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马力】“英语在欧洲的重要性在下降，这个趋势的发展是缓慢的，方向却是确定无疑的（slowly but surely, English is losing its importance in Europe）”，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的这句话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呢？由于每一个成员国的语言都必须受到平等对待，欧盟一共有多达24种官方语言。考虑到欧洲人的跨语言沟通能力并不太强（英国人尤其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按照这位主席的说法，将来每个欧洲人是否都需要配备一位能听懂24种语言的同声翻译才能实现互相交流呢？还是说，大家都使用英语会更方便些？

英国人、香港执业律师内维尔·萨洛尼2017年5月17日在《亚洲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关于英语地位衰落的闲言碎语》

虽然法国人喜欢在这类事情上花心思，但法语成为全欧洲通用语言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更不必说德语了。法语或德语难以在全欧洲范围内获得接纳，这个现实其实反而有利于进一步巩固这两种语言在各自小圈子内的崇高地位。

若让我说出下一个最有可能的全球通用语言，也许非西班牙语莫属，因为除了巴西等少数几个国家之外，拉美人都讲西班牙语。不过，那些勤劳的北欧人是绝不会委屈地接受地中海岸边那个时刻把“明天再说吧”挂在嘴边的民族的语言的。

鉴于当下的实际情况，这位来自卢森堡的让－克洛德·容克主席（他当然能讲英、法、德三种语言）很可能会发现，他的上述判断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考虑到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强硬态度，英国离开欧盟的可能性极大，但欧盟对英语却是难以割舍的。如果欧盟真得拒绝使用英语的话，请问这位容克先生：欧洲人到底可以用什么语言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交流呢？

当然，你可以说，与特朗普用英语或任何其他已知的人类语言讲话都是浪费时间。而且，正如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所指出的：“在美国，那里的人已好久不讲英语了”。不过，若不考虑美国人在讲英语时那些倍受我们嘲笑的坏习惯，他们所讲的的确是一种英语方言，而且这种方言与乌戈尔语或突厥语比起来还是容易理解得多。

毫无疑问，无论你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哪种语言，他的译员都有能力将其准确地翻译成汉语。不过，在欧盟的24种官方语言里，选择哪一种对中国领导人讲出来会比较合适呢？恐怕无论选哪一种语言，讲其他23种语言的欧洲人都不会太高兴吧？而且，即便容克先生参加汉语普通话速成班，能够与中国领导人用汉语直接交谈，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最终也是需要翻译给欧洲人的，选择哪一种目标语言进行翻译仍然是个问题。

虽然非洲很多地方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至今那些地方仍使用法语，但若说在非洲大陆通行无阻的语言毫无疑问仍然是英语。当然，如果欧盟想放弃非洲并把它交给中国人的话，非洲人今后讲不讲英语也是无所谓的。

另外，如果拒绝讲英语的话，容克先生还需要考虑今后欧洲人该如何与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沟通。在这三个方言甚至语言众多的国家，英语发挥着社会粘合剂的关键作用。

在印度，民族众多，语言庞杂，一个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就是大家都使用英语。如果容克先生有机会去印度各地的法庭旁听一下的话，他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意识到自己对英语的偏见是多么狭隘。如果他有机会去新加坡或马来西亚，他会受到同样的教育。

另外，如果欧盟与菲律宾之间使用只有一些比利时人才能听懂的瓦龙语交流的话，菲欧关系受损也不是无法想象的。

此外，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在讲英语时，已经把古怪的发音发挥到了人类理解能力的极限，可如果你在这两个国家对着剪羊毛的工人讲捷克语或爱沙尼亚语的话，他一定头也不回地离你而去。

说了这么多，还是回到香港吧，在这座自诩为“亚洲世界之都”的城市，英语的地位已变得十分令人失望（lamentable）。根据《基本法》第九条，英语是香港的官方语言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文”——观察者网注），可如果你想在香港政府部门找一份工作，你就必须会讲广东话，而且还必须具备中文读写能力。

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在香港立法会听那些议员用广东话发言。无论关于什么议题，那些平庸议员的发言根本不值得花时间去听，即便不听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as what these mediocrities have to say is not worth listening to in any event,this is no great loss）。在香港，政府发言人讲的英语经常是难以理解的。特首梁振英最近提到所有外国访港人士都必须先获得工作签证，他是否的确是这个意思我并不清楚，我并不在意，也不会究根问底。

把香港人的英语水平与新加坡人的英语水平相比，结果实在是令人尴尬的。

在香港法庭里，英语的使用比例一直在下降。使用英语本是普通法体系的规定（a common-law jurisdiction），施行普通法体系的国家所作出的司法判决（此类判决都是用英语书写的）很好地体现了法律的智慧，而那些法官和律师在法庭辩论过程中深深受益于此类英语法律文本所体现出的法律智慧。

香港社会故意降低英语的重要性（deliberate subordination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将严重削弱香港国际都市的地位。原因在于，国际金融界大多数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协议和文件都是用英语书写的。

的确，支持脱欧的英国人是缺乏常识的、狭隘的、盲目民族主义的，这一决定也将对英国自身造成极大伤害。然而，如果欧盟决定削弱英语的主导地位，那么这位决策者终将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而且未来难免像奥赛罗那样批评自己：“我曾像印第安人那样，把一颗比整个部落所有财产加在一起还要贵重的珍珠随手丢弃了”。让－克洛德·容克主席关于英语的表态是他在佛罗伦萨对意大利人用法语演讲时做出的，不过令人十分诧异的是，讲那句话时他使用的却是英语。

下面是读者在这篇文章后的留言，观察者网翻译如下，仅供参考：

Shawn Napper：很是讽刺，萨洛尼先生，虽然你致力于推动英语的广泛使用，但你在本文中使用的英文风格却是在非英语国家里英语作为交流工具角色日益弱化的原因之一。唐纳德·特朗普风格的英语的确不值得效仿，但你写作的英文简直是语句冗长、用词晦涩的法律文体，这种风格的英文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法律界嘲笑和批评的对象。如果有人还不理解我所指何意，请参考小威廉·斯特伦克的著作《风格的要素》。

Keith McLennan：有这样一部以多国警察（来自丹麦、比利时和德国三个国家）为主角的连续剧，名为《团队》。当各自处理自己的事务时，三个主角会讲自己的母语，不过当他们三人凑在一起交谈时，无论在高科技的视频会议上还是在各种犯罪现场，他们都只讲英语。即便英国脱欧，这种语言使用上的习惯也会继续保持下去。尤其考虑到美国在商业、政治和文化上的强势地位，就更是如此。顺便提一句，不仅新加坡人优异的英语水平令人惊讶，在中国，英语也获得了广泛的认知度。与在新加坡的情况相同，英语是中国学校里的必修科目。在中国商界，英语也是一项基本技能。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7年5月17日《亚洲时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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