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群朝阳】

《人民的名义》也是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这部剧的精彩，正在于它也和好莱坞大片一样，讲述两个孤胆英（奸）雄的故事：侯亮平从北京空降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孤身一人，开启反腐的光荣之路；而祁同伟曾孤身犯险，英勇缉毒，却最终走上官场贪腐的堕落之路。但有意思的是，有些观众对反面英雄祁同伟似乎更有兴趣。为什么？已经有人从阶层固化的角度做出了分析，我们不妨从“英雄”与“人民”的角度再略作一点分析。

“孤胆英雄”祁同伟

祁同伟出身穷苦农村，上大学都买不起鞋，却一直野心勃勃地追求“进步”。他一毕业就被“流放”到乡镇司法所，而孤鹰岭事件则成了他人生的分水岭。

那时，青年祁同伟为求前程而加入缉毒工作，孤身探入制毒村侦查，被毒贩追杀，身中三枪，他靠一首儿歌《一分钱》的指引，在孤鹰岭深处找到一户清白人家，这户人家在危难时刻掩护了他。经此一事，祁同伟被官方选定为缉毒英雄。

祁同伟本以为，成了缉毒英雄，就能和真爱陈阳团聚，但却因权力的刻意阻挠，而未能如愿。终于他“领悟”到，“英雄在权力面前是工具”。孤鹰岭事件使祁同伟成为“英雄”——为个人命运拼搏的孤胆英雄，但同时也使他认清英雄的力量是如此无力。

倘若果真如此，祁同伟为什么在“末路”时分偏要回到孤鹰岭？

祁同伟这样回忆孤鹰岭中被人救助的经历：“全世界无产者凭《国际歌》找同志，他凭这首儿歌在危难时找到了人民群众”（小说版本）；“人民是天，人民是地”（电视剧版本）。换言之，在那个四面楚歌的险境中，他第一次发现了“人民”。

人民的力量成就了他最开始的“光荣和荣耀”，向他显示出，个人奋斗，或者说个人的自我实现可以和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孤立无援的英雄可以获得人民力量的救济。于是，孤胆英雄在那一刻，终于意识到英雄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也正是在那一瞬间，“个人英雄”某种程度上升华成了“人民英雄”。那或许是祁同伟唯一一次意识到他的英雄般的抱负和事业与人民的真实联系。

然而，由于“权力的小小的任性”，使祁同伟屈从了冷酷的现实，他最终逐渐地从英雄蜕变为奸雄，使英雄成就为英雄、并内在于这种英雄的光荣的人民性，也逐渐地消逝，于是，“人民英雄”分裂为“英雄”与“人民”的对立。祁同伟最终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回到孤鹰岭，就是回到他“光荣和荣耀”开始的地方，是回到“英雄”生成的那个瞬间，也就是回到“英雄”与“人民”结合的那个瞬间。而祁同伟的自杀，既是个人主义英雄行为的最后一搏，也是向“人民”的赎罪。

纵观祁同伟这个孤胆英雄覆灭的故事，会发现他与“人民”之间始终发生着紧张而密切的关系。他出身底层，在现实的逻辑限定下奋力前行，他的个人奋斗始终携带着底层人民的印记。

他的人生奋斗史始终交织着现实的张力关系，无论是他的英雄光荣，还是他的奸雄罪恶，都始终与他的底层人民身份不可分离。因此，对于现实中的广大观众来说，祁同伟更令人理解，也更令人惋惜。

“人民英雄”侯亮平

侯亮平是这部剧真正的英雄，他的英雄风范在于他以“人民的名义”英勇反腐。在他身上，集结了毛泽东所说的“猴气”与“虎气”。不过，如果从“英雄”的角度来说，侯亮平这个人物形象又似乎有些模糊和抽象。

首先，相比于祁同伟，侯亮平的身世非常模糊，我们只知道他是汉东大学政法系毕业，师从高育良，即后来的汉东省政法委书记。

至于他的出身是城市还是农村，父母职业或者阶层是什么，他的人生有没有类似祁同伟那样的遭遇，他与官至副局级的妻子钟小艾是如何相识相爱，都非常模糊不清；相反，这些类似细节却构成了我们理解祁同伟的关键。可以说，侯亮平是一个没有前史的英雄。

作者周梅森自言，刻意抹掉侯亮平的出身，为的是塑造一个象征性的英雄。前史模糊的侯亮平，更容易被抽象和象征，更容易被想象为与党和人民同一。但正是这一点，成为《人民的名义》这部剧的短板。何以反面英雄祁同伟被刻画地如此具体可感，而一个正面英雄侯亮平却这样抽象模糊呢？

如果我们回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那些杰出作品，例如《创业史》的梁生宝或者《红旗谱》的朱老忠，他们都有清晰可辨的前史，但同时他们也具体可感地代表、象征党和人民。

前史是理解一个人物的关键，正如前史是理解历史现状的关键。如果不能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清晰论述，我们就不能正当地叙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如果不能够对一个“人民英雄”的前史进行清晰叙述，我们就不能文学性地把握住这个英雄的代表性与象征性。

其次，如果说侯亮平是“人民英雄”，确实有些勉强，因为侯亮平与之打交道的，基本都是党政干部，并没有与人民群众发生直接关系。

只有两次勉强算是有关系：第一次，侯亮平身在北京，通过网络的现场直播，直击大风厂事件的前前后后；第二次，检察院的清洁女工给停职检查的侯亮平隔着门偷偷塞信，支持他英勇反腐。大风厂工人和作为“朝阳群众”的清洁女工，可以说是“人民”了，然而，极有意味的是，侯亮平与他们没有直接互动，他们之间仿佛总是隔着一堵墙。

倒是祁同伟，却是时常与人民群众发生关系：他出身贫苦农村，与乡亲始终保持密切关系；缉毒犯险，被人民群众直接救助；身为公安厅长，他赶赴大风厂，应付工人闹事。如果说祁同伟是从人民群众中走出的叛徒，那么侯亮平却是从中央空降地方的外来客，与人民群众缺乏实质联系。

我们不禁要问一问，这位没有前史的英雄，何以能够如此英勇、如此坚定不移地反腐？祁同伟和侯亮平同为政法大学的同学，并先后进入党政机关，接受党的教育，为什么祁同伟没有坚守信念，而侯亮平却做到了？或者说，为什么不是出身穷苦农村、前史坎坷的祁同伟坚守了信念？

如果从中国现代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常规出发来看，如果祁同伟成为“人民英雄”，反而是更可以理解的。祁同伟出身贫寒，生死存亡之际被人民群众救助，他回过头来反哺人民，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本更倾向于给出的故事。

但是，在处于市场经济中的当代，这个故事被逆转了，来自人民群众中的“英雄”反倒更容易腐化，走向对立于“人民”的覆灭之路。这种奇怪的反转，对于深谙主旋律创作的周梅森来说，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英雄”与“人民”

《人民的名义》中，侯亮平初到汉东，与祁同伟、高小琴第一次交锋，祁同伟主动提出了“秦皇汉武”的问题：历史到底是人民创造的，还是英雄创造的？祁同伟说：“中国几千年历史，就是由英雄创造的，唐宗宋祖，秦皇汉武，顶多再加上个成吉思汗，对不对？老百姓在哪？几千年了，谁知道老百姓在什么地方？”

推古及今，祁同伟也许还有这样的追问：“如今中国的改革伟业，又是谁缔造的？”只见侯亮平略一沉吟，机智地回答：“我就是老百姓啊，我不就在这吗？”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问题，曾经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中数度引发争议。毛泽东早就宣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论断在“文革”期间，极端化为“奴隶创造历史”与“英雄创造历史”的对立。

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开始指出，“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人民”与“人人”、“所有的人”，当然并不一致，譬如说，“人民”就不会包含“所有的人”中的剥削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英雄。重要的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条，也是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允诺。

祁同伟这番台词的设置，是在向我们暗示，他的“英雄”抱负及其覆灭，是与他的历史观密切相关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祁同伟的“英雄事业”是背弃人民的事业，他不只是违法，作为共产党员，他也背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和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允诺。但无论如何，祁同伟这个人物让我们看到“人民”的身影，我们能够看到他所站立的大地，看到他所置身于其中的“人民”，他是在与“人民”的搏斗中背弃了“人民”、因而必将覆灭的一个“英雄”。

另一边，侯亮平虽自我认同为老百姓、认同为人民群众，但他作为英雄所体现的“人民性”却模糊而抽象。作为一部重申中国共产党信仰的主旋律大剧，侯亮平的英雄形象不该是好莱坞式的孤胆英雄，二者应有区别，因为侯亮平不只是英雄，还是人民英雄，他是在以“人民的名义”反腐。

侯亮平这一“人民英雄”的模糊和抽象，在于缺乏对于他作为“人民”的那一面的具体刻画。归根到底，“人民英雄”的模糊，在于剧中对“人民”的表现是模糊的，“人民英雄”的抽象，在于剧中对“人民”的表现是抽象的。

在剧中，“人民”的集中出场，只有一处，那就是大风厂的工人，但他们也只是作为被动的客体被叙述。唯有真正地去刻画人民的主动性，刻画人民与英雄的真正互动，正如我们具体细致地刻画祁同伟与人民群众的互动，侯亮平这个“人民英雄”的形象才能更真实、更丰满，才能够使一些同情祁同伟的观众，转而喜爱侯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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