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在新著《美国的专主制：信息国家的崛起》中，以瑞士和新加坡为原型，提出一种无关民主、重视治理质量、由专家集体领导的治理范式——“专主制”。

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翻译全书并将在近期陆续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中文版，本文节选自原书第三章“七个总统比一个好”的第三节“专主制背后的贤能政治”和第四节“专主制要诀：功利主义”。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美国的专主制：信息国家的崛起》

专主制背后的贤能政治

民主制度既不能产生优质思想，也无法确保它们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只有重视选贤任能的体制，才更有可能找到最佳的思想并将其变为现实，因此贤能政治是专主制国家的命脉。它就像一个人才管理后台系统，确保向关键性社会和技术行业稳定输送专家，管理国家事务。所谓贤才能人不仅要有智慧，实干经验也非常关键。这种体制更多从内部推举能人，较少依赖“空降兵”式政治任命。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生前一直强调高效廉洁的行政官僚体系对维护法治的重要性。从银行到大学，新加坡所有公立和接受公共资金的机构每年都必须接受审计，信托失效等一切违规行为都将被无情地挂在网络和《海峡时报》头版上示众。不管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主权财富基金还是中央公积金，哪怕收益比预期仅低一个百分点，公共舆论立刻骂声一片。

要通过设计政府结构减少腐败，关键性改造必不可少。新加坡以高薪养廉著称，部长级官员由于时刻在公众的注视下，他们必须把公职看做政府托付给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卸任后通往高薪职位的敲门砖。2012年，新加坡内阁部长等高级官员收入被削减1/3到1/2，但饶是如此他们仍是全世界薪资最高的公务员。（在固定收入外，政府还会视经济状况，对公务员给予的奖金补助。）高薪使新加坡从政者财力充足，房地产置业率远高于该群体在人口所占的比例，但近年来他们仍不惜损害自身利益，顺应公众呼声，大幅压低房产价格。

真正的专家型官员不急于快速致富，不忙于向海外转移资产，也不垄断行政权力。新加坡的专家型官员不修边幅，常常穿着短袖衬衫和拖鞋出席书评会。社会衡量公共管理效能的新标准正在朝贤能政治的方向倾斜。2013年，德国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强调高学历政府雇员的重要性，因为它关系到招聘晋升的公正性，政府收集与分析社会经济数据的能力，以及内部智力资源的优劣。

与君主制、贵族制和独裁统治不同，贤能政治可以缓解社会对革命的需求，因为它向人们传递的信息是，只要不断磨练技能、努力工作，就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为“人上人”。但在一个重言辞轻逻辑、人们各行其是的环境里，贤能政治便找不到肥沃的土壤。丘吉尔说过一句著名的俏皮话：“与普通选民对话五分钟，足以构成反对民主的论点。”其实跟总统候选人对话也有差不多的效果。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两党最初提出了许多候选人，只要经过简单的智力测试，就可以轻易筛掉十几个人。弗兰克·布鲁尼在《纽约时报》上评论道，斯科特·沃克等候选人把总统竞选视为儿戏，每逢周日看看脱口秀节目了解时政，就当作竞选准备了，而本·卡森每周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诠释宪法。他们这种“后真相”的政治只会使公众对政治越来越怀疑、越来越排斥。

美国实行的既不是专家治国，也不是贤能政治，而是一种寡头政治。在选贤任能的政治体制中，如果宣称某个候选人“不合适”或“不合格”，绝不仅是竞选的话术，而是可衡量的议题。尽管大多数美国选民认为特朗普没资格当总统，但他还是赢得了选举。在美国，“可选性”的意涵显然是指候选人赢得选举的能力，而在贤能政治的语境下，它意味着候选人是否“应当”胜选。而且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只要候选人言论有违宪法与道德，就真的会被取消竞选资格。美国政治急迫地推进选举形势发展，却忽略了什么事应该发生，什么事根本不该发生。

即便新加坡这样重视贤能的专主制国家也需要小心，避免沦为寻租式的寡头政治。近年来，新加坡政府面临社会被大面积撕裂的风险，因为培养政商精英的教育被质疑成“为特权阶级服务”，导致许多人认为上升阶梯并不通畅，只偶尔接纳非精英阶层人士。包括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在内的资深人民行动党议员由于表现出“精英范儿”（比如搭乘豪车——哪怕车并不属于他们），因而在选举中落败。对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只想看到来自非常规背景的新面孔加入国家领导集体。

由此看来，专家型官员一是必须尽可能多地走出舒适的办公室，二是不可把忙碌的头脑风暴与有效的治理混为一谈。

虽说没有哪种制度是完美的，但要组建选贤任能的行政部门和公务员队伍，结构性创新必不可少。在《中国模式》一书中，加拿大政治理论家贝淡宁正确地指出，中国现代化飞速发展的动力来自贤能政治、实验和决断力；而民主体制则很可能对其形成阻碍。他主张中国政治体制进一步朝“垂直式民主贤能政治”演进：基层推行民主（市级领导人在当地受到支持，可以对民意进行快速反应），中层进行实验（省级领导人吸引投资，发挥自然和人力资源优势，支持重点产业），顶层实行贤能治国（以确保政策得到长期贯彻）。这样的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可以说适合任何理智的国家。

专主制要诀：功利主义

专家型官员善于在手段与目的、成本与收益、原因和效果之间权衡取舍。但为了避免沾染上精英主义的冷漠，专家型官员考虑问题必须兼具感性和理性。他们不能像苏联时期计划经济制定者那样，把公民看作意识形态轮子里的小齿轮。相反，他们必须把民主和数据、远见和情感结合起来。马克斯·韦伯认为，在有道德的职业者眼里，公共信任和福利是他们的核心责任。他们怀着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不满足于暂时性领导社会。本着这种精神，专家型领导人应该像贝淡宁所说的那样，组成“有同情心的贤能领导集体”，嘉奖那些为政清廉、一心为公的官员。

因此，良善的专家统治必须坚持功利主义信条，调配资源以实现社会总体流动性和合理的利益分布。这种体制的目标不仅是财富最大化，也是福利最大化——它包含了亚当·斯密和杰里米·边沁的思想——既维护个人自由的蓬勃发展，也促进机会和利益的公平与平等。由此，功利主义方能成为连接民主理想与民主实践的重要桥梁。民主体制的领导人只关注投票，专主制的领导人应当关注人民。

为应对金融危机，欧洲实行了紧缩政策，这正是国家领导人和金融监管者非功利主义思维的反面教材。以极端的方式削减支出，既不人道又会产生反作用：勒紧穷人的裤腰带只会使经济进一步收缩，降低社会安全保障。紧缩政策不创造就业，不提高收入，也无法带来税收或促进消费。

美国也因缺乏功利主义思想吃了亏。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设计出华尔街救助计划，他们被认为是美国金融体系的救星，但却没有为普通民众设计同样强大的非常规政策，收入较低的80%美国人从来没有遇到“直升机撒钱”之类的好事。倡导成立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也赞成以直接的方式向美国中产阶级提供财政支持。一个世纪前，影响深远的政府干预措施——例如为社会低层人士建造住房和遏制联邦机构和国会的腐败等——使镀金时代最终让位于进步时代。只有功利主义思想才能带来新的进步时代。

在民主手段和功利主义目的之间，并非必然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专家型官员必须关注前者，达成后者。在这个过程里，他们不能像机器人那样死板、不知变通，而必须定期自省，通过数据了解人民对自己执政的满意程度。掌握实时信息的公民希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声，但也同样希望专家能提供可行的选择。在信息灵通的公众面前，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可能得到尊重和信任，但最终是非功过的评判，还得靠绩效而不是履历。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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