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青年观察者凌子奇】对许多西方自由派人士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很肮脏的字眼。不难理解，这种对“民族主义”的厌恶与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毒气室是脱不了干系的。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独裁者如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等人皆因各自国内的民族主义高涨而得势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回首那个时代，纳粹分子在集会上高喊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正是这狂热的场景体现出了民族主义的本质特点。或者可以这样理解，“民族主义”是一种对异族充满排斥和仇恨的观念，具有这一观念的人对“民族”的理解带有某种原始返祖（atavistic）倾向和种族主义色彩。然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经验表明，民族主义是反民主的，而且恰恰是法西斯独裁政府从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大大获益了。

以研究民族主义闻名的印度学者帕尔塔·查特基（Partha Chatterjee）认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狭隘的、令人厌恶的而且极具破坏性。民族主义并非来自理性或自由，相反，它是狂热的浪漫主义和政治弥赛亚主义的产物，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人类因之失去自由”。简而言之，民族主义是一股不得人心的力量。

2016年，右翼民粹主义浪潮横扫欧洲和北美，民族主义似乎又重新抬头。虽然我们不应夸张地将其与20世纪30年代那种情况做比较，但这些运动确实使民主受到了威胁。特朗普的美国危及到基本的新闻自由并加剧了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不信任。而对于土耳其来说，埃尔多安的民族主义政治旨在终结世俗主义，并监禁了成千上万名记者。这场右翼民族主义思潮的复兴已经扩散到美国、英国、俄罗斯、土耳其、波兰和匈牙利等国。这些运动宣扬种族主义和激进的排外思想，这一切似乎都在证明——西方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深层恐惧并非毫无理由。

然而，这种恐惧感还是略微有些无的放矢，实际上民族主义的本质并不是破坏性的、可恶的教条。当然，极右翼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确被证明是非常负面的，这种反动意识形态以带有种族偏见的落后理念看待国家问题。但这只是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小分支。而导致大家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变得如此狭隘的一大原因，就是许多西方自由派人士内心根深蒂固的以西方为中心看待世界的方式。西方自由派人士选择了20世纪30年代那段历史以及犹太人遭到大规模屠杀这一事件作为定义“民族主义”的基本历史参照。而事实上，在定义“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时，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后殖民时代（post-colonial）的历史经验上。

20世纪的一条主线是第三世界从数百年的西方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而这些国家独立后的经验表明，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股非常积极的力量。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所形成的对比表明——民族主义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它是将社会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

与许多其他前殖民地类似，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在独立后面临着看似无法逾越的障碍：它们实际上此前都不是国家。事实上，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是被西方殖民者创造出来的政治实体（political unit）。而且，这两个国家自身内部也有很大的差异性。独立前，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拥有数千种语言和三百个民族的群岛，而尼日利亚则被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所分裂，同时尼日利亚也有数千种语言。因此，两国政治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一群从未曾认为自己是“尼日利亚人”或“印度尼西亚人”的民众之中，建立起一个高度多样化的统一国家，这也意味着民族认同的建设（nation-building）是非常必需的。

印度尼西亚在这一方面比尼日利亚做得更加成功。苏加诺等民族主义领导人非常有效地勾勒出了把印度尼西亚建设成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方案，形成了以教育为基础，以统一的意识形态为支撑的文化融合策略。归功于这一民族主义政策，印度尼西亚的GDP年均增长率多年维持在高位。相比之下，尼日利亚的国家建设却有些失败。尼日利亚没有出现强有力的独立运动，没能弥合国内的民族和宗教分歧，最终导致了尼日利亚内战。种族冲突今天依然困扰着这个国家，并迫使尼日利亚采取了一个奇怪的政治制度：总统在伊博（东南）、约鲁巴（西南）和豪萨（北）三个主要民族地区之间不断迁移办公，以防止地区冲突重新出现。战争和政治不稳定主要还是源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nation-building）的失败。

在西方，人们常常忘记民族主义对任何社会的运作都是至关重要的。如印尼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民族主义或许是能够超越阶级、宗教和种族的唯一政治力量。

此外，民族主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进步的。正如前文所述，目前正在西方世界复苏的危险的“民族主义”只是民族主义的一个分支。然而，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更为常见。这个更温和的分支不会以建设单一民族国家为目标，它通常是宽容的、进步的。

在公民民族主义方面，印度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与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类似，印度主要是由独立后许多不同民族组成的政治实体。因此，为了避免尼日利亚式的混乱，印度民族主义需要宽容并接受多样性，印度在这方面取得了广泛的成功。正如著名的印度政治家、作家沙斯·塔鲁尔（Shashi Tharoor）所描述的那样，“印度是一片海纳百川的土地，一个可以接受种姓、信仰、肤色、信念、文化、食物、服装和习惯等各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但同时它仍然由一个共识所凝聚，而这个共识就是民主的思想”。这种宽容、进步的民族认同证明了民族主义决不是只有仇恨和互相排斥。

当然，上述这些还不能抵消狭隘民族主义给人们带来的恐惧。然而，在这个全球政治焦点越来越远离西方的世界里，依然忽视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特点是愚蠢的做法。事实上，如果西方自由主义者更加注意研究第三世界的情况，那么他们就不会那么害怕民族主义。正确利用民族主义，可以使之成为一股深刻而积极的政治力量。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体现民族主义正面意义的最佳例证。然而在19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情况却并非如此。此后中国领导人孙中山为了推翻满清统治，提出了一个略为狭隘的汉民族主义口号。而随着辛亥革命完成，对中国的身份认同从汉族扩大到该国大部分少数民族，这种转变代表着宽容和进步。

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显著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从民族主义中寻找原因。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两个主要方面：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以及儒家思想。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拥有独特而漫长的历史。因此，“中国”的存在要远远早于其获得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儒家思想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对中国的国家治理来说一直是个关键因素。依循儒家政治思想，中国政府的治理要始终以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国家统一为重心。中国政治思想当中这种对社会稳定的特别重视有效地防止了各种混乱的发生。不仅如此，中国民族主义上面的两个要素为中国现代政权提供了深刻而持久的执政合法性来源。甚至可以说，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思路也是基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儒家政治思想对稳定与统一的特别重视。

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是政治的稳定器，它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悠久历史文化深厚力量的表达途径，而民族主义在这一方面的功用却经常受到忽视。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世界里，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似乎越来越不受重视。这个世界对于能够自由跨越国境的精英群体来说真是再好不过的一个星球。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种精英体验还是显得过于遥远。更重要的是，各国文化的独特性是人类财富的一部分。民族主义也许是保持这种美好差异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它能帮我们防止出现一个破碎而平淡的未来。

（本文为夏仁巍赐稿，原文为英文，青年观察者凌子奇翻译，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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