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海外华人研究的奠基人、久负盛名的社会科学家和教育家王赓武教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九十年来家与国：1919·1949·2009”的主题演讲中，区分了“三代海外华人”[1]。

王教授认为，第一代海外华人多数生于光绪年间，活跃于民国时期（1910-1940年代）。他们支持一切救国运动，接受任何能够统一中国、维护主权、抵制外来强权的方式和制度。也有些海外华侨因为文明没落、山河破碎、国力衰微，而丧失了对中国的信心。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已经不是传统的老百姓，他们往往基于个人环境因素，形成新的家国观念，但大多数仍是爱国华侨，仍然非常认同中华文化，并把康有为、梁启超这种传统士大夫学者视为中国正统文教的代表，希望中国能恢复几千年来所享有的政治威信，希望中华文明再次令人敬仰，希望中华民族能抬起头来。

第二代多数生于辛亥革命之后，活跃于二战及战后（1940-1970年代）。第二代本身普遍支持新中国，愿意推动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技术发展，尽管他们的父辈对“红色中国”有所保留。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深受毛泽东高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精神感召，但长期经历冷战带来的各种政治压力，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在所在国生存下去，如何处理所在国与中国之间的认同和效忠冲突。土生土长的年轻华裔不再把中国视为政治祖国，而只是文化祖国，他们才心理上退出了中国的天下体系，产生了对中国的隔膜。但是，这一代人既不偏于共产主义的激进共产主义理想，也没有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坚持了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并最终吸引了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复兴，正在打破第二代对中国的隔膜。第三代都是二战后出生的，活跃于改革开放以来（1980-2000年代）。这一代新移民与中国的国内外发展进程息息相关，但做出的反应复杂，他们不一定像过去那样爱国，但仍关心国家大事，照顾国内家人，期待中国能够进步成功。其中最爱国的人，希望中国的制度更加健全，期望中华文明的复兴，并在世界上获得最广泛的尊重。他们既希望恢复优秀的文明传统，又吸收外来的进步和科学思想，他们都不再讳言或撇清自己和中华的血缘关系。

1965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这一年8月9日，马来西亚国会同意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开启了这个小国的发展之路。

可以说，李光耀是“三代海外华人”的缩影，新加坡是海外华人唯一成功创建的国家。李光耀的九十年，是中国兴衰沉浮的九十年，也是海外华人在认同、效忠和家国情怀上痛苦挣扎的九十年。新加坡的六十年，是东南亚地区权柄易手英美的六十年，也是前后两个三十年不可分割的六十年。

新加坡的历史，从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算起，至今也有六十年了。在新加坡的第一个三十年（1954-1990），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从去殖中寻求代表性，在治理中建构正当性，在现代化中寻求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就去殖民化而言，与中国香港相比，新加坡的制度理念很大程度来自英国，但它用了十一年时间（1958-1969）成功实现了官僚系统的本地化，确立了华人主导的政府体制。香港和新加坡在去殖上差异巨大，香港的去殖民化很不彻底，回归谈判做了太多让步。就治理而言，它既不只是英国工党式的，也不只是中国共产党式的，而是在很多重要领域将二者糅合在一起。在正当性来源上，新加坡是选举政治+民本政治；在选举竞争上，新加坡是选举期间扫街拜票+选举间歇期间每周接访、取缔金权政治；在基层组织中，是社区中心+居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就现代化而言，新加坡凭借地缘政治优势，短袖善舞，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在新加坡的第二个三十年（1990年至今），新加坡的“反共时代”结束，后物质主义一代开始成为选民，人民行动党面临选举挫败，开始自我更新，尝试将经济资本主义、政治社会主义和儒家这一文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相融合，扩大社会保障范围，“从侧重机会平等转向照顾结果平等，纠正绩优制下所产生的精英主义偏向”，还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扩大社会活力和公民自由度，公民更大的自由度。

新加坡的六十年是前后不可分割的，其最终所形成的体制，不同于西式以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制，它强调民主必须是“治理化的民主”，而非绝非“去治理化的政治”，这一追求与“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二者对民主的界定并不相同。先发展不一定民主，民主不一定发展，因此，民主不能变成“去治理化的民主”，民主政治不能变成“去治理化的政治”。

今天，我们之所以尤其需要更为全面地理解李光耀对于新加坡的意义，以及新加坡对于中国的意义，恰恰是因为：“不管新加坡看上去多么西化，它骨子里浸泡着根深蒂固的中国性格”。那些贴在新加坡身上的标签，也同样已经或者正在被贴在中国身上。这恐怕既是李光耀和新加坡得到赞扬的原因，也是李光耀和新加坡受到批评的原因。

李光耀对于新加坡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李光耀的确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殖民宗主国所培养的殖民地精英，以此维系其在地区的影响力，新加坡的政治体制、选举制度、司法制度、法律体系都延续、承继了英国体制，这也正是很多人批评李光耀及其所创建的新加坡的原因所在。但是，李光耀及其同事，这些殖民地精英，却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民族，一个新的国家，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因此，他们才足以自信地宣称：新加坡的历史，是从人民行动党开始的。

新加坡对于中国的意义更为复杂。中国是一个超级巨型国家，内部有巨大的地区差距，有非常复杂、多样的经济社会状况。但是，中国的土地财政学的是香港经验，而整个改革开放都可以说是新加坡第一个三十年的翻版，而在城市管理、公共治理、基层治理、反腐、法治建设、高层政治乃至整个政治发展上，都可以从新加坡的六十年当中汲取经验教训。自从李光耀所带领的新加坡进入邓小平的视野，中国就对新加坡展开了全方位的学习，中国道路至少在政治、经济上甚至可以说是新加坡道路的翻版。就此而言，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相比，只有新加坡才是现代中国的政治试验场。

而中国之所以学习新加坡，恰恰也正是因为新加坡的六十年提供了一个中国人、中国文明如何和西方人、西方文明打交道的样板，如何学习以资本主义为内核的西方文化，如何在处于落后劣势的条件下，与处于发达强势地位的西方文明打交道，如何摆脱经济政治文化困境，无论失败还是成功，李光耀在新加坡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了，新加坡始终是一个华人主导的国家。新加坡模式的优势有没有用尽？现在看来，显然是没有的。

二战后，东南亚、东亚、拉美和非洲第三世界国家如何获得国家民族的新生，如何去殖民化，如何治理，如何实现现代化，在这过程中所面临的现代问题究竟是什么，又要运用什么方式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就此而言，新加坡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这些问题上，大国和小国的处境是非常相似的。况且，雅典、斯巴达、威尼斯、佛罗伦萨，都是小城邦、小城市共和国，就人口和地域规模来说，新加坡已经远远超过这些被人们作为思想资源发端的古代城邦或者中世纪城市。

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其最大的危机不在于失去了李光耀这样的国家稳定器，也不在于反对党终于非常有可能通过选举赢得执政权，而是在于丧失国际战略决断能力，尤其是在国际安全战略抉择上，一旦出错，就很可能堕入恶质政体的循环流变乃至解体崩溃的悲剧当中。

王赓武教授在上述演讲中这样总结内外三代海外华人的认识和经验：“只有中国的老百姓和领导阶层，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自己的痛苦，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自己的忍耐和勇敢。换言之，只有那些身在国内奋斗的民众，才能真正决定中华文明的未来命运。”诚哉斯言。

李光耀是海外华人的杰出代表，中国的兴衰深刻影响了包括他在内的几千万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家国情怀与现实抉择。今天，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重新面临新旧世界秩序与区域秩序的更替，海外华人的认同、忠诚和个体命运也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李光耀走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1]以下三段引自王赓武，“‘党国民主’与三代海外华人的进与退”，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2011年3月，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