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青年观察者张成】2月新闻的标题总是很耸人听闻：“史蒂夫·班农沉迷于黑暗历史理论令人担忧”、“史蒂夫·班农认为末日即将来临，战争不可避免”、“史蒂夫·班农想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些媒体报道的背后都有一点共性——特朗普的首席战略顾问是个爱读书的人，而《第四阶段——对美国的预言》则是对他的世界观产生最显著影响的一本书。

我与威廉·斯特劳斯（William Strauss）在1997年写成此书，显然班农被这本书迷住了。2010年，班农发布了纪录片《零世代》（Generation Zero），这部纪录片围绕着我们的美国历史理论展开，即美国历史（或者说，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历史）都是一个为期四代人的时代循环。尽管历史的循环的确包括民众与政治危机（即我们所说的“第四个阶段”），但是对这本书的报道也被荒谬地夸大成“对末日降临的预告”。

我并不是很了解班农。过去几年里，我曾与他在几部电影上有过合作，其中包括《零世代》。我对班农的文化见地印象深刻。尽管他的政治观点与常人不同，但我从来没感觉受到冒犯。他接管布赖特巴特新闻网，并宣扬该网站所信奉的观点时，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和许多人一样，第一次在主流媒体上了解到了“另类右翼”（alt-right，与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相关的极右主义运动，也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白人民族主义运动）。我和逝世于2007年的斯特劳斯从来没有告诉过班农应该说什么或想什么。但是我们可能为他提供了一种视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威权主义或将有所抬头，不仅是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

本文作者尼尔·豪威（资料图）

我们从来没有试图写过政治宣言，因此当这本书在左翼和右翼社会活动人士中流传的时候，我们感到十分惊讶。《第四阶段——对美国的预言》出版后，民主党人曾是我们最大的读者群。他们从我们的描述中解读出新生的“千禧一代”（这是我们杜撰的概念）将成为具有社群观念的乐观主义者，引领美国追求先进理想。但保守派人士也有我们的粉丝，他们提出了另一种解读：新的时代可能会是左翼经济价值观与右翼社会价值观的成功融合。

除了意识形态因素，我认为人们对这本书越来越感兴趣还有另一个原因，即：我们否定了当代西方历史学家所认为的社会不是在线性发展（进步或退步）就是处于混乱状态（混乱到看不出任何方向性）的底层假设。我们采纳了几乎所有传统社会的见解——社会发展是循环往复的，一件事只有在能被哲学家伊利亚德称为“复现”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在循环往复的世界中，如果我们将外界的纷扰和技术抛开，那么我们只留下为数不多的社会情绪，这些情绪以特定的顺序不断重现。

在这一循环中，我们能够找到四个不同阶段，每个阶段延续大约20年的时间——这也正是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它们看做春夏秋冬的四季循环。在每一个阶段里，新的一代出生，老的一代走进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这个循环从第一个阶段开始，它是“危机”（Crisis）过后的“景气”（High）。在景气的社会情绪中，制度的力量比较强大，而个人主义则相对羸弱。即便许多人对空前的一致和顺从感到窒息，但是整个社会对集体的走向和目标充满信心。今天许多老一辈的美国人仍然能够回想起二战结束后的“美国景气”（如历史学家威廉·奥尼尔所言），即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担任总统的时期。早些时候的例子则包括美国内战后产业进步、家庭稳定的维多利亚景气、宪法制定后的民主共和主义景气以及门罗总统任内的“好感觉时代”。

第二个阶段是“觉醒”（Awakening），在这段时间内，人们会以更高的原则和价值为名义攻击制度。正当社会渐渐接近大众进步的高潮时，人们突然对所有的社会准则感到厌倦和疲惫，想要重获真实的个性。“救赎靠信仰，不靠工作”是年轻一代的战斗口号。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意识革命就是这样的时代。一些历史学家将此称作是美国的第四次或第五次大觉醒，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则取决于他们从17世纪的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还是18世纪的乔纳森·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开始计算。

第三个阶段是“解体”（Unraveling），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景气”（High）的反面。在这一时期，社会制度软弱无力，不受信任，个人主义盛行。如上世纪90年代、上世纪20年代和18世纪50年代的第三阶段因人们的犬儒主义、失当行为和虚弱的社会权威而臭名昭著。政府通常会收缩，而投机的热潮一旦爆发则让人心乱神迷。

最后，第四个阶段就是“危机”（Crisis）。这段时间里为了应对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威胁，我们的制度生活被彻底重构。如果历史没有自发地形成这样的迫切威胁，第四阶段的领袖们则会自行寻找，甚至虚构出一个威胁来唤醒集体行动。公民权威得以复兴，个人和集体都开始作为更大社群的一份子出力。当人们的努力迸发出来形成共识，第四个阶段则会刷新并重新定义民族认同。1945年、1865年和1794年都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第二阶段“觉醒”（Awakening）重构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价值观、文化和宗教），而第四阶段则会重构我们的外部世界（政治、经济和国家）。

通过我们的理论范式，人们可以预见未来，预见到未来的年代在社会运动方面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复制过去的时代。在《第四阶段——对美国的预言》中，我们预测大致从2005年开始，美国金融市场将面临大崩盘，这也会成为美国进入新时代的催化剂，这个新时代的前10年就像上世纪30年代一样。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10年，也许你会同意过去10年就像上世纪30年代一样。在经济方面，两个10年都处于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之下，经济增速放缓令人不满，劳动力和资本也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新增投资下滑，通货开始紧缩，收入差距扩大，而中央银行则无力刺激消费。

在地缘政治方面，我们则都目睹了全球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地缘战略家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零世代”（G-Zero）的世界，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而活。这重现了上世纪30年代的局面，大国同盟的权威衰弱，而威权主义的政权则试图肆无忌惮地行事。

在社会的发展趋势方面，两个时代也有一定的共性：生育率和住房自有率下降、几世同堂的家庭增多、本土主义（localism）和族群抱团现象（community identification）蔓延、青少年暴力犯罪显著下降（显然这一事实没有引起总统的关注），流行的青少年文化则令人索然无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世界各地的选民们都想选出一位能够树立更高权威、有实干精神而且重视结果的领导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变化无常而且凸显原始本能的时代里，历史在加速前进，而自由民主则在弱化。正如弗拉德·列宁（Vladimir Lenin）所说：“可能在几十年里平安无事，也可能在几周里发生影响几十年的大变革”。要做好准备，创造性地破坏现行的公共制度，每个社会都需要定期清理掉那些过时、僵化、无用的东西，并将战场从那些有权有钱的老人手中交还给年轻人。周期性的山火利于森林，周期性的泛滥利于河流，社会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的社会在进入新的黄金时代前必须付出的代价。

史蒂夫·班农（资料图）

如果我们回望更大时间跨度的历史，我们有理由保持振作、充满信心。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英美历史中危机的循环是相对固定的——大约每80至90年（大约人一生的时间）会遇到一次危机。这也符合殖民地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南北战争、大萧条及二战之间的间隔。从上世纪30年代算起恰好过了人一生的时间，我们走到了今天。

美国从2008年起迈入了第四个阶段，可能会延续到大约2030年。根据我们的这一理论，随着行程过半，现在的趋势可能会进一步深化。

更严峻的局面可能是爆发另一场金融危机或武装冲突，这将刺激民意并促使领袖们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地区主义（regionalism）和民族主义在全球的兴起可能导致主要政治实体的解体（可能是欧盟）和敌意的爆发（也许是在南中国海、朝鲜半岛、波罗的海国家或波斯湾）。

尽管美国正在倾向于孤立主义，但是它也许会陷入战争。我当然不希望发生战争。我只是纯粹在观察而已：美国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都在第四阶段中发生，而且没有一次第四阶段中没有发生战争。美国在这些战争中的目标可能是十分广泛的。

在本世纪20年代末，第四个阶段的危机时代可能会达到顶峰并随之结束。各方将对善后安排进行协商，签订条约，划定新的边界，并可能会创造出一个新的、稳定的世界秩序（正如上世纪40年代后期那样）。到本世纪30年代初，我们有望进入新一轮的第一阶段：年轻的家庭将焕发生机，生育率或将反弹，经济平等状况也将有所改善，新的中产阶级出现，公共投资将投向21世纪的新基础设施，有秩序的繁荣将随之重新出现。

在下一个阶段中——可能是下一次“美国景气”——千禧一代将成为国家领导人，展现他们的乐观、机智、能力和自信。到本世纪30年代后期，第一位千禧一代的总统将在白宫发表就职演说。再过几年，这些充满组织观念的千禧一代将会遇到新一代年轻人们出乎意料而又激情澎湃的攻击。

欢迎来到下一个觉醒的时代。历史在持续而稳定地轮回着。

（青年观察者张成译自2月24日《华盛顿邮报》，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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