你个东干人买啥菜呢？”“我不是东干人。”“不是东干人，咋说俺东干话？”“不是我说你东干话，是你说俺的话。”卖菜老头惊异地问：“你是从大清国来的？”

“我是从陕西来的，你先人就住在儿。我把你们找扎了。”

老头把菜摊收了，激动地说：“走，咱回家。”

王国杰从同学家取了自己的行李，住到了这位叫马回成的东干人家。

马回成不仅卖菜，而且有个粉条作坊，3辆小汽车，种了几十公顷的向日葵，年收入折合人民币约7万元。马回成的老伴一副关中妇女的打扮，头戴黑色布帕，打绑腿，孩子们都说陕西方言。

马回成问王国杰：“左宗棠的人还在不？”

王国杰反问：“你们这100多年都没有回去过？”

“回不去，也不敢回去。”

王国杰说自己这次来，专门为研究东干人。马回成说，这没问题，他有个朋友专门研究东干人，还写过东干人的书，就住在塔什干，见了他啥问题都解决了。

见到马回成的第二天，王国杰认识了在塔什干社会科学院工作的麻乃。麻乃本身是东干人，父母还住在哈萨克斯坦“陕西村”。他上博士时，毕业论文为《东干人的饮食文化》。

麻乃说，东干人都想回老家看看，但不敢。王国杰建议他们先向陕西有关部门发邀请访问函，建立上关系。后来他们以东干协会的名义，给陕西省有关部门发了邀请函，1991年，陕西省有关部门组成了第一个访问东干族的访问团。

王国杰在马回成家住了3个星期，收集了大量资料，得知东干人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吉尔吉斯斯坦莫斯科区和乌兹别克斯坦奥什州。1991年11月回国后，王国杰写了一篇文章《苏联有个陕西村》，文章见报后引起轰动。

从此，“陕西村”与陕西连接起来，往来频繁。1993年，前苏联回族协会副主席黑老五应邀参加了陕西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王国杰担任翻译。

有人称赞王国杰研究“陕西村”的课题很有意义，建议就东干族写本书。王国杰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但由于上次到中亚时间短，了解的肤浅，还没有真正进入“陕西村”获取第一手资料，他决心再去一次中亚。

2014年，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白贵统计的《近二十年中国媒体对“东干人”的报道》

二次西行访问“陕西村”

虽然有人认为研究东干族有价值，但向有关部门申请这一课题经费还是不容易。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追求，往往不惜一切代价。1993年6月，王国杰怀揣家里仅有的1万多元积蓄，西行中亚，开始第二次研究东干族的旅程。

王国杰心情太迫切了，没有过多考虑就上路了。王国杰主要目的地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但因是通过麻乃办的签证，签证上是到乌兹别克斯坦。王国杰不管这些，半路到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就停下来寻找东干人。因事先没有和有关人员联系，在阿拉木图举目无亲，只能住旅馆，每天的住宿费

100元人民币，一顿饭几十元，找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见着东干人的影子。一天，有个俄罗斯族人告诉王国杰，阿拉木图市西北角有个中国市场，里面有许多东干族商人。在这里，他遇到了许多祖籍凤翔的东干人。由于人家生意忙碌，王国杰获得的东西不多，只好到吉尔吉斯斯坦首府比什凯克寻找东干人。

在比什凯克一位老师家的墙上，王国杰看到一个叫“什娃子”的电话号码，判断什娃子是东干人，便按号码拨了电话。听了王国杰来中亚的意图，对方说：“你不要动，我让娃来接你。”不久，什娃子的儿子开着“拉达”车将王国杰接到家中。这时王国杰才知道，“什娃子”是姓，他的名字叫主麻·什娃子。主麻的哥哥亚色尔给王国杰提供了大量有关东干人的书和资料。主麻的外甥又正好是东干研究所所长伊马佐夫，王国杰在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文字资料。

两个星期后，主麻的儿子送王国杰到60公里外的新渠。新渠和相邻的营盘、哨葫芦，是东干人居住的三大中心，特别是营盘，被十万中亚东干人视为自己的根据地、大本营。在这里，王国杰住了3个月，广泛地和东干人交谈，了解他们的历史。

当地东干人对他这个从“老舅家”专门来给东干人“写本本”的人非常热情，挨家挨户请他到家里做客，有的为请他吃饭宰牛杀羊。有关人员专门出面组织老人和王国杰座谈。后来担任第六任哈萨克斯坦“陕西村”村长的安胡塞，将自己收藏的1959年出版的《七河省的东干人》一书送给王国杰。俄罗斯学者（注：波雅尔科夫）1901年写的《东干起义后记》一书对研究东干人非常重要，可惜找不到书。“东干族之父”白彦虎的孙子白六娃设法从圣比得堡博物馆给王国杰搞来一套该书原稿的复印件。

有人对王国杰说，你是第一个能坐下来听我们讲述东干人故事的中国人。

曾经一位东干老人的话，令王国杰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东干人对祖国浓郁的怀念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上世纪20年代，他们曾有4人克服重重困难，绕道莫斯科、北京，不远万里到达陕西寻根问祖，但当时没有人敢接待他们。到了40年代，他们又来了7个人，依然没有人敢接待他们，而且当时处在战乱时期，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回去后，他们伤心地说，人家不认咱了。

从此，东干人失去了和“老舅家”联系的信心。

王国杰从东干人口中听到许多陕西俗语：“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宁恋本乡一捻土，不爱他乡万两银”；“官大一品，不压乡党”；“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

回国后，他撰写了30万字的专著《东干族形成发展史》，并且每年都要写一两篇关于东干人的论文。为研究东干人，并不富裕的王国杰个人投资4万余元，仅为出版《东干族形成发展史》，就花了他3.5万元。

王国杰每年都要和回老家“探亲”的东干人接触，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和许多东干人成了老朋友。2000年为5名东干族学生到西北大学留学而东奔西跑。他表示，他想再去一次“陕西村”，进一步深入研究东干族。

东干人有多少？分布在何处？有籍贯教派之分

去年11月，中新网刊发了“走进东干人”系列文章，介绍了东干人人口统计，分布特征及地点，内部构成，生活习俗等等。

关于东干人口长期以来有官方和民间两种说法。按吉尔吉斯坦东干协会的说法是17万，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各有7万多，乌兹别克斯坦还有近2万人。

但据官方人口统计，至2016年底，东干人数有15万左右，可能逾15万。其中吉尔吉斯斯坦约7万，在吉国民族排名第4位；在哈萨克斯坦也接近7万人，在哈国民族排名第11位。这在两国各族人口自然增速中最快。俄罗斯东干人从无到有，而且增长很快，目前已达7000-8000人，多数由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迁移。只有乌兹别克斯坦不增反减，至今只约有3000-4000人。

此前有数据显示，乌兹别克斯坦因东干族人口比例太少，没有公布其人口统计数，最后一次官方统计是1979年，只有2542人。

至于统计数字的相应减少，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东干人口大幅减少，这主要是异族通婚家庭成员在人口统计填报中变动所致，同时也与近些年由哈、吉两国移居至俄罗斯的东干人增长较快有关。

据俄国官方统计，早期由新疆移居至中亚的回族人，有1万余人。1877-1878年，由新疆南疆逃至中亚的3批，到统计时有6259人；1882-1884年，由新疆伊犁迁至中亚的4682人；合计10941人。后来又有几批、或零星从新疆迁移至中亚。

作为同一个民族，东干人与中国回族人具有类似的人口特征，即居住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大分散”，显然是指目前主要分居吉、哈、乌及俄四国；“小聚居”，就是集中居住在各个乡庄、村落和城镇社区。同时，其内部还有“老教”和“新教”之分，“新教”中又有“门宦”之别。

“我知道的回民聚居点有28个，现在还有新增加的，估计有30多个点。”2014年夏，王国杰在比什凯克对中新网记者如是介绍。

中亚东干人分布示意图。来源：中新网

东干人绝大多数分布于吉、哈两国，有七成多分布于楚河两岸的平原上。发源于天山西部中段支脉的楚河，虽然是吉国第二大河，但是却是一条并不宽阔，也不算很长的河流，河水流速不缓，长年不断，水量可观。吉尔吉斯斯坦是个多山之国，人们主要生活在河谷平原上，而楚河谷地，是吉国最大的平原。这里孕育了比什凯克和托克玛克这样的中亚著名城市，也哺育了东干人，被其称为“母亲河”。对中国人而言，提到楚河，人们会自然联想到“楚河汉界”。此楚河与彼楚河有关联吗？恐怕人们至今也难以说清道明。在其上中游100余公里的部分，苏联时期就是吉、哈两加盟共和国的分界，两国独立后，成为了彼此边民不能随便往来的边界。

这片多数东干人的聚集区，在楚河南岸吉国一侧的楚河州和比什凯克市，居住着吉国绝大多数的东干人。记者当时与吉尔吉斯斯坦东干协会核对：东干人在托克玛克市约有11000人、坎不隆约有7000人、米梁坊约有6000人、伊斯拉克(星火镇)约有3500人，萨多维约有2500人、杰尼索夫卡约有1500人、阿劳尔则约有1000人。

这里居住陕西籍和甘肃、新疆籍回族后裔。比什凯克市西郊的亚历山大诺夫卡镇及哨胡芦村，是吉国东干人最多的乡庄，合计约有17500人，为甘肃、新疆籍回族后裔。比什凯克市区约散居着7000-8000人。另外，吉国其它地方还散居着数百人。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东干人的聚集区，距伊塞克湖州府4公里的伊尔迪克(二道沟)乡，那里聚集着4000多东干人，同时还有散居于州府卡拉科尔市近800人，都是中国回族哲合林耶门宦的后裔，仍为哲合林耶派，为甘肃、新疆籍回族后裔。在南方奥什卡拉苏区的伊万诺夫卡乡约有6000多东干人，奥什市区还有2200多人。这里多为青海、新疆籍回族后裔。另外，在纳伦州有约500人。其他还约有1500-2000人，散居于吉国其它各地。

在楚河北岸哈国一侧，属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库尔岱县的几个东干乡村和县城，聚集着哈国7成以上的东干人、约5.3万人，大多是陕西籍回族后裔。距北岸吉国托克玛克市2公里的新渠乡，就是目前中亚东干人聚集最多的乡庄，现有2.4万人，是1902年从营盘乡庄划分出来的，几乎是清一色的东干人；其北7公里，便是中亚最早的东干人聚集地——营盘乡，有人口约1.8万，几乎亦是东干人。由此往西至县城：(近日与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核对)东干人在阿吾哈勒德乡约有7000人，稻(田)地村有近1000人，黑水村约有2000多人，县城还有1000多人。

东干人在哈国前首都阿拉木图市约有8000-9000人。其中市区西北角的署光镇就聚集着5000多，多为甘肃、新疆籍回族后裔，少部分为陕西风翔籍回族后裔；江布尔州府塔拉兹市郊东南的东干乡庄——江尔帕克-提别有6000多人，阿拉木图州府及叶尔肯特(潘菲洛夫)区约有3000人，为甘肃、新疆籍回族后裔。近些年移居至新首都阿斯塔那市有近千人。

在乌兹别克斯坦也聚集着一些东干人，20多年前，在费尔干纳盆地与吉尔吉斯斯坦奥什相邻的安集延，有约3000人居于此，但是至今只有少量，多数已被同化，或移居哈萨克斯坦。这些人多是青海籍回族的后裔。目前，首都塔什干市市郊的卡尔·马克思农庄聚集着近4000人，塔什干市也有一些，多为陕西籍回族后裔，由哈萨克斯坦迁移而至。

由于籍贯之别和教派之争，目前，陕西籍回族后裔的东干人主要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而甘肃、新疆、青海籍回族后裔的东干人主要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有研究、统计认为：按籍贯的人口划分，约占东干族总数的55%是陕西籍回民后裔，约占东干族总人口的45%的多为甘肃、新疆、青海籍回民后代。

东干人聚居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资料图

东干人为中亚族群中生育率最高，“英雄母亲”最多生17个

二战后期，由于人口锐减，苏联政府对生育多子女的妇女和家庭给予奖励。其中，对生育10个及以上孩子的母亲，被授予“英雄母亲”勋章，俗称“英雄母亲金牌”。苏联解体后，各独联体国家的对生育鼓励政策有不同的变化，但鼓励多生育的基本策略未变。

每一个东干人的乡村，都有一定数量的“英雄母亲”。东干人口最集中、最多的县——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库尔岱县的营盘乡，有一位百岁老人家就育有10孩子，早年被政府授予“英雄母亲”称号。该乡庄有3位百岁老人，每人都有7个以上的孩子。

据说该乡目前生育最多的妇女是乌格尔·海麦，1993年她50岁，已生育了15个子女。当年营盘乡有许多“英雄母亲”，有一位“英雄母亲”竟然生了17个孩子，这也是东干人中生产和养育孩子最多的母亲。她有63个孙子，繁衍了一个100多人的大家庭。

按民族人口比，东干人在中亚生育比例最高。据介绍，从东干人的第2代起，大多数家庭都有5个以上的孩子，到上世纪60-90年代，大约有1/11的东干家庭育有10个及以上的孩子。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的东干妇女平均生育8个小孩，而其他民族的妇女一般都要少于这个数字；居住在城市的东干妇女相对较少，一般生2-3个，而城市的俄罗斯妇女一般只生1-2个。

除了东干人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主要也是受政府的鼓励。当时苏联奖励“伟大的母亲”有三种勋章，分母亲勋章、光荣母亲勋章和英雄母亲勋章。母亲系列勋章颁发标准，不是生的数量，而是抚养成人的数量。

凡获得母亲系列奖章的人员和家庭，都能获得相应的优惠政策。据悉，苏联解体前，每生1个孩子，国家发给50卢布，当时可买200公斤面粉。小孩满周岁后，给每个孩子每月12卢布。营盘乡的一位英雄母亲曾介绍：“当时养这些孩子，在经济上没感到太多困难。苏联解体后，曾有五六年国家没有补助，到1997年后，哈国自己的生育政策制定下来，也可领到一些补助”。

2016年时，在哈萨克斯坦，每生一个小孩，政府一次性补助约800多元人民币，在单位工作的妇女，可休假一年半，领4个月的工资。一个妇女生育5个以上时，可获“英雄母亲”铜牌，小孩每人每月可以得到国家约合人民币50元补助，直到18岁；生育7个以上的妇女，可以获得“英雄母亲”银牌，并终身每月领取约100元人民币补助，政府每年都要给这样的家庭补助粮食300公斤，买东西也不用排队。生育10个的妇女，可获得“英雄母亲”金牌，优惠更多，并免交房屋、农地税等。据说，从2017年开始，有关补助还要提高。

不过，由于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东干人的生育意愿并没有随之增加。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教师玛丽卡·卡斯莫娃称，“我的亲戚朋友中已经没有多子女家庭了，大多数家庭最多只能负担得起4个孩子。因为现在所有人都想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日用品，但这都很贵，大家日子都过得很紧，条件不允许。”

吉尔吉斯国家科学院东干学汉学研究中心学者伊斯玛耶娃·拉合玛表示：“到我这一代，东干人生育孩子的数量已经大幅减少，现在的东干人家庭一般只会养育3-4个孩子，5个孩子已经少见了。我认为经济条件是这些改变的首要原因。现在政府仍会对“英雄母亲”提供一些优惠，但这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同时，农村的年轻母亲也改变了观念”。

新京报采访安胡塞，2004年4月13日

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居住着一群特殊的居民———黄皮肤黑头发，讲着地道的陕西方言。他们称呼政府部门为衙门，称呼干部为衙役，把飞机叫风船。村内的儿歌“月亮月亮渐渐高，骑白马带腰刀……”已经唱了百余年，秦腔仍是村内人的传统项目。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统称为“陕西村”。

1862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我国西北陕、甘、宁等地的回民联合当地各族人民掀起大规模反清起义。

1877年，起义队伍最后有约万余人向西翻越天山山脉，有数千人死在路上，最后约3314人来到中亚，其中由白彦虎率领的最大的一支队伍在俄国秋河岸边扎下“营盘”。

这些人被当时的沙皇政府称为东干人（陕西方言“东边的人”）。沙皇政府给了他们7万亩土地，并免征10年赋税。此后，这些陕甘人便在那块土地上播种下从老家带来的麦种和菜籽，就此繁衍生息，村落也由“营盘”向四周扩散。

1990年，被称为国内“东干人研究第一人”的陕西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国杰在乌兹别克斯坦第一次回访到一名东干老人。这名老人惊异地问王国杰：“你是从大清国来的？”“左宗棠的人还在不？”

前苏联解体后，这群移民的居住地分属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目前的总人口已有12万人。

“中国海外最大的移民团体”，历史学家这样为他们定义，这也是迄今为止陕西最大的海外侨民团体。

“陕西村村长”安胡赛今年44岁的安胡赛被人称为“陕西村”史上第六任村长。他实际的身份是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会长、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常委、江布尔州陕西集体农庄主席。4月初，安胡赛到西安参加西洽会并参加黄帝陵公祭活动，4月10日晚11时，在回哈萨克斯坦的前夜，满口陕西话的安胡赛与本报记者进行了一番有趣的对话。

安胡塞/资料图：新华网甘肃频道

《新京报》：你好，安先生，你这是第几次回家？

安胡赛（以下简称“安”）：都快30次了吧。俺经常回陕西。

《新京报》：还记得第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吗？

安：第一次离现在刚好十年了，是1994年的4月份，那一次我很激动，以前经常听老人说我们是中国陕西人，是老陕，可是我们没有见过陕西，也没有来过陕西。

《新京报》：在哈萨克斯坦陕西村，您是第一个到陕西的人吗？

安：不是，在1989年，原苏联东干协会会长来过，他是第一个回家的人。等他回到哈萨克斯坦，我们就开了一个会，光邀请的各村里的干部，就有四五百人，他讲家乡多么好多么好。

《新京报》：他怎么讲的？

安：他说家里人都很热情，后来在我们自己办的《东干报》上专门作了一期回家报道，人们看了报纸都想回来。可那时手续办不了。从1985年才逐渐有人过来，但是手续特别麻烦，现在好了。

“当地人都说东干人勤劳”

《新京报》：你这一次的行程是怎么样的？

安：咋的，你说？（记者注：安胡赛显然听不懂“行程”一词）

《新京报》：就是说您这次回来都做了些什么？

安：先参加了黄帝陵公祭，那么多人都来了，可以看出中国人对祖先很尊重。我回去后要把黄帝陵告诉“陕西村”的乡党，让东干人知道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长，以后要带更多那边的人到黄帝陵祭祖。

《新京报》：听说您这次主要是来参加西洽会的，谈得怎么样？

安：这一次谈得相当可以，俺谈了好几个项目，最先的就是教育，和两个学校签了约，让哈萨克斯坦的陕西人到中国来学母语。

《新京报》：大家不是都会说汉语吗？

安：是，陕西的方言保留得很好，但是文字没有保留下来。还有那个啥，现在你看这个社会发展快，语言也发展着呢，出来很多新词，像这个电话呀，电脑呀，飞机啊，这个以前都没有。

《新京报》：你是说，这些词，你们用陕西话都不会说，是吗？

安：是的。都是俺从这里学的。

《新京报》：那你们怎么叫这些词？

安：把电脑叫computer ，电话叫telephone，飞机叫风船。还有啊，俺们把陕西政府叫衙门，把干部叫衙役。

《新京报》：你们岂不是还保留着古代的称呼，你们是什么时候去的哈国？

安：听老人们讲，1862年到1877年，陕西甘肃等地爆发回民起义。最后1877年起义队伍有3000多人逃难到了中亚地区，在俄国秋河旁边居住了下来，后来发展到了10多万人，苏联解体后，咱们就分散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新京报》：那与当地人交往多吗？

安：多。哈萨克斯坦共有134个民族，都很团结，中国人在那边被称为东干人，这些民族都喜欢跟东干人交往，他们说东干人勤劳。“把语言给丢了，就不好回家了”

《新京报》：今年要派多少学生来学习汉语？

安：计划送30个娃到陕西外语学院专门学习语言，陕西省政府给予咱们优惠政策，不把我们当外国学生看待，跟国内的娃收费一样。还有，香港影视学院陕西分院，答应免费为我们培养5个娃，他们学习三年，一年预科学语言，后两年学影视导演。

《新京报》：到现在，你们送了多少学生回国学习语言？

安：16个。俺们集资供他们学习，希望他们回去教其他人学习语言。我害怕，把语言给丢了，就不好回家了。

《新京报》：那边的陕西人有不会说汉语的吗？

安：也有。像离我们集中居住地远的两地方的陕西人，他们都不会说陕西话了。一个地方离我们约300公里，另一个地方离我们约400公里，每个村1000来人，只有一些老汉还会说一两句简单的汉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俺给他们专门配了两名老师，教他们东干文。

《新京报》：东干文是你们发明的文字？

安：对的。1928年，专门造出来的字母，刚开始用的是拉丁字母，1958年用俄文字母，拼出来专门发老陕甘方言的音。

《新京报》：那两个村子的人愿意学汉语吗？

安：愿意学。可是有一个问题，现在国内出现一些新名词，老师也不会，哈萨克斯坦那边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进口，他们学不到新词不方便。

《新京报》：学生们在那边都学什么语言？

安：俄罗斯语言、哈萨克语言、英语，还学东干语言。

《新京报》：好学吗？

安：也不好学。但必须学。

《新京报》：您会几种语言啊？

安：俺原来没学英语，学的德语。俄语、汉语、德语说得很惯，阿拉伯语会一些，英语知道一点。

《新京报》：这么多。

安：大家都会好几种语言。

“哈萨克斯坦总统向我学技术”

《新京报》：听说你们陕西村很多老风俗习惯还保留着？

安：对的。饮食了什么的，都是中国的老菜，咱喜欢吃面食，像平常都吃拉面、饺子、包子什么的，还有米汤。咱们东干菜在哈萨克斯坦和原苏联都很有名，在首都阿斯塔纳已经建造了30多个陕西饭馆，生意都很好。

《新京报》：你们吃的菜是自己种吗？

安：是的，很多都搞农业。哈萨克斯坦全国50%的蔬菜粮食都是东干人种的，1877年，我们的老祖先刚过去，他们就带了好多种子，现在还有很多都保留下来，像辣子、茄子、芹菜啊，现在还都有。你看，有些咱们的菜名都用俄文叫开了，你像韭菜，俄文发音也是“韭菜”，还有芹菜，俄文也叫“芹菜”了。拉面，原来还是苏联时，全苏联都知道东干拉面。

《新京报》：他们那里以前没有这些菜？

安：嗯，对的。开始看到咱们吃韭菜，他们说是草，现在大部分都喜欢吃这个韭菜，跟咱们一样当馅包饺子吃，做拉面当调料。

《新京报》：除了这些菜，你们还种什么菜？

安：不如中国多，现在陕西人吃的一些菜，俺就没见过。1999年，我请了三个技术员，一个搞大棚菜，两个搞蘑菇。后来，又请了一个搞砖厂的，一个搞饼干厂的，一个搞面粉厂的，让他们把这些新技术带了过去。

《新京报》：厂都建成了吗？

安：建起来了，都工作着。

《新京报》：像面粉厂，原来那边没有吗？

安：有，离咱们住的地方比较远，是别的民族的，咱们得走100多公里去买。

《新京报》：大棚菜和蘑菇发展得怎么样？

安：咱种了蘑菇，当地人都喜欢吃，都争着买。当地有野蘑菇，但是只有一个月，他们都不相信这个蘑菇还能自己养出来。

《新京报》：那你们种菜的很挣钱了？

安：还行，你像蘑菇，按公斤算，每公斤相当于人民币6块钱。

《新京报》：当地也都很支持你们搞这些工厂和种植吧？

安：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还把俺请到他的办公室，问这个新技术。俺拿了番茄，蘑菇，他问怎么把这个造出来的？从哪里引进的？我跟他说，从中国，我的老家。

《新京报》：他怎么说？

安：他说好，让俺多引进一些这样的新技术。

《新京报》：后来有没有推广这些技术？

安：推广了，专门在陕西村，召开了一个哈萨克斯坦全国农业推广会，农业部长还有几个州的州长全都去了，后来在全国搞了很多日光温室，效益都很好。这一次西洽会，俺跟咸阳政府签了协议，发展农业区，像现在那边的玉米小麦产量都很低，小麦一亩产100公斤，玉米亩产只有200公斤，我们希望引进一些新的优良品种。另外，我们还引进了一些水果品种。

《新京报》：什么水果？

安：主要是苹果，像那边的苹果还是以前的黄元帅红元帅等老品种，很多也退化了，像红富士苹果都是从中国进口过去的，这样运费很贵，每公斤8块钱到16块钱。陕西村要建李白纪念馆

《新京报》：你这个陕西村村长，带着全哈萨克斯坦人搞农业生产了。

安（笑）：这里有个说法不对，那里有7个乡都是住的咱东干人，有三个乡百分百的都是陕西省的人。

《新京报》：我看这边都把你们叫陕西村啊？

安：陕西村是咱们这边叫的，那边不是村，是乡，我把我们住的那个乡改成陕西集体庄园，有2000多户，12000多人，整个庄园就是一个大公司。

《新京报》：我听有人叫您主席，您在庄园担任主席是吗？

安：是的，俺还是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会长，这个协会就代表这个民族，还是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常委。回到陕西老家，大家都喊俺村长。

《新京报》：你在那边叫什么名字？

安：名字很复杂，你像俺的名字叫达吾劳夫·胡赛·西玛劳维赤。

《新京报》：人们都直呼你的名字？

安：直呼什么意思？

《新京报》：就是可以直接叫你的名字吗？

安：噢，大部分没有。跟俄罗斯的称呼一样，叫俺胡赛·西玛劳维赤。俺觉得像这边叫个小安、老安就很不错，那边还不习惯。

《新京报》：陕西村里人都有两个名字吗？

安：都有两个，一个中国的，一个当地的。

《新京报》：那安胡赛就是您的中国名了。

安：是的，俺爸给俺起的，俺小时候他就跟俺说，你姓安，是安家的人，你的家在中国陕西。俺还听这里的专家说，中国唐代著名大诗人李白，他的出生地在唐代叫碎叶城，离俺住的地方不足3公里，俺已经向哈萨克斯坦国家民族委员会打了报告，俺想在“陕西村”内建成李白纪念碑和纪念馆。

“她话没说完，俺就哭了”

《新京报》：你们在中国还有亲戚吗？

安：俺上一次回来，还认了亲戚呢。在西安长安区王曲镇一个村上，一名82岁的姓安的老太太，拿出家谱来，上面还有俺老爷爷弟兄两人的名字，安兴虎、安兴皇，他们就是从中国出生到哈国的。我同她论起辈分来，她还是俺的姑姑。

《新京报》：您就见到这一位亲人吗？

安：对的，见到一位就不容易了，她没说完话俺就哭了，（同家族的人）100多年没有见面了，俺带着在这里上学的几个娃去（看她）了，后来，俺又把俺媳妇、两个姐姐都带去（看她）了。

《新京报》：咱们这边的人有没有去你们那里？

安：有，咱们这里有很多人在那边搞贸易。1991年有一个陕西伊斯兰教促进会6个人，专门去看老乡去，他们那次去，俺印象很深，咱们专门派车到首都阿斯塔纳机场去迎接，到了庄园，好几千人去看他们，都哭了，没有一个没流眼泪的。那一次之后，咱们就把路子走开了，后来又发展贸易。

2000来户有3000多辆轿车

《新京报》：你们在那边收入怎么样？

安：收入？是钱吗？

《新京报》：对，对。

安：现在还可以啊，比当地的民族要强。你看咱陕西庄园，2000来户有3000多辆小轿车。

《新京报》：这么多，都是什么车？

安：像丰田、奥迪、宝马比较多，那边车便宜，一辆奥迪4000多美元，一辆宝马5000到6000美元。

那边家家户户都有车，每家几亩地，围一个庄园，种点粮食和蔬菜。

《新京报》：那你们每月挣多少钱？

安：一般教师每月收入合人民币1200块吧，有些做生意的比较多，一年最少收入1万美元，多的可以收入10万到上百万美元，不过那样的很少。

“不说媒就不能结婚”

《新京报》：你们的风俗习惯也保留得很好，能介绍一下吗？

安：我们那边的婚丧嫁娶风俗都没有变，这一块保护的特别好。娶亲得先要说媒。

《新京报》：不允许自由恋爱啊？

安：自由恋？不行，就是恋好了，也得说媒。

《新京报》：要是不找媒人不行吗？

安：没有那样的。不找媒人那不礼貌嘛，把咱传统的文化都丢了嘛。

《新京报》：可是现在国内都可以自由恋爱啊。

安：咱要保留这些习惯，这样才记得家。媒人到女方说媒，前两次，不能给媒人喝茶，不给吃饭，最少他（媒人）要去三次，一般要去五次，才可以同意把女儿嫁给人家。

《新京报》：这么麻烦？

安：次数少了你就同意，显得你的女娃没地位。

《新京报》：同意之后，接下来还有些什么程序？

安：同意了，就要喝茶吃饭，媒人把男女两方的家人，舅舅姑姑什么的都叫在一起，见个面。后面，男方就要准备耳环、缎子啊，布啊，还要1000美元的礼金。

《新京报》：女方呢？

安：女方就开始准备嫁妆，要准备绣花鞋、绣衣服，最少得准备半年到一年，缝制这些衣服。

《新京报》：每个女孩都会缝制这些吗？

安：都会，家家户户都要会。

《新京报》：结婚典礼怎么举行？

安：最少得热闹两个礼拜，吃饭喝酒，好复杂，俺刚把两个女儿嫁出去，好复杂，好不容易。

《新京报》：大家都愿意保留这种风俗吗？

安：愿意，大家都知道这样做咱才是中国人，是陕西人。

《新京报》：新郎新娘穿什么？

安：手工绣花的袍子和靴子，新娘要穿绣花鞋，红绸衣服，挽着清朝或者明朝时的发型，插着簪子。

《新京报》：全都这样？

安：你不穿那个，结不了婚，人都笑话嘛。

《新京报》：那用轿子抬新媳妇吗？

安：现在都用汽车拉，部分人用马车。

《新京报》：为什么要用马车？

安：原来咱们的风俗就是用马车嘛，大家还是习惯那个风俗。马车还是搞的中国那个老样子，那个比用奔驰车还高档呢。

《新京报》：现在咱们国内都没有马车拉媳妇了。

安：不行，咱们要保留那个。

《新京报》：一定得保留？

安：那是一定。现在俺想的啥，现在都称咱那里是中国古代的活化石嘛，我还计划搞旅游，好多陕西人都想过去看看咱那边的生活，咱要搞一些宾馆、民族大楼。

《新京报》：现在搞了吗？

安：正在弄。

《新京报》：那你们平常都穿什么衣服？

安：平常，什么都有，有的穿这边人穿的西服，有的穿清朝、明朝的袍子，披肩，大衣小衣，不过很少。

《新京报》：男的不留长辫子吧！

安：这个不留，俺看老相片都还有长辫子。原来都穿布鞋，现在都穿这个新鞋，这边叫皮鞋，从中国进口去的。

“男女比例失衡最让我头痛”

《新京报》：那边搞计划生育吗？

安：没有，那边生得越多越好，哈萨克斯坦的人口很少，人口经常降，原来苏联没解体时是1800万人，现在是1400万人。

《新京报》：现在陕西村的人，一家有几个小孩？

安：一般四个小孩。

《新京报》：您有几个？

安（笑）：我有六个，五个女娃，一个男娃。六个不算多，1990年，俺当集体农庄副主席时，还选出了380个英雄母亲。

他们都生了10个以上的孩子。生10个以上的孩子，政府就颁给你一个英雄母亲的牌子，政府给你免很多费。

《新京报》：生这么多小孩，养活得起吗？

安：现在没有这么多，一般四五个。没办法，要生个男娃嘛。

《新京报》：结婚有没有岁数限制？

安：按照哈萨克斯坦法律，男的18，女的17就可以，实际中，咱的娃结婚也太早，女的十八九就结婚了，男的一般22岁就结婚了。

《新京报》：当地人也这么早吗？

安：他们要比咱们平均晚三四年吧。咱们结婚太早，这不是个好习惯。

《新京报》：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让你们的娃回到中国来找个媳妇或者婆家？

安：俺对这些留学的娃们都说了，我说你们学一上完，回去时候一定每人都找一个媳妇，把那边的血缘都换一换嘛。

《新京报》：这是怎么考虑的？

安：现在那边家家户户都是亲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100多年前的几千人，现在发展成12万人了，这个不好嘛，有些小孩身体都不好了。

《新京报》：那你怎么没说让女娃在中国找个婆家？

安：也可以吗，不过一般不允许女孩在外面找，可是现在都开放了嘛，也行。俺下一步也考虑，那边女的比男的多，很多女的嫁不出去，咱们庄子1万多人有好几百女的就找不到对象，30岁以上，男女差了15%。可以让女娃回到中国来结婚。

《新京报》：咱们不跟当地人通婚？

安：很少，连1%都没有。女娃嫁不出去也不能找当地的，咱们觉得不太礼貌，他们愿意娶，咱们不能嫁，这是中国的老传统。

《新京报》：那嫁不出去的女孩怎么办？

安：这是我很大的头痛嘛。原来我的大学同学，还有两个没有结婚。

《新京报》：那就把她们嫁到国内来吧。

安：是啊，这是个好事情。俺想把那些嫁不出去的都嫁到国内来嘛。

《新京报》：嫁不出去的才嫁回来啊？

安（笑）：不是不是。

《新京报》：她们愿意吗？

安：咋不愿意嘛！她们都愿意回中国来，中国是故乡嘛。

《新京报》：很多风俗你们保留得这么全，一夫多妻制没有保留吗？

安：娶多个老婆可以是可以，但是哈国的法律不允许，有的人也娶了两个呢，但很少，一般的都是有的女的不生娃，就再娶一个，还有一个生了8个女娃，他也娶第二个希望生个男娃。

东干人婚礼习俗/资料图

东干人的诗《给中国》

虽然中国我没去，也没见过。

可是时常在心里，我可思想。

你的俊美我听了，打爷跟前。

说是那头他生了，百年之前。

好像绿岭摆着呢，高山树林。

冰山明明闪着呢，景景照红。

长江黄河流着呢，打西往东。

一切活物饮着呢，河里水清。

水清滩里落着呢，老坝跟前。

在水里头浮着呢，悄声叫唤。

跟前莲花开着呢，开的喜色。

麻雀花上落着呢，不想要飞。

历史书上也听过，中国很早。

可是最后可开了，鲜花味道。

就像春天撒开了，花的气色。

一切民族闻见了，她的香味。

———索尊实

索尊实是东干诗人索阿宏·达乌的笔名，意思是尊重史实。索尊实，今年60多岁，东干村民称他为“写家”。虽然从来没回过中国，他写的诗大部分却是关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