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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带一路”完胜美国“亚太再平衡”,因为它顺应时代

2016-07-02 10:41:38

在英国退欧公投尘埃落定;美国民粹主义领袖特朗普来势汹汹;欧洲经济和难民危机引发社会分裂;极端恐怖主义跨国肆虐的今天,许多人开始重新用文明冲突的视角审视世界,对全球化充满怀疑与失望,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因此被凸显得像个异类。通过新著《超级版图》,他描绘出一个国境线的意义逐渐消失、以不可逆趋势走向融合贯通的世界,与全球媒体呈现的灰暗国际政治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该书一出版就引起全球媒体关注,它给国际政治带来了什么范式变化?中国在“超级版图”里占据怎样的战略地位?是什么让这位青年学者如此自信?6月21日观察者网对康纳进行了专访,现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观察者网(下称“观”):康纳教授,首先祝贺您的大作《超级版图》中文版正式发行!实际上,观察者网在这本书英文原版Connectography面世之时,就对其给予了高度关注。5月时我们刊登过您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引起了读者热烈讨论。

帕拉格·康纳(下称“康”):是吗?非常好!

观:所以这次专访,我想要问得更加深入。总的来说,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是,你与许多时评专家不同,他们觉得世界正在分崩离析,而你对未来非常乐观,认为世界正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康:世界不但没有散架,反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是我的个人观点,而是事实陈述。人们总喜欢给人贴上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的标签,仿佛非此即彼、不存在中间地带。

我这本书是写给聪明人看的,聪明人不会简单地选边站队,而是把好的坏的情况结合起来。不光是好的一面,世界的黑暗面,比如犯罪组织、过度开发、恐怖主义,也会因为连通性(connectivity)变得更棘手。当然,世界最终还是会因互联互通产生一种韧性,拿石油来说,当市场需求和资源供给不再受地缘政治阻隔,人们自然不必为石油去打仗。十年前,地缘政治学家们预测中美两国将为中东能源大打出手,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然而今天,美国居然破天荒地对华出口原油。正因为互联互通,中美不必为石油打仗,可以和气做生意。这是事实,乐观的事实。

观:不管情绪乐观或悲观,《超级版图》带来的,是一种分析世界局势的崭新范式,但现实世界的变化速度,真的跟得上分析范式改变的速度吗?对文明冲突论者来说,它们眼中的世界充满身份政治,到处是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难民危机、宗教极端主义。一方面货物和信息可以毫无阻碍地跨国境流通时,另一方面现阶段各国人民并不能随意流动,那么它对现实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呢?

康:我理解你的意思,但首先,移民及其带来的民粹主义反弹,也是互联互通造成的结果之一。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各国开放程度加强,移民政策更自由,更多的人跨越国境,生活在出生地以外的国家。这样看来,人在各国之间的流动性正处于人类历史最高点,它稀释了种族和民族的纯粹性,因此民族国家这个最初从欧洲兴起的概念,如今正在欧洲逐渐消失。

当前我们看到的反移民倾向,实际上是对移民跨境流动这个压倒性趋势的平衡与回应,因为各国需要把移民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我不认为国家应该完全开放边境,也不赞成无限制移民,而应该下更大功夫去吸纳和同化移民,让他们融入社会。

然而讽刺的是,某些最需要移民的国家,正在把他们赶跑,甚至试图筑起高墙……

特朗普手里的牌子上写着:我们一起来筑墙

观:刚好前段时间我们刊登了罗杰·科恩的文章,他悲观地认为,世界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如果英国退欧,特朗普、勒庞掌权,世界将坠入黑暗。这与你勾勒的互联互通图景大相径庭,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

康:罗杰弄错了几件事情。首先,民粹主义政客不见得能上台,玛琳娜·勒庞在选举中遭遇了滑铁卢……

观:但那是法国另外两个主流政党联手操纵的结果。

康:联合政治在欧洲十分常见,不能因为国民阵线在法国有一定支持度,就认为勒庞一定能赢。在美国,特朗普也赢不了大选,毕竟他代表的只是一小部分美国人,民调数据已经说明问题了。

其次,即使他们靠民粹主义上台,也绝不会贯彻竞选时提出的政策。

观:哈哈……

康:你见过哪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真正履行了选举时的承诺?几乎从来没有。所以即使你是狂热的民粹分子,即使你侥幸上了台,你真能把移民都踢出去吗?显然不能。在奥巴马治下,美国政府向墨西哥遣返了250万非法移民,但合法移民他敢动吗?不敢。在欧洲,大量非洲裔和阿拉伯裔移民是合法移民,无论哪个政府上台都没有理由赶走他们。现实的做法只能是教他们本国语言,削弱福利鼓励他们参与就业市场,使他们成为社会上的积极力量。

退一步说,即便民粹主义者在某些国家上台,而且他们真的执行极端政策,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供求关系是人类历史最强大的推动力,它决定了各国吸纳多少移民,来推动自己的经济。即使供求关系在某次选举中败给了民粹主义,那也只能说是该国做出了愚蠢的决定,对此我爱莫能助,我的工作是告诉聪明人如何治国。不过好在这种错误最终还是会得到修正。

观:我之所以会提到文化和身份认同的问题,是因为你在TED演讲中把基础设施比作骨骼,把能源管线比作血管,把信息系统比作神经,然而人之为人,不能缺少灵魂,或许文化就是人的灵魂。你说移民可以通过教育,最终融入本国社会,但塑造灵魂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康:各国的情况不同。就美国来说,它花了很长时间,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帝国。如果你把“美国的定义”局限于国父们那种清教徒思想,那就不会有合法移民,不会有今天的美国了。文化和国家状态(nationhood)都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异,这是好事;我们不能以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心态去理解文化,进而得出反对互联互通的结论。有人把文化信仰神圣化,不允许外来者玷污其纯粹性,这种思想源于18、19世纪的欧洲,后来产生了什么有毒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况且,我所讨论的文化根本不是那种过时的文化,它是一种新文化:人们通过网络交流,产生了新的身份、新的代际认同,这种认同与政府希望你相信的那种国族认同是不一样的。现代人身兼多重身份,它们彼此之间既有重叠,又存在竞争。如果你连这一点都否认,那么你一定活在理论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里。

亚洲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观:我之所以提到你的比喻,即把全球系统比作人体,是要引出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有了骨骼、血管、神经,那谁来做世界的大脑?按照你提出的新范式,国家的作用会下降,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会上升,我们可以依靠国家来做规划;未来难道要指望这些公司来统一规划吗?即使它们有这个能力,是否有足够的利益驱动它们统筹资源进行大规模投资?要知道,这种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私有企业所能掌控的,而是国家级的、天文数字级的财富。即使它们有这个能力,又是否愿意向低回报地区投资呢?

康:很好的问题,从生物学上来说,大脑是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观:那也就是说,让信息领域的大公司为世界做规划,你是说谷歌、脸书等公司将担当这个重任?

康:不不不,我必须澄清,许多人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我不相信国家。实际上,全世界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赞助机构是各国政府。以中国为例,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全是靠政府公共投资推动的。资本形成靠政府,这是世界的常态。印度、菲律宾等国试图从私有部门获得支撑,但力度远远不够;美国私有部门大量涉足基础设施,私有货运铁路、谷歌光纤。未来,基建领域的公私投资会进一步混合,相互弥补,这是件好事。

在书中我提到一个概念,叫“互联互通的渠道”。掌管这些渠道的公司,架设光纤通道;创造信息交互环境;运营油气传输管线;确保公路铁路的畅通;提供公共事业服务。如果用人体来作比方,这些渠道是连接骨骼的组织,它们需要来自大脑的逻辑才能运作。更多货物、人员、能源、数据通过互联互通的渠道流动,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以中国的“一带一路”为例,互联互通使更多原材料进入中国,成品货物运出去。在互联互通领域的建设、控制、运营等能力,是国家强大的关键,(美国)在北达科他州坐拥庞大的核武库,并不会使它更强大。

我写这本书,目的不是要反驳地理在政治中的作用,恰恰是一本关于地缘政治的书,它讨论的是如何利用连通性和科技,来控制地缘因素。

观:在你提到的未来,建设、提供、维持连通性的行为体,既包括国家,也包括公司,它们为了权力或利润,相互竞争,但缺少中央规划——这里的关键词是“竞争”。原本处于竞争劣势的国家,由于缺乏连通性,将在这场逐鹿中被抛得更远,遗弃在新世界秩序以外。

康:不,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以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内陆国家为例,正因为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连通了中亚和阿拉伯海,它们才有机会走向富裕。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建设的基础设施,以及中国对非洲大宗货物需求,是赞比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以及许多其他非洲国家发展经济的关键。过去十多年里,非洲经济增长的背后,是超级周期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超级周期的背后,是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如今大宗商品价格虽然下跌,但中国已经带来了良好的基础设施,非洲国家应该对此好好加以利用,促进经济多样化,加大社会流动性。你问题中的那些国家多数是小国、穷国,对它们来说,自从殖民时代终结以来,再没什么比互联互通更美妙的东西了。历史上的殖民者给这些国家画下人为的边界,如今它们可以通过实实在在的混凝土道路,与世界紧密连接。如果你是某个非洲小国的领导人,你告诉我,是殖民者在地图上留下的不合理的、无意义的国境线重要,还是高速公路、光纤线路重要?

观:我个人很欣赏你的理论,但难免有人会这样反驳:根据国际劳动分工,这些国家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它们只能向工业化国家提供原材料,进口成品。随着技术革新,这种差异可能会以加速度扩大,长期下去,对它们是件好事还是坏事?

康:这不是反驳,而是事实陈述。如果这些国家不把出口收入用于现代化,不积极拓展经济多样性,也不能怪我对吧?打比方来说,中国在这些国家修了一条路,不会把路收回去,即使中国撤资,你还是拥有一条实实在在的路,如何利用是你自己的决定。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出口原材料有什么错,毕竟自然资源是上天给予的馈赠,只要它们把出口收入用于再投资,就有提升价值链位置的机会。但如果缺乏连通性,它们连出口最丰富资源的机会都没有,谈何发展经济?

观:这样看来,你勾勒的未来图景就没有那么美好了。因为在短期内,世界还是国家为单位运行,互联互通的渠道就像输送营养液的管子,把资源从穷国输往富国。穷国有限的议价能力注定它们是吃亏的一方,虽然能获得财富去分配和再投资,但毕竟是小头。连通性能否帮助它们脱离这种恶性循环呢?

康:这个问题很好,但你得综合来看。刚果不会造手机,中国能够利用刚果的原材料,以极低成本制造手机。如果不是刚果以低廉的价格提供原材料,中国就不能以低廉的价格制造手机,刚果人又买不起三星、苹果等高价手机,就完全失去了与互联互通世界对接的机会。重商主义并不意味着大宗商品出口国处于绝对的劣势,因为它们也能采购到价格更低廉的成品。这不是邪恶的殖民主义,而是亚当·斯密提倡的自由贸易,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我开采原材料,你卖给我成品,18世纪经济就这么简单,但它是正确的。需求和供给是本世纪最强大的力量,远比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更强。国家在价值链上提升地位,取决于它如何利用需求供给,如何利用科技,如何利用城市化,如何利用资源教育民众,如何使经济多样化。只有这样,它才能从原材料出口进一步到物流运输,从农产品进一步到食品加工,从食品加工进一步到轻工业,从轻工业进一步到铁路基建。这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在教育和科技方面下功夫,无法一蹴而就。但我们必须记住,如果没有互联互通,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观:在你呈现的世界中,国家主权地位将下降并让位于互联互通的特大型城市群。然而在中国,许多人似乎不认同这个观点。在近代史里,中国人的国家观、民族观是在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外力作斗争的过程中铸造的。我们的国家认同不像欧洲那么松散,把主权看得非常神圣。一方面你说未来世界里国家可能越来越不重要,另一方面你说中国将在未来世界里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你认为中国人需要多久才能逐渐适应并接受这种观点?

康:特大型城市群的崛起,并不一定会削弱国家权力。在某些情况下,境内特大型城市网络越密集,国家实力越强。一个只有北上广跻身国际一线城市的中国,远不如拥有深圳、香港、重庆、西安等更多特大型城市的中国强大。或许在世界其他国家,比如印尼,地区权力强大,难免削弱国家权力,但中国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在书中提出了一套新的逻辑:连通性是人类的组织原理。人类组织的方式取决于我们居住的城市,取决于让我们产生归属感的网络,取决于我们赖以生存的供应链。这套组织原理,往往比国家对人类的意义更重要、更切合实际,因为许多国家的边境是人为的、毫无意义的,另外一些国家选择把连通性放在主权之上,这是欧盟存在的原因。非洲是边境线最长的大洲,即使在那里,非盟也想颁发统一的非洲护照,建立统一的自贸区。

中国城市群

观:也就是说,民族国家不再是全球事务的核心与基础单位。

康:同样是主权国家,有的在全球事务中至关重要,有的无关痛痒。黑洞一般的利比亚、欠中国巨资的厄瓜多尔都是主权国家,可全球事务不会围着它们转;全球事务围着中国、美国转,甚至可以围着迪拜转——可迪拜甚至不是阿联酋的首都。

从17世纪的国家主权论、18世纪的启蒙运动、19世纪的帝国主义、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到21世纪的技术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层次在不断丰富。许多人认为,如果你不支持国家这个概念,就一定是在反对它。我认为,利比亚这样的国家无足轻重,中国这样的国家至关重要,你能说我是支持还是反对国家么?

观:你使我想到了两个历史事件,欧洲宗教改革和秦始皇统一中国。通过宗教改革,教会权力被分散稀释,社会走向多元化;扫平六国的秦始皇使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基础。如今的世界似乎站在历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主权国家会像教会那样走下坡路,还是会形成超主权的中央规划机构?

康:《超级版图》书中有个说法,叫“分权-聚合动态”(devolution-aggregation dynamics)。今天的人类比从前更分散化,世界上从未有过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权力中心、这么多强大的城市。美国是最后的全球霸主,未来会有超级大国,但永远不会出现一个全球性权威。但同时,人类也在聚合到一起,非洲、南美洲、欧洲、北美洲、东盟,都在构建洲际或地区集团。未来的世界将是多极化、多文明的世界。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正因为世界分化了,才能融合起来。世界上的国家越多,每个国家搞封闭经济的可能性就越小。以新加坡为例,这个蕞尔小国对进口粮食、水源、能源无比依赖。如果世界布满这样的城市,它们每一个都无法自力更生,必须发展连通性,相互依存。世界越被分成小片的自治领土(enclaves of self-governing),对互联互通的需求就越大。

世界从未有过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强大的城市

观:我提出另一种观点:也许权力不是分散了,而是改变了形式。未来的支配性力量或许不完全来自政府,而集中掌握在另一小部分人手中,例如科技公司。

康:权力的转换不是零和博弈。中国很多掌握关键技术的公司是国有企业,谷歌也没有试图削弱美国政府的地位,它甚至是美政府最大的数据提供商。在由政府管理的世界和由科技巨头经营的世界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实际上,经济特区、工业园等,都是混合型治理模式的范例,这种公共、私有部门的联合治理,将是未来的趋势。

观:我并不是说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正在有意识地削弱政府,而是说既然它们可以作为教育、医疗、互联网等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可能将在客观上取代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康:在全球范围内,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无法满足人们的大量需求,私有部门势必介入。这已经是世界的现实了。

观:今天的对话让我联想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另一位学者马凯硕的著作《大汇合》,他在书中将全球治理比作一艘船,每个国家各占一间船舱,但大家都只在乎舱内装潢,无力左右船的前进方向。能否这样说:你跟他对于“谁应该当船长”或者“船的组成部件”的观点可能有差别,但支撑你们思考的根本精神都是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

康:国际主义意味着思考的基础还是国家,我想全球主义(globalism)是个更合适的词。

观:最后我想问个比较个人的问题。你出生于印度,儿时往返于阿联酋和印度之间,后来去美国留学,长期在西方工作,如今居住在新加坡,还走访过全球许多地方,这种经历对你写《超级版图》有什么影响?

康:这些经历当然都会影响我的世界观。另外,你站在哪个角度,就会看到怎样的世界,如果我写作时身处华盛顿而不是互联互通的新加坡,那这本书将完全是另一种面貌,因为对全神贯注与地缘政治角力的华盛顿精英来说,这本书简直是个灾难。然而,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走向互联互通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

观:人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迥异的世界观,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观察和判断。你成长于优越的环境,穿梭于各个伟大的城市,这会不会使你高估了连通性在现阶段的时代意义?

康:我的个人经历帮助我获取信息,但它并不决定我的理论。比如我在写《阿拉伯世界地权政治牢狱》一书时,特意避免成为冷漠的精英,我完全是站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失败国家人民的角度上写的,专门采用了那些一辈子不出国的穷人视角。而他们才是最渴望互联互通的人。

另一个支持互联互通的人群是“千禧一代”,他们觉得流动性是人权的组成部分,他们不认为人应该在同一片土地活一辈子。相比老年群体,40岁以下的中青年群体更支持这种想法。而这个世界,归根结底还是年轻人的。

观:哈哈,原力如此强大,终将觉醒(原谅小编的星球大战梗)……

康:是的,互联互通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在人类历史中,我们从来无法在政治、宗教、身份、意识形态上达成共识。但有两种集体行动,是我们一直在无意识、无统筹地开展的:一是城市化,二是铺建基础设施。这不是我的个人观点,而是完全无可置疑的事实。

观:以上是我所有的问题,你的回答使我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康:也非常感谢你,这是我近两个月经历的最棒的访谈。

后记:访谈时英国尚未举行退欧公投。康纳在退欧公投后给笔者发邮件遗憾地表示,书中警示过,作为一个分散的王国,英国面临苏格兰脱英入欧的风险。另外,他高兴地告知我们,他有了正式的中文名字——康世和。希望世界如其所愿,永远康乐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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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格·康纳

帕拉格·康纳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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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杨晗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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