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顾全球时局，这边不列颠脱欧，民粹主义取胜；大西洋那一边美国大选，共和党人基本出局。可以说，“左派”、“右派”界限不再；“保守”、“自由”之分无存。自今以始，政治战场成为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角斗场；自今以始，政治角逐的双方要么严守“国界”——重振吾大美利坚、“这一片神赐的圣土、这一个英格兰”（《理查二世》），要么青睐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主义。

好吧，以上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性。但这种分野有巨大漏洞——我们似乎太相信这些精英人士（具有话语权的那些人）真的是“世界主义者”了。真正的世界主义者要能坦然面对巨大差异，要能接受截然不同的生活。正因此，纯粹的世界主义者寥寥无几。

某位古罗马戏剧家可谓世界主义的开山鼻祖，他曾写道：“他人之事皆吾事。”从此，“世界主义”这一概念便被赋予无限可能，可以套用在很多情况下。

西方的“世界主义者”大多可以被归为精英阶层，他们撷取世界各地精粹，化多元为统一，打造了所谓“世界公民”的形象。

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是怎样的一个群体？

这些世界公民的民族各异，积极吸收异国美食这样看似有趣的文化元素，浅尝一些异域的思想文化作为装饰。但亦如在退欧投票中团结一致的英格兰康沃尔郡村民，这群世界公民有着不尽相同的理念与行为。他们世界观独特却大同小异，教育背景基本一致，价值观与理念相似。社会心理学家称他们为“怪人（原文WEIRD为英文“奇怪”之意——观察者网注）”，他们是西方人(Western)、受过良好教育(Educated)、来自工业化社会(Industrialized)、生活富裕(Rich)、并且笃信西式民主(Democratic)。当然，“局外人士”（新教徒，英格兰本土主义者）不免感到担忧、叹惋甚至鄙夷。世界主义者实际上也在寻找共同群体的安顿之所，但由于伦敦、巴黎、纽约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还有国际化大学）日益汇通，因此他们处处都能体会到家的归属感。

全球化的科技进步、交通的便捷有利于精英们结成自己的圈子。而昔日帝国时期，距离与隔阂让分布各地的精英们在互相遭遇后得以融合在一起。帝国时期不乏沙文主义者，也锻造无数世界主义者。或许他们其实是同一群人。

要戳破世界公民的幻象、纵身躲进他人的文化群体也并非不可能。但就我接触过的人来说，这些异端、孤僻人士最初却是天生的局外人。我接触过这么一位年轻的作家，他曾在亚非徒步旅行数年，却不写作品。还有这么一位双亲皆是福音教士的姑娘，生长在南亚，现居华盛顿。她计划全家搬往中东，华盛顿只不过是一个歇脚之地罢了。他们不追名逐利，也不是民粹主义者愤懑的那类“局内人”。

就说我吧，姑且曾算个“局内人”。11岁时，我的世界主义倾向达到巅峰。当时，我每周去五旬节教会礼拜，那儿交流都用多国语言；我参加中产阶级的社区的少年棒球协会；周末和一群老嬉皮士们共进养生餐；同时我还在圣公会教徒学校上学。

后来，我在全球化的大学上学，住在全球化都市，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们一同工作、旅游、社交。然而我却越来越体会不到那种纯粹的文化差异。

但这也没有什么错误之处。毕竟人类总是寻求一个群体的认同，人类很难时刻保持开放的心态。

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并不自知。在“英国脱欧派”、“川普信徒”和勒庞支持者的眼中，这些自诩为“世界主义”的人士实则自成一派。

他们眼中的多元，在局外人眼中则是精英主义。脱欧投票后，学者彼得曼德勒笔下的伦敦是“一个律师、记者、政论家和知识分子的阶级天堂。政治家、拥有巨额外国资助的巨腕集团也渐渐跻身高等阶层。”

那些主张开放国界的伦敦市民一边大赞阿富汗美食，却从来没在移民聚集的社区住过；那些标榜自由的美国公民一边叫嚣着终结白人霸权，却坚决不让自己的孩子去上种族混合学校。在外界眼中，他们高举多元文化的旗帜，却是叶公好龙的装腔作势。

世界主义者们看不到人类已经不再为种族和宗教所限制，民族国家在“局外人”看来也与过去的略有不同：民族国家不过是强大的精英群体为粉饰统治世界的野心借用的幌子罢了。

（青年观察者庄蕴菲译自7月2日《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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