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帅:布鲁塞尔硝烟散去,三问欧洲何去何从

来源:观察者网

2016-03-24 09:21

秦帅

秦帅作者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政治学博士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应该在3月24日早上乘坐地铁,经过欧盟总部,转车到机场,然后办理登机手续。

这个世界的残酷就在于,没有如果。比利时当地时间3月22日早上7点50分和9点11分,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分别发生恐怖袭击,整个比利时都陷入恐慌和悲痛。首相主持工作,公布嫌疑人照片,国王鼓舞民众,逐步恢复公交、地铁,全国降半旗,市中心自发进行默哀活动,一切显得井井有条。可是悲痛过后,比利时乃至全欧洲应该做些什么?是不是应该适当的反思一些什么呢?

当地时间下午3点40分,北京时间23日晚上10点40分,在布鲁塞尔市中心大广场,世界文化遗产市政厅降下半旗,为此次恐袭默哀。

当地时间下午3点,北京时间23日晚上10点,在布鲁塞尔市中心德·布鲁盖(De Brouckere)皇家铸币局剧院门口聚会举行悼念活动。比利时国旗边上的红底白字写着unis contre la haine,中文翻译为“团结战胜仇恨”。

一问布鲁塞尔:为什么是布鲁塞尔?

包括观察者网在内的多家媒体在多篇文章中都给过很多种解释。总结起来原因有三:

一是布鲁塞尔地处欧洲文化熔炉中心,各种文明交错碰撞。系统运转正常时,多元文化可以促进社会发展,可现实是系统常常负载,产生出了莫伦比克这个欧洲恐怖主义和圣战者的大本营。据BBC统计,每百万人中,有40个比利时人作为圣战者加入ISIS,远远多于法国的17人、荷兰的15人、英国的10人和德国的8人。其中莫伦比克“功不可没”。

二是布鲁塞尔公共安全设施落后,制度反应能力差,反恐能力不足。

三是情报部门效率低下和国际合作不足。巴黎恐袭后,法国情报系统的低效和无能已为世人所知,然而莫伦比克突击中抓获头号嫌疑人的情报居然来自法国。此前,两国媒体早就深度批判过各自的情报系统,包括不信任阿拉伯裔,致使缺少穆斯林情报分析员;对恐怖组织的渗透和高危人群监控不足等。

我们将问题继续引申:从去年夏天欧洲“大力神号”列车恐袭未遂事件来说,犯罪嫌疑人从哪搞到一只突击步枪、八个弹夹?如果是地下黑市走私,从哪运来?海关、警察为什么追查不到源头?为什么至今火车站依然没有任何安检程序?

再回想巴黎恐袭的规模,至少募集多少人、动用多少资金、调用多少资源?枪支、子弹、炸药从哪买,在哪造,培训和维护要参与多少人?当局之前没有察觉到这么系统的工作就算了,在经过一次系统的袭击之后,按说应该有了反恐工作的目标或者大致方向了吧?为什么同一拨人,换了个地方,用同样的炸弹袭击了布鲁塞尔?而此次第一次袭击之后,为什么官方没有及时疏散人口密集区域,例如地铁干线1/5号线,使得第二次袭击显得如此从容?当局在启动四级反恐预警之后,为什么只抽调了47000现役士兵中的220人进驻首都?平时不都抱怨警力不足吗?

总结上述疑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布鲁塞尔遇袭是情理之中,但是意料之外。说情理之中是因为布鲁塞尔价值高、安保差,人们忧患意识不足。说是意料之外,是因为此次恐袭的社会影响力和破坏性远远大于巴黎:机场、车站6万人滞留,全市公交停运,人们甚至不得不从地下走几公里才回到家,当天全市大疏散,城市瘫痪。

当地时间下午3点15分,北京时间23日晚上10点15分,在布鲁塞尔市中心德·布鲁盖(De Brouckere)皇家铸币局剧院的小广场上,地面人们用粉笔写满了寄语,各种蜡烛摆在上面,成为了一个临时的悼念场所。

二问欧盟:为什么还不修改现行的移民政策?

在大多数人眼中,对行政系统的指责或许只是对表面问题的攻击,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比利时现有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无法承受如此规模巨大的难民涌入,从而造成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

传统上来讲,比利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北部法兰德斯区行政区与弗莱芒语区高度重合,近似荷兰语的文化环境,加上良好的工业基础,使得这个地方成为类似荷兰、以高新技术开发、制造业为主导的区域;南部瓦隆区与法语区高度重合,社会风气与法国近似,形成以农业、医药产业为主导的区域。

在和平时期,各地区各政党间的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甚至联手创造了589天无法选出中央政府的历史记录,于是当进入反恐的关键时期,比利时中央政府有多大能力人们也不应抱太大希望。

同时,南北移民政策差异极大,掌握荷兰语、法语成为入籍的先决条件,但是大多数来自刚果、叙利亚的移民本身就是法语的使用者,融入北部几乎不可能,融入南部变得特别轻松。于是南部地区,特别是布鲁塞尔首都地区变得人满为患,加之穆斯林文化的影响,使得新移民和原住民变得格格不入。

Melonbeek原本是意大利人聚居区,后来演变成为黑人和穆斯林聚集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Louise大街和西南部的安德莱赫特区。可要知道华人从百年前就开始移民,但布鲁塞尔都没有一条唐人街。这些聚居区内逐步挤出非清真食品,Kebab数量超过Quick加麦当劳,成为布鲁塞尔第一快餐。甚至出现拆除天主教堂兴建起清真寺的新闻。

和其他欧洲地区一样,这些新移民拒绝接受当地的传统文化,让一个个聚居区成为单纯的社区搬迁。性别歧视、高失业率、低学历、低收入让这些移民和他们的二代开始极端化,成为拿着欧洲绿卡的恐怖分子。

随着近年来更大规模的难民涌入,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低劳动生产率摊薄了人均资本占有率,生活水平的下降让排外情绪披上了种族、宗教、文明的外衣。新旧问题交错,表现出来就是穆斯林对西方文明的圣战。半个世纪前的劳资矛盾,宗教冲突最多算是社会问题,最多是高压水枪和橡皮子弹,但是现在已经上升成为种族、文明之间的战争,变成了涌入人群中,一个个装满钢钉的塑胶炸弹背心。

与此同时,通过正常渠道移民的人面临更严峻的问题。不少人硕博毕业,千辛万苦找份工作,然后三分之一拿去交税,同时抽签摇号拿绿卡。然后有一天来了位偷渡者,落地就死活不走,借口回国会遭受迫害。于是马上拿永居,吃低保。勤奋老实的人没身份,还得去养着无赖。这种逆向淘汰让多少技术移民和顶尖人才同欧洲失之交臂。所以,这次难民危机,欧洲在去年年中选择了“政治正确”,无歧视吸纳一切偷渡者,试图通过新增人口来解决生产不足、消费乏力、劳动力成本日益高涨的问题。但是,新移民技术水平低下,同时带来的文化冲突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那一点点经济效益。虽然从长期来看,引入移民会拯救日益老迈的欧洲,但是短期来说,尽快同土耳其、美国、俄罗斯达成协议,恢复叙利亚秩序,成为了欧洲移民、外交政策的唯一出路。

当地时间下午3点28分,北京时间23日晚上10点28分,在布鲁塞尔市中心大广场,布鲁塞尔市长伊万·马耶,刚刚从市政厅走出。

三问欧洲:自由主义、民主,西方传统的意识形态是不是一个历史偶然?

如果说上述那些问题还有答案的话,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现在政治学领域最具有争议的话题了。

随着《文明的冲突》滥觞,不同文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每一次重大国际局势变动的主题。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这个问题抛给欧洲,应该是伴随着未来欧洲各地一次次的恐怖袭击:近代三百年间产生的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价值观是否只是人类历史上的过眼云烟?随着安全问题的严峻、经济形式的恶化,宗教、族群冲突愈演愈烈,人类会不会主动抛弃自由主义价值观,走上秩序主义的自我奴役?

我们重新思索一下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的源头,发现无论是谁,受了什么样的蛊惑,其实都是极端贫困状态下对生活的一种抗争,抗争的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分工和贫困。为什么一个来自叙利亚的水管工一小时只有2.5欧元,而一个比利时本土工人忙碌一小时却要收我60欧元?同样一个小时,两个人本质上对我来讲有什么差别?为什么30欧元剪一次头发,却还不如中国随便一家小店洗剪吹不到3欧元?

从一个国家的社会基层固化转移为国际秩序的地位固化,一边号称要放弃血缘关系,以契约来约束平等主体,却在地球这个层面用国籍牢牢锁死他人的上升。多少次,我看到布鲁塞尔路边坐满了乞丐的同时,下一个路口就是垃圾桶里过期半天的面包,对面就是世界最顶级的手工巧克力和焦糖饼干。奢侈创造财富的前提应该是奢侈品会给劳动者更愉悦的身心,而不以腐蚀人类的斗志为前提进行享受。

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讲,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到现在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主义主导世界财富创造体系,就像一个同心圆,是一个由内而外压迫与征服的过程。韦伯将200年前新教国家的工业化,当做虚无主义的一种偶然。到现在,当同心圆中心失去了其创业时的活力,与锐意进取的精神,或许需要人类需要一种崭新的国际体系和社会制度。

上帝死了,但是还没人找到太阳。

当地时间下午3点38分,北京时间23日晚上10点38分,在布鲁塞尔市中心大广场,几乎空无一人的大广场。最右边门口上方有只天鹅的酒吧叫做“天鹅咖啡馆”,马克思在这里写出《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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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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