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三十年前，诺姆·乔姆斯基与爱德华·赫尔曼合著了《制造共识》。在这部批判西方商业媒体的力作中，乔姆斯基提出，在结构上，西方商业媒体与主导社会的精英集团密不可分，它们为了精英的利益“制造共识”。商业媒体内置的“过滤器”决定了哪些资讯将成为“新闻”，乔姆斯基向读者展示了在外表民主的西方社会，宣传是如何通过“自由”媒体的自我审查逐步向社会舆论蔓延的。然而，时隔多年，许多事已经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如今我们有了互联网。随着那些“制造共识”的传统媒体遭遇了巨大的财政困境，乔姆斯基对现状的分析是否也有别与从前？以下是英国新媒体公司Byline联合创始人李承润对乔姆斯基的专访。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李承润：27年前，你在《制造共识》中写道，在西方民主社会中，精英主导着政府和私有部门，而大众媒体最主要的作用是动员公众、博取公众对精英利益的支持。然而，从完书之日至今，过去了许多年，发生了许多事。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分散了权力，侵蚀了传统媒体的权力，并促生出了自媒体。例如，弗格森镇上发生的事一开始是通过推特曝光的，然后才登上了传统媒体的版面。互联网的出现是否使您提出的“政治宣传模式”变得不再符合现实？

乔姆斯基：事实上，大约10年前，《制造共识》曾经再版发行。我们在前言里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我的意见能够代表合著者的意见，你可以读一下那本书的介绍部分，我们觉得如果世界起了变化，这（互联网）肯定是变化之一。当然，还有其他（变化），比如独立纸媒数量的减少，这也是相当惊人的。

我们认为，书中的基本分析大体没有改变。确实，互联网带来了从前很罕有的机会，现在你要做研究只需打开电脑，不用再去图书馆了。毫无疑问，今天人们可以更加轻易地发布信息，还能发布不同来源的信息，这既带来了机遇，也存在缺陷。总的来说，整个系统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根本性变化。

李承润：哥伦比亚大学数字新闻学塔尔中心主任埃米莉·贝尔最近在牛津大学演讲中说：“新闻空间不再属于新闻从业者了。报刊媒体无法继续扛起新闻自由的大旗，因为新闻故事抵达读者的主要渠道不再掌握在他们手里。如今，硅谷一小部分私有公司把持了公共舆论的空间。”今天，几乎所有内容都发布在社交平台上，在新闻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的，不再是默多克，而是谷歌的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和脸书的扎克伯格等人。他们是否和传统媒体里的老古董一样，也在“制造共识”？

乔姆斯基：首先，我不同意这种笼统的说法。比如，现在我想了解乌克兰、叙利亚或者华盛顿的最新局势，我会去读《纽约时报》和其他大报；我会去看美联社和英国媒体的报道。我不会去看推特，因为它不会告诉我任何事情。推特上虽然充斥着人们对于各种事情的意见，但它们都过于简短，所以非常肤浅。在上面你找不到重大的核心新闻。我的观点与你引述的观点恰好相反，我认为新闻源变得更少了。

就拿我们现在所处的波士顿市来说。波士顿曾有一份很好的报纸《波士顿环球报》。今天它仍然存在，但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如今的它只剩下一个苍白的影子。它曾经在世界各地设有分社，汇集了一大批最优秀的记者，对中美洲发生的战争进行过最出色的报道，并对美国国内时事进行过精辟的批评。现在，你再去报摊看看《波士顿环球报》，上面基本全是本地新闻，以及通讯社通稿，还有从《纽约时报》转载的稿件，其他东西基本没有。

实际上，美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类似的事。报道世界各地情况的新闻源变少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带批判的眼光去阅读《纽约时报》、《卫报》或《独立报》等大报的报道——我们当然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但至少它们还在那里，我们还能读到这些报纸。哪里有新闻事件，哪里就有记者，现在记者少了，所以新闻来源也就变窄了。换个角度看，我们在另一个方面得到了补偿：比起二十年前，我们现在更容易读到来自其他国家的新闻了，我们只需连接互联网便能读到外国新闻，不必去图书馆或哈佛广场国际书报亭。所以，这产生了多重效应。至于硅谷，就拿谷歌来说，我敢肯定他们正在试图制造共识。如果你想买某种东西，你先“谷歌一下”。我们都知道谷歌是怎么回事。搜索列表上第一条链接是广告商赞助的。这些信息虽然排在最上面，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最重要的。它反映出的是谷歌基于广告的商业模式，广告其实正是（我们书中提到的模式里的）过滤机制之一。

我天天用谷歌，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工具。我在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者《华尔街日报》的时候，我很清楚读到的材料都经过了媒体的选择与加工，所以必须（用网络来）弥补这个缺陷。当然，谷歌等网站通过巨大的监控系统，试图获取用户习惯和交互数据等个人信息，从而塑造向用户呈现信息的方式。这些私人公司进行的（监控）比美国国家安全局更多更细。

李承润：《华盛顿邮报》前主编罗伯特·凯撒在题为“关于新闻的坏新闻”一文中写道：“我们所熟知的新闻遭遇了危机，所以靠新闻媒体监督的民主治理也面临着风险。数字技术是历史上人类释放出的最大力量之一，它引发的社会变化破坏了新闻媒体和民主治理。”不仅《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2013年，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以2.5亿美元收购了《华盛顿邮报》，这个价格相当于该报纸几年前价值的一小半）等大型新闻机构遭遇了财政危机，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以维持生存；就连英美许多地方报纸也纷纷倒闭。我知道，在你眼里这些新闻机构不过是“认同的制造者”而已，但在全新的数字化时代，怎样的资助才能让高质量的新闻长盛？

乔姆斯基：BBC的经费是谁出的？

李承润：是公家出的。

乔姆斯基：以美国为例吧。美国刚成立时，人们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是这样理解的，它具有双重功能：第一次修订的理解：它使信息的生产者不受国家控制，但它也赋予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权利。因此，如果你看看战后的法律，它们的实际目的是为各类报刊提供公共补贴，使它们能够努力呈现最多元的观点和信息。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模式，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中去。不受外部控制，你只能算实现了消极自由；你合理的人生目标能得到满足，才算拥有了积极自由——在这个例子里，积极自由是指获取信息的自由。这是一场打了数百年的战争。二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一场大辩论，人们争论媒体是否应服务于其双重功能，一方面给予人们免受国家控制的自由——这一点得到了全盘接受；另一方面，为人民提供广泛获取信息和观点的权利。第一种模式有时也被称作“企业自由意志主义”，它获得了胜利；第二种模式却被抛弃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比其他国家少得多。这便涉及到你提出的问题——另一种替代模式是公众对媒体提供支持，使后者能提供最广泛的信息和分析。我认为，在有效的民主制度中，这样的媒体模式具有核心重要性。

李承润：在没有现成商业模式的情况下，Buzzfeed和Vice等新媒体开创了所谓的“原生广告”模式，这种形式的网络广告旨在让消费者相信，他们阅读的编辑部的“评论文章”而不是收费的广告。基本上，这种形式的广告可以被归为“软文”一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卫报》这样进步的报纸也会挂出由高盛银行赞助的内容。您对原生广告有何看法？

乔姆斯基：（原生广告）这种形式使现有问题加剧恶化，而这个严重的问题其实原本不应该存在。报刊对广告商的依赖性塑造、控制、甚至在本质上决定了最终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什么内容。我们在《制造共识》这本书里写过，这是一种“过滤器”。回顾过去，你会发现自由媒体这个概念因媒体对广告商的依赖而从根本上变得扭曲了。你想想商业媒体的本质是什么，不管怎样，这毕竟是一桩生意。一间公司总要为市场生产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大型企业。市场便是由其他企业构成的广告客户群。生产者提供给市场的产品便是读者（或观众），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模式就是大企业将读者提供给其他企业。其实按照常理你就可以判断，这种模式明显塑造着新闻的性质；要是你认真研究它，能进一步证实这种观点。所以你现在所讲的东西原本就不该存在，然而它现在却变本加厉了。

李承润：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做过一项研究，测试读者能否辨别阅读内容是广告还是文章。让我吃惊的是，60%的读者没有发现他们阅读的其实是广告。

乔姆斯基：一向如此。从媒体产品——无论是新闻还是评论——的性质中，我们能明显看出媒体对广告商的依赖以及公关公司对媒体的影响。这种影响是肯定存在的，这就是市场。

李承润：最近，《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了斯诺登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监控措施的揭露。这样的报道无疑伤害了主导政府和私营部门的“精英利益”。这起案例是否削弱了您提出的“政治宣传模式”的说服力，抑或这只是个例外？

乔姆斯基：关于“政治宣传模式”，我们曾明确解释过，那只是我们对媒体运作方式的首次估量，已经相当接近本质。我们也提到，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事实上，如果你再翻翻《制造同意》这本书，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实际上是在为媒体辩护，针对的是“自由之家”等所谓民权组织对媒体的批评。批评者严厉地指责媒体破坏了政府政策，实际上就是将媒体人等同于叛徒，我们是在捍卫媒体报道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我们本应知道，它们相当的专业。

媒体不喜欢我们的辩护，因为我们说，对北越“春节攻势”进行报道的记者非常诚实、勇敢、精确、专业，但他们的工作是在政治宣传体系默许的框架内进行的，记者们对此是无意识的。政治宣传系统提出的口径是：“我们在越南的行动明显是正确且正义的”，它默默地支持着美国的教化体系。但另一方面，它也拆了政府的台，暴露出政府某些说法中的谬误。以水门事件的曝光，或商业腐败的曝光来说。曝光商业腐败，最佳的信息来源是商务人士。媒体对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曝光，商界愿意接受对腐败的曝光。当政府对个人生活和商业活动进行过多干预时，商界不高兴，他们很愿意接受对政府的曝光，因为他们不想国家过于强大、干涉面过宽。这不是批评《卫报》和《华邮》曝光斯诺登和格林沃尔德提供的材料——媒体当然应该这样做，他们是专业记者。各方面的因素有很多，我们挑选出其中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但无法做到非常全面，事实上，我们给出了反例。

李承润：那您是否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斯诺登是一个反例？

乔姆斯基：它不是反例，它只是展示出，还有其他因素。 除了主要因素，还有我们讨论过的次要因素，比如职业素质和职业操守。

李承润：您认为群众募资是否有助于使新闻更加独立？

乔姆斯基：凡是能增加媒体种类和范围的措施都是有益的，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一般性原则。当然，与所有方法一样，这种方法也有它自己的问题。不存在一种毫无问题的理想模式，但一般来说，可供选择的范围更宽、种类更多，对我们更有好处。

李承润：我能问问您对《查理周刊》有何看法？您怎样看待这种“不管怎样都要言论自由”的原则？

乔姆斯基：我认为我们应该大力支持言论自由。我认为，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美国做得非常好、比英国做得更好的事。但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不负责任。因此，比方说我赞成言论自由，如果有人决定在纽约时报广场竖个大广告牌，上面为纳粹用毒气室屠杀犹太人的行径唱赞歌，即使我不赞同其内容，我也不认为国家应该出面叫停这个广告。

李承润：关于发生在《查理周刊》编辑部的事件，你觉得漫画家是否缺乏责任感？

乔姆斯基：是的，我认为这群漫画家就像被宠坏的青少年，但这并不是说杀人者就有道理。新闻报道里常常出现这样的事，我都是这个态度。我认为媒体常常是相当不负责任的。例如，美国和英国新闻界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而那是本世纪最严重的罪行，美英媒体不负责任的程度远超《查理周刊》。这场战争导致了伊拉克国家破碎，整个地区被宗派冲突撕成碎片。这是一桩非常严重的罪行。根据国际法，侵略别国是最严重的国际犯罪。新闻界对侵略战争的支持，是极不负责任的，但我不认为媒体应该因此而被关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