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夏仁巍】

7月7日，参加G20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强调，中英双方必须 “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有鉴于此前两国外交部门就《中英联合声明》针锋相对的表态，此处的“异”所指何物不言而喻。

习主席此番表态可以说一语中的。英国作为前超级大国，实力自1914年达到巅峰以来，在整个20世纪持续衰落，不但丢掉了帝国也丧失了世界主导地位，然而却未能在国际舞台上找到适合自己的新角色。2015年，英国一改长期“向后看”的外交政策，前瞻性地确立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大方向。然而不出所料，英国刚迈出一步很快又退了回去。为避免21世纪成为英国茫然不知所从的一百年，英国必须回到中国身边。

对英国而言，20世纪是一部庞大而痛苦的衰落史。世纪初的英国还是全球性超级大国，拥有最辽阔的帝国，英镑是国际贸易的主流货币；而世纪末的英国，已经只是欧洲海岸线以外的小岛了。

1914年到1945年这段时期标志着英国的衰落。其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头号超级大国，美元逆袭英镑成为主流货币。债台高筑的英国光在二战期间就欠下了210亿英镑债务。不过，当时的英国在国际社会仍然拥有深远的影响力，1945年的英帝国仍统治着全球20%的人口。当然，随着超级大国地位不保，英帝国很快走向了崩解。

1947年的印度独立标志着英帝国崩解的开端，印度不但是英国最大的殖民地，更被称为“英王王冠上最明亮的宝石”。在遭受如此巨大的损失之后，民族自决的洪流再无可阻挡，于五十年代横扫南方国家，殖民地接连不断地宣告解放。去殖民化进程终于在1984年以《中英联合声明》划上句号，耗时数百年建立起来的大英帝国在37年内土崩瓦解，只剩下几个边缘小岛。

至此，丢失帝国的英国不得不在全球政治中寻找新位置，然而这个角色从未真正确定下来。历届英国政府都没能展现创造力和前瞻性，反而不断退回早已过时的思维范式。

英国先是力图通过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维持自身超级大国地位，在某些情况下这也不失为聪明之举，比如1962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和美国总统肯尼迪达成《拿骚协定》，为英国争取来可携带核弹头的北极星导弹。但总体而言，英美之间所谓的“特殊关系”只不过是表面文章，比如1983年美国在未征询英国意见的情况下，便对英联邦国家格林纳达悍然入侵。其实，“特殊关系”主要还是英国自欺欺人的说法，它以为这样便能保住世界强国的地位，像百年前那样“称霸海洋”。这显然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对英国来说，抛开冠冕堂皇的“特殊关系”，努力成为领导欧洲的强国才更顺应后帝国时代的历史规律。本来，此举可保英国世界地位数十年内无虞。当时，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经济规模庞大，增长迅速，可惜英国领导人无法接受这套新逻辑。出于惯性，他们仍然把英国看作超级大国，对旧日帝国抱残守缺，从未摆正自身作为欧洲强国的位置。

英国受累于几百年沉淀下来的岛国心态，无法正确认识欧洲大陆。早在1951年，西德和法国便主导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打下泛欧洲联盟的基础，但直到1973年姗姗来迟的英国才加入欧洲共同体，此后也反复对欧洲身份表现出纠结的心态。

撒切尔担任英国首相期间，对欧洲的态度尤其强硬，导致英国被看作欧共体里的“老鼠屎”，削弱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如果英国能早些在欧洲发挥正面作用，或更积极承担欧共体义务，或许今天能扮演类似于法国、德国的角色。英国既然无法抛弃旧的思维模式，那么自然永远难以成为欧洲的领头羊。

因此到了1990年，英国几乎丧失了从前获取权力的所有手段。帝国一去不返，经济江河日下，而伤害英国最深的还是45年无法找到新定位的迷茫。整个20世纪，英国仿佛一名被抛弃的妇人，迫不及待想另寻新欢，却总割舍不下心头旧爱。

2014到2016年之间，英国衰落速度之快无以复加。首先，“联合王国”几乎被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拆散；2016年的脱欧公投则是英国长期衰朽的结果。先后丧失了超级大国地位、帝国疆域和“特殊关系”，英国决定放弃在欧洲占据的一席之地。脱欧标志着英国衰落这部大戏迎来了灾难性的最终章，堵死了进步的通道。更可怕的是，许多支持脱欧的公共舆论显示，即使经历了失魂落魄的20世纪，英国还没摆脱陈旧的思维范式。脱欧者“夺回主权”的言论仿佛带人回到了英国称霸海洋的19世纪。因此，英国目前仍处于持续百年的身份认同与国家方向双重危机当中。美国前国务卿迪恩·艾奇逊曾于1962年说，“失去帝国的大不列颠尚未找到新的角色。”此番评价今天听来更显得是真知灼见。

不过在脱欧之前，2015年英国曾迎来一段短暂的窗口期。时任英国首相的卡梅伦和财相奥斯本逆转英国百年来的外交逻辑，在接触欧洲之外更出人意料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乔治·奥斯本在讲话中提出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并准备在2025年之前将中国提升为英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突然之间，英国领导人开始以创造性思维定位英国的全球角色。英国之所以想推行“中欧两手抓”的政策，是因为欧洲虽是英国头号贸易伙伴，但过去十年里欧盟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反观中国则在至少保持着7%以上的增速，未来很快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卡梅伦和奥斯本没有退回陈腐的旧范式，而是锐意开辟新路线，可谓开窍恨晚！

英国本应严肃思考自己未来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然而可惜的是，它又一次落入了旧思维的窠臼。脱欧派获胜后，特雷莎·梅取代卡梅伦和奥斯本掌权，英国又一次对全球定位采取狭隘、倒退的视角。

脱欧之后英国两大潜在自由贸易伙伴浮出水面。第一个是澳大利亚，可以说是对梅首相“全球英国”绝佳的讽刺，毕竟这块前殖民地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只排第13位。另一个选项更加糟糕，那就是美国，它似乎成了后脱欧时代英国最大的希望。这无疑是朝着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倒退。特雷莎·梅不久前在讲话中老调重弹，再次提及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总结下来就是，一个缺乏民主授权的领导人，暴露了她无比空洞的英式思维。

如前所述，即使在英美“特殊关系”最受重视的年代，它也不过是英国自欺欺人的幌子，只能用来逃避国力衰弱的现实。更何况，与英国确立“特殊关系”的50年之后，今天的美国也经历着严重的政治衰朽，如今特朗普上台，连美国自己的自由民主体制都受到了威胁。现在选择朝美国靠拢，绝不是个明智的主意。

更糟糕的是，尽管与中国共建“黄金时代”是英国脱欧后的最佳出路，英国方面却显得比较冷淡。这种冷淡从此前特雷莎·梅对欣克利角核电项目的态度中就可见一斑。她先是因为怀疑中方投资可能有国家安全隐患而暂停了项目建设，恰巧呼应着英国社会上泛起的某些“黄祸论”沉渣，与前任财相奥斯本的远见形成鲜明对比。

此后，英国又妄言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政策已经失效，导致中英两国关系吃紧。习近平主席“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提法完全正确，双方必须搁置意见分歧。对英国来说，香港无足轻重，绝不可任凭它给英国通往未来之路添堵。更吊诡的是，英国居然批评中国不让香港实行“民主选举”，这是怎样的历史健忘症？英国殖民统治香港的155年里，28任港督全部由6000英里外的伦敦直接任命，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民主？

英国还指责中国违反人权，再次暴露了自己的历史健忘症。整个20世纪，英国以英美之间“特殊关系”为豪，然而美国长期资助沙特等专制政权，推翻智利的阿连德、伊朗的摩萨台等民选政府，近年来又爆出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丑闻。与之为伍反映出英国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

英国再这么自以为是下去真的不行了。特雷莎·梅——最好是科尔宾——政府必须发挥创造性思维，为英国打造21世纪的新角色。英国不能再回到老路上去，而要努力朝亚洲和中国靠拢，把目光投在高速增长的国家，千万不要在旧世界固步自封。英国最好能成为通往亚洲和中国的贸易门户，这将大大缓解后脱欧时代的艰难处境。而要达成这一点，英国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和定位。这是英国早就应该完成的功课，却从1914年起一直拖到现在。

向亚洲和中国靠拢是使英国重新伟大的最佳选择：英国必须发挥能力，塑造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独特的先锋角色。否则，如果英国无法对自己的身份和未来进行创造性思考，将面临同样茫然的21世纪。

（作者赐稿，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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